卖空威胁与公司避税行为——基于融资融券交易的双重差分检验

以融资融券交易为对象,本文分析了卖空威胁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在探讨因果关系可识别性的基础上,通过控制自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开通融券交易带来的卖空威胁能够抑制管理者避税行为,这一抑制效果对管理者持股的公司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威胁对避税行为的抑制受公司外部环境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所处省份税收征管强度较低时,抑制作用更显著.后续证据显示,激进的避税行为确实能够吸引融券交易者的卖空兴趣,但并未作为融资交易者的决策依据,因而开通融资融券对管理者避税行为的抑制主要来自卖空威胁.最后,作为避税活动减少的后果,本文发现标的公司的信息不透明程度显著降低.     

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成效

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由此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创新成效"的研究路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滞后一期实质性创新,但对滞后一期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占用及其经济后果——基于融资工具的理论视角

现有关于A股市场股权质押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但言人人殊,且与海外市场的发现存在不一致.鉴于此,本文在无其它外部融资渠道的假设下,通过分析股权质押与内部占用两种融资方式的替代效应与潜在风险,提出了一个探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除兼容解释已有大部分实证发现之外,我们还证明:1)股权质押可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效率并降低其内部占用动机,从而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估值,增进投资者和社会整体的福利;2)随着质押比例的上升,控股股东的内部占用动机增强,致使公司估值下降,其行为也会随之改变;3)在此过程中,利率、质押率与市场估值的作用正负相异.拓展分析发现:4)股份减持是相对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传递的信号也最负面.总之,股权质押拓展了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并对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估值以及决策等产生了非线性非单调的影响;其中质押比例是关键,质押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

以2003～2017年A股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且质押比例越高,调整速度越快。在考虑内生性等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弱的融资约束以及低杠杆水平会显著增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完善股权质押借款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示。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基于非财务信息披露视角

股权质押是股东在保留表决权和决策权的同时将股份进行质押获得融资的一种方式.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质押、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后发现,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较低,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较高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前发出风险预警,缓解信息不对...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探索分析了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行为的影响关系.选取2003--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85笔大额且控制股东地位发生变更的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中以大额股权转让溢价衡量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平均达到10.66%;以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水平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与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存在统计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     

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基于实物期权的分析

通过把控股股东代理的影响内生到实物期权模型中,分析了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大了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并导致企业过早投资.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提高,负债融资代理成本逐渐降低,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激励效应;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加大,资产替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表现为负债代理成本逐渐提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侵占效应.     

卖空交易与异质信念: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

Miller认为开放卖空交易将引入异质信念,悲观投资者的预期通过卖空交易释放到市场中,从而缓解股票定价过高的现象.本文利用我国股票市场5次主要融资融券名单调整的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发现市场中异质信念在卖空交易开放后显著增强,异质信念的引入对股票定价过高产生一定的缓解作用.此外,由于我国同时引入了融资交易和卖空交易两种机制,本文对两种交易机制进行检验,排除融资交易的影响,最终确认卖空才是引入异质信念和缓解股票定价过高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卖空交易对提高中国股票市场质量具有促进作用.     

企业盈余管理与流动性风险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考察融资融券推出对企业盈余管理和流动性风险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流动性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强,其股票的流动性风险越大;并且存在正向(向上)盈余管理的风险效应相对小于负向(向下)盈余管理的现象.通过自然实验,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和流动性风险的正向关系在融资融券推出后得到了显著削弱.同时,融资融券机制本身也能降低股票的流动性风险.这表明融资融券起到了稳定股市,增强流动性的作用.     

可转债与控制权私利下公司投资决策

探究可转债和控制权私利对公司投资决策和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基于均衡定价原理,分析计算了投资期权价值、最优投资策略以及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普通债,可转债能显著地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期权价值,但同时降低公司价值.控股股东倾向于利用可转债为公司融资,但从社会福利角度公司更倾向于利用普通债融资.同时,可转债不仅有效地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而且显著地缓解了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融资融券交易对市场有效性影响的计算实验

采用计算实验的方法,基于投资者情绪,构建了引入融资融券机制前后的市场模型,从弱式有效和半强式有效两个层面研究了融资融券交易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投资者根据情绪决策;相邻的投资者情绪相互影响;引入融资融券交易后,随着投资者交易能力的增强,其情绪更新模型也发生变化。研究表明,引入融资融券交易后,市场从不满足弱式有效提升为弱式有效;尽管未能达到完全半强式有效,但价格对信息反应更加迅速,有效性得到显著提高。     

大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业绩

大量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多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 且大多显示"利益输送"等负面结论, 中国公司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事实上, 在中国, 大股东作为独立法人大多具有其自身经营与财务行为(如近期普遍流行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 这些行为将有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其影响机理及影响结果尚无定论. 结合大股东性质、融资约束等中国制度背景因素,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改善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1)与国有大股东相比,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等原因而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策略; (2)股权质押行为与大股东持股比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相对于国有大股东,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及质押融资更强的"对赌"意愿, 其质押行为与持股比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与国有大股东不同, 民营大股东在质押股权后因担心控制权转移风险, 从而有更强激励来改善公司经营及业绩. 这也表明, 单纯从股权质押融资这一视角, 大股东(尤其是民营大股东)的财务行为可能日趋理性, 其存在并非一味为了"利益掏空".     

企业股权网络结构与股价暴跌风险——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与传统的企业股权关系相比,日益复杂的交叉持股形成的股权网络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得信息和资源,从而缓解企业各类风险.但股权网络结构对企业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机理尚不明晰.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2007–2021年中国市场数据,考察了上市企业股权网络结构特征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市场上,居于股权网络结构的战略位置,能够为企业带来协同治理优势.居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可以凭借信息与资源优势,以及声誉机制等治理手段,部分消除控股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治理管理者窖藏坏消息行为,从而削弱企业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产权制度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不影响股权网络结构对企业股价暴跌风险的抑制作用,但在非国有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该治理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企业股权网络结构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助于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环境,拓展丰富了企业股价暴跌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对防范企业股价暴跌风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控股股东的持股性质及其控制力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鉴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本文以1134家A股上市公司1998到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根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持股性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在具有不同性质和控制力的控股股东控制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表现及其形成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利益导向下,资本结构因控股股东控制力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市场的融资政策和环境,以及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和股权流动性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控股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     

利率市场化与集团公司债务分布规律——基于母子公司间债务占比的经验证据

探讨贷款利率管制放开如何影响集团企业债务融资形式，对于揭示集团公司债务分布规律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央行逐步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贷款利率上限放开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程度，而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程度，两者呈现非对称性的影响；贷款利率上限管制放开对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的抑制效应在母公司盈利状况更差的样本组中更显著，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对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的加剧效应在母公司盈利状况更好的样本组中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上限放开显著缓解了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贷款利率下限放开显著加剧了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这与集中程度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母子公司间债务分布视角考察了利率管制放松对集团负债融资模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从中国独特金融制度环境揭示集团企业集中负债的具体动因，对进一步推进集团企业去杠杆行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