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正确理解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与陈慕泽先生商榷

就陈慕泽先生对《禁止使用自指代命题》关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质疑提出的批驳做出回应。认为陈先生回避要害,无视作者对哥德尔证明中双重标准之矛盾的分析和揭露,其批驳存在自相矛盾、循环论证和转移辩题的问题。还专门采用陈先生的符号,对哥德尔定理结论1和2的证明进行分析和批判,再次解释哥德尔定理的结论可以完全正确,但应该理解成:哥德尔所构造的不可判定公式违反逻辑,必须禁止在无矛盾的形式系统中使用。同时,还分析了现有主流学派对哥德尔定理结论的种种误解,提出重建逻辑学公理系统的主张。     

也谈“不说”句——与李宗江先生商榷

关联词不说既有动词义也有关联义;从外部特征看,不说句分为五种形式,用于前分句的末尾时意义完全虚化。不说句内部有选择、递进、让步等语义关系,外部有因果关系;具有侧重与强调、收束与过渡、比较与衬托、陈述与评价等语用功能。     

也谈《史记》的人民性——与谢贵安同志商榷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通过分析《史记》的具体内容，从三个方面反驳了谢文否定《史记》的人民性，从而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据，认为《史记》的精华正在于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不能在批判其封建糟粕的同时，将《史记》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精华一起抛弃。     

也谈《木兰诗》的结构——兼与齐天举同志商榷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向我们透露这样一种信息:凡是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因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影响深远的作品,于博得广大读者欣赏的同时。评论界对其却往往是争议丛生,意见相左,看法很难一致起来。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就属于此类作品。《河北师院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刊载的齐天举同志《(木兰诗)结构质疑》一文,其中一些观点和论述,笔者意为有提出商榷之必要。     

谈《词论》的作者问题——兼与邓子勉先生商榷

关于《词论》的作者,词学界普遍认为是李清照所作。近来邓子勉先生又依据元人一则材料,提出了《词论》为李格非所撰的观点。笔者以为邓先生的推断多有不严密之处,继而认为在没有确凿材料发现之前,《词论》为李清照所作之说应更为可信。     

也谈两相矛盾──兼与余思先生商榷

近日读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所刊载的《谈两相矛盾》一文，顿觉耳目一新．余思先生的文章，不仅仅发现并弥补了历代逻辑家未能发现的这一重大缺憾，丰富了逻辑学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于启迪和开阔人们的研究思路，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倍感欣喜并向余思先生表示祝贺之余，仔细拜读全文之后，又感到余文尚存两点不足：其一，对两相矛盾属于逻辑矛盾未作充分论证；其二，认为两相矛盾违反了逻辑规律的要求。对于第一点，也许余思先生并未将它作为该文的任务；而第二点，则是笔者将与余思先生商榷的地方。本文拟就…     

《易经》管窥——兼与高亨先生商榷

现存《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关于其成书,自《史记》、《汉书》之后,传统的说法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认为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至孔丘,方有七种十篇的《易传》之文。此说虽属臆断,然却道出了其《经》与《传》分属不同时期而作的客观过程。事实上,早期的《周易》写本,《经》与《传》乃是明确分开,并未混在一起。只是到了     

再谈《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与主题思想

一、从《宋史》张择行传推测张择端可能与张择行有家族关系，以及张择端游学京师后习绘事可能同张择行仕途风波有所关连；二、进一步阐述了“清”图作于熙宁八年前后并隐含政治色彩的观点。     

也谈液体温度计液柱的表观尺寸——兼与舒幼生先生商榷

指出《物理学难题集萃》一书中对该问题解释的缺陷，并给出圆柱形液体温度计液柱表观尺寸的几种确定方法。     

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考辨——兼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黎昔非先生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为这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对他的人生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耿云志先生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没有回答文题应有之义,而是刻意从维护胡适的角度出发贬低黎昔非的作用,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叙述中严重歪曲基本事实,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也谈孔臧其人及其赋──与龚克昌先生商榷

也谈孔臧其人及其赋──与龚克昌先生商榷范志新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１９９０年新版）收有《孔臧其人及其赋）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龚先生批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孔臧与诗赋家孔臧”误作两人，同时论证《孔丛子·连丛》所载《谏格虎赋...     

也谈应该尊重历史——就侬智高相关问题与农贤生先生商榷

宋代特磨道并不隶属于广源州，将特磨道当做广源州一部分的做法纯属拉郎乱配。关于侬民富为侬夏诚、侬夏卿父亲的说法完全是某些人的想像，没有任何依据。断章取义，抓住几个字大做文章，攻击别人“不得人心”的做法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关于康有为著《大同书》"倒填年月"的商榷

康有为撰著《大同书》“倒填年月”问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桩学术公案。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有人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企图钉死康有为撰写《大同书》作伪。否定《大同书》的民主性与进步性。但事实上,《大同书》的写作过程是漫长而清晰的,所谓《大同书》“倒填成书年月”一说,纯属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它不仅制造了一桩学术“冤案”,而且长期误导了对《大同书》的正确理解和评价。《大同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康有为构想的“大同世界”,其美妙程度不亚于西方人虚构的“乌托邦”和“太阳城”,代表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无端指责《大同书》“倒填年月”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     

《诗经·关雎》审美谈--兼与程俊英先生商榷

《周南·关雎》是传诵千古的名篇,用当代美学理论对之进行新的观照,其审美价值是:一,对女性的尊重和外貌美与心灵美结合的爱情观;二,虚实相生及"快适度"的艺术表现手法。体认其审美价值对提高人们的人文精神及审美观都有所助益。     

《打手歌》版本研究——兼与龙卫东先生商榷

对不同版本的《打手歌》进行对比研究，确认世间广为流传的《打手歌》为唐村李氏第十二世先祖李鹤林之作，澄清了太极拳理论发展史上一些牵强附会的说法和谬误，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重读《过客》——兼与李天明、胡尹强先生商榷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最丰富最难以言说的作家，他的作品总能使人常谈常新。有些论认为《过客》表现的是情爱主题，这既不符合原作，言论也过于偏狭。《过客》是集中体现鲁迅人生哲学、精神品格、情感方式与心理个性的代表作品，提出的是生命价值、人生追求的哲理性命题，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就是向前走。在鲁迅看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目的与结果，而在于过程与行动。他对自己的“过客”身份有清醒的认识，既不逃避历史的承担放弃行动，也不期望人人喝彩名垂青史。     

析《凤凰与斑鸠》——与孙法理先生再商榷

孙法理先生在解析《凤凰与斑鸠》的文章［１］中说，莎士比亚的这首诗“玄虚晦涩，从平常角度难以理解”，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首政治隐喻诗，是哀悼一位因搞宫廷政变而被处死刑的失意伯爵的”，则“许多疑团便冰消瓦解”。我曾著文提出过不同意见。［２］《凤凰与斑鸠》...     

谈《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季候──兼与周宝珠先生商榷

本文主“秋景”说，兼对周宝珠先生《＜清明上河图＞绘的是春景而非秋景》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本刊发表此文，旨在“双百”方针指导下，通过“争鸣”促进学术繁荣。     

也论中西精神--与张秀成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中学和西学各有优劣，应互相吸取，但在总体上是西学优于中学。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西学的分析思维，使西方社会分工较细，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生；也使西学学科门类众多；西学在方法上崇尚专精深，对任何问题都穷追不舍，非要证明或证伪，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中学的综合思维则使中国社会分工不细，学科门类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则不究细节。其次在义利关系上，西方私有神圣，最后却私也有了公也有了；中国公有神圣，改革开放前却公也没有私也没有。再次，在男女关系上，西学以个体为本，正是为了自身的尊严不受侵犯，才不得侵犯他人的尊严，这就有了平等精神。相反，古代中国的根本大法是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男尊女卑，被论述为符合阳主阴辅的天道法则，追求男女平等，就是违反天道，就会被天诛地灭，中国没有男女平等。     

也谈翻译标准与条件——与辜正坤教授商榷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历来众说纷纭。辜正坤教授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可以说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其理论价值不可低估。然而，这个理论只论证了多个翻译标准存在的客观现实及其合理性，而对选择翻译标准的条件缺乏有效论述，而且某些观点也显得过于武断，给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以及翻译教学等的开展带来了某种困惑和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