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要素空间集聚影响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制度质量影响要素积累效率,两者的综合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量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集聚,构建要素空间集聚指标,运用中国1997-2016年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SDPD)模型实证检验了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要素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阈值效应,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集聚中心分别是广东、湖北、四川以及辽宁;要素空间集聚和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两者存在互补的影响关系.研究还发现: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显著.     

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创新存在循环累积效应,要素资源错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整体而言,劳动力资源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分地区来看,劳动力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中东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中部地区资本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分股权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劳动力资源错配促进了企业创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资本资源错配抑制了企业创新;分行业来看,不同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存在行业差异.此外,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企业年龄和市场集中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创新.     

技术多元化、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将吸收能力和知识网络结构嵌入纳入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中，利用生物技术领域的企业数据，研究技术多元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多元化有利于创新绩效提升，相关技术多元化、不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分别呈正向和倒U形关系。技术多元化通过影响企业现实吸收能力及潜在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起作用。知识网络结构嵌入对技术多元化、不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对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对于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选择、吸收能力提升机制设计和创新知识网络构建与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外部搜索、吸收能力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

外部搜索有利于提升突破性创新的绩效，但是其带来的良性作用是否一直存在，目前的研究尚未明确。本文基于资源依赖、搜索理论、创新管理相关理论，结合文献现有研究的基础以及考察企业现实情景中遇到的难题，构建了以外部搜索—突破性创新绩效为基础，吸收能力为中介，环境动荡性为调节的理论模型；而且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搜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391份企业问卷并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外部搜索与吸收能力如何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并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分析了环境动荡性在外部搜索提升突破性创新绩效这一框架中的调节效应。本文研究结果：外部搜索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主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吸收能力在这一关系中发挥着非线性中介作用；环境动荡性这一情景变量在外部搜索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主效应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相关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以及实践帮助。     

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微观机理与动态模拟

针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企业生产率的设定、企业间知识溢出的机制、集聚地区生产率提高的来源等方面存在的3个“黑箱”,借助复杂经济学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利用遗传算法对企业的知识结构进行编码,并开发基于agent的空间经济仿真平台,模拟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和创新,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空间集聚的过程。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机制下的企业流动具有渐进性、双向性等动态异质性特征。在空间集聚过程的早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源于高效率企业进入形成的“拉高效应”和本地知识溢出的共同作用,集聚过程的后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源自本地的知识溢出,并出现低效率企业进入的“拉低效应”。     

“网络上海”之浅议

针对当今时代的特征，通过理论演绎，认识信息化对人类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意义。结合上海的实际，指出信息化是上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之路。上海在信息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网络与实体网络的两相整合，可简称为“虚”、“实”两种网络的整合；在虚实两种网络整合的基础之上的上海，本文特称之为“网络上海”。本文建议大力推进“网络上海”的建设，由此可以获得1+1>2的系统集聚效应，获得高一层的综合效率与效益，从而可以大大加快上海发展的进程，及早跨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台阶。     

互联网应用、信息连通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知识信息化、数字化新特征，构建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模型，分析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影响，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方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使用互联网对于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信息连通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互联网的信息连通中介效应对消费品制造企业显著，而对工业品制造业企业不显著；与用户信息连通的中介效应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探索信息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为不同类型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获得“连接红利”提供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双赢，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通过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人才集聚效应、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是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动力源；第二，该结果在采用Bartik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调整样本量和替换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具有一致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Porter外部性都是影响本城市及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同时作用于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路径，其中Porter外部性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发挥尚有阻碍。本文对于新发展阶段探索城市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开拓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动力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下中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策略演化研究

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创投机构成立子基金的运作模式下,借助Stackelberg竞争模型与Cournot竞争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具有成本差异的中小企业获得子基金投资后,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模式创新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均衡.模型解析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引导基金子基金投资是推进中小企业进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措施,否则,企业倾向于选择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当两种商业模式创新策略下的中小企业获得的子基金投资额差距较大、政府和创业投资机构提供的资源和决策支持力度较大时,中小企业选择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概率增大,反之,企业选择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概率增大;在产品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竞争对手间产品替代性较大、以及产品价格弹性较小的情形下,中小企业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反之,企业倾向于选择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结论可以为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管理以及引导基金扶持下的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视角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不同竞争政策，研究“资本市场开放能否助力中国企业破解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表现为专利结构逐渐向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偏移，以及专利引用率的提升，说明资本市场开放的确能够显著破解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上述研究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境外机构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大、风险承担水平更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研究从“中国创新陷阱”破解视角证实资本市场开放以及反垄断政策的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反垄断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基于企业金融化视角

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了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企业金融化视角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金融化加剧了此效应.进一步区分企业的异质性,本文发现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低透明度企业中,企业“脱实向虚”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投入抑制关系的增强效应更为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成立.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投资风险高、收益快的金融资产,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本文研究结论能够应用于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深化对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选择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演变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基于58个国家的实证检验

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本文采用58个国家面板数据,通过全局最优的模拟退火法(SA)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是实现产业结构工业就业效应的有效机制,城镇化通过第二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促使劳动力由农业转向工业;企业规模是产业结构变化推动服务业就业的有效内在机制,企业生产扩张和竞争力提高使服务业就业得到优化配置.第二产业对工业就业,第三产业对服务业就业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间的总体就业溢出效应为负向;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就业弹性较小,就业结构并不能跟随产业结构演变而发生质变.此外,发达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负,表明在产业结构的成熟阶段,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正,表明还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阶段,拥有剩余的人力资源,可以实现工业和服务业就业"齐头并进".     

什么样的绿色创新模式产生城市高竞争力?——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

绿色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高城市绿色竞争力是创新领域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整合交易成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QCA、NCA和PSM方法对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分析,从整体视角探究异质性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联动效应,以及不同绿色创新路径是否均有利于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高。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充分条件。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联动匹配,形成了城市绿色创新的多样化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具体表现为制度环境导向模式、命令控制导向模式、市场激励导向模式和政策组合导向模式。4种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有“殊途不同效”的特点,并且不同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为城市开展绿色创新及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弥补了传统定量分析对该问题解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     

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机器人应用日益普遍以及大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探讨了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其机制在于机器人应用能够发挥治理效应与人力效应.对于非高科技行业以及位于制度环境并不完善地区的企业来说,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人力效应影响机制的深化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力结构通过发挥“双重互补作用”助力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最后,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开发式创新,机器人应用对于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推动机器人产业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需求结构优化的集约增长效应

推进经济由粗放增长向以提升生产要素产出效率为内涵的集约增长转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基于集约增长目标约束下的需求结构优化理论,构建阈值协整计量模型并利用中国1978~2012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需求结构变动会引致生产要素对产出产生阈值效应,当投资消费比值、投资出口比值、投资(消费+出口)比值分别小于等于0.594、2.054、0.473时,单位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效应较大;而当投资消费比值、投资出口比值、投资(消费+出口)比值分别大于0.594、2.054、0.473时,单位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效应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将投资与消费结构、投资与出口结构以及投资与(消费+出口)结构调整至促进生产要素最大产出效率状态,可以有效推进经济集约增长。     

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结构对技术生态位的影响

以中国智能制造上市企业2015~2020年发明专利授权数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演化规律。通过回归分析，研究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结构与技术生态位“态”和技术生态位“势”的关系。研究发现：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关系显著，且关联趋向紧密。网络度数中心度与技术生态位“态”、技术生态位“势”均呈显著的倒U关系；关系强度与技术生态位“态”、技术生态位“势”均呈显著的倒U关系；结构洞与技术生态位“态”的关系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智能制造企业起步阶段，政府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更多企业投入到智能制造企业相关领域，促进其创新关联网络的发展。发展阶段，提高网络度数中心度、结构洞和关系强度，避免由于过于分散降低智能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成熟阶段，剔除冗余联系，获取有效的网络资源，优化网络结构，进一步保证智能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     

基于技术转让的企业集聚形成条件:一个理论模型

建立了在垄断竞争、报酬递增及贸易成本条件下有关技术转让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的推导和分析，我们发现，技术的转让也可能促成企业集聚的形成，而技术转让又与贸易成本、技术报酬、市场规模等因素有关．其中贸易成本是关键因素．在不同的贸易成本水平下，技术报酬、市场规模等因素对技术转让．进而对企业集聚影响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模型通过引入贸易成本融化系数、文化“距离”的概念，进一步分析了地区间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对技术转让及企业集聚的影响。     

人力资本错配与人力资本贡献率：系统测度与实证关联

研究将人力资本错配纳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简称人力资本贡献率）分析框架，对2005~2018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之外的30个样本省份的人力资本错配指数和人力资本贡献率进行系统测度及演进态势分析，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影响及效应，进一步讨论了产业集聚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整体人力资本错配趋于缓解，但演进态势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现为趋于改善、反复波动、不断恶化的事实特征；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且区分配置不足和过度两种错配类型后，这一效应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配置过度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均不同程度地矫正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效应，而制造业集聚会强化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在学理上丰富和完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相关问题及影响机制对于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投资风险对中国企业项目生命周期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670家中国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投资风险对企业项目生命周期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在中国企业的项目生命周期中，企业特别关注“利率风险”却不太重视“产品生命周期风险”，而“财务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政策风险”“技术创新风险”“汇率风险”的重要程度极为接近，介于“利率风险”与“产品生命周期风险”之间；第二．投资风险对中国企业项目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具体而言，项目论证阶段受投资风险的影响最大，项目发现阶段和项目执行阶段受投资风险的影响比较大，而项目评价阶段受投资风险的影响较小。     

金融业“营改增”福利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金融业“营改增”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本文在测算其增值税税负临界点为6.94%的基础上,应用中国动态CGE模型,模拟分析在5%和6%两种增值税税率情景下的福利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减税”效应对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正面影响,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推动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税收方面,虽然降低我国间接税总收入,但增加了关税、消费税、直接税等税收收入,显现一定的“拉弗效应”;结构层面,促进了要素资源向第三产业集中,积极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