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南诏骠信与清平官赵叔达唱和诗试析

(1)南诏骠信与清平官赵叔达“星回节”唱和诗(下简称“唱和诗”),见《太平广见》483卷“南诏”条,诗出《玉(奚谷)编事》、《锦绣万花谷》和《全唐诗》等书。下引《太平广记》,文中有小字夹注者,今用()号标出,全文如下。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许浑早年行迹再考

《全唐诗》所收许浑诗《颍州从事西湖亭燕饯》是研究许浑早年行迹的重要依据。而《夹注名贤十抄诗》与《文苑英华》所收此诗题目“颍州”作“颍川”,结合诗文中关于许州西湖和许浑早年行迹的记载,可以断定《全唐诗》所收此诗颍州应是颍川的讹误。     

论郁达夫《毁家诗纪》中自传体诗文的书写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发表前为组诗添上注文,诗作抒情、注文叙事,诗文合璧,相得益彰;同时,国难与婚变的内容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组凄恻动人的自传体诗篇。郁达夫用旧体诗创作《毁家诗纪》,并用注文记录“毁家”的诸多细节,既是其“袒露自怜”性格的体现,也是郁达夫作为一个“骸骨迷恋者”以诗为舌、以诗为伴的本能选择。《毁家诗纪》是了解“郁王婚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重要文献。《毁家诗纪》中的自传体诗文书写推动了旧体诗自传体诗文的发展。     

从“雕虫”到“雕龙”

在我国文论史上,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曾经历了“雕虫”到“雕龙”的转变。 春秋时代的《诗》、《乐》,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学艺术成就,但先秦的一般认识以为,“《诗》以道志”,“《乐》以道和”,(《庄子·天下篇》)可见当时的文学还未从政治与教化中脱离出来,人们对文学自然还缺乏独立的认识。     

《国风》原是祭社诗(附:孔子“乐正”考)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和利用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首先论证出《国风》是祭诗,然后进一步论证出《国风》是祭社诗。《国风》正是诸侯祭社活动的祭诗,其中“国”指“国社”,“风”指“巫风”,即祭祀国社的巫歌。同时,还考证出《国风》的作者是“瞽”。瞽并不是什么盲乐师,瞽如同后来所谓的“白眼”,乃是“瞽工轻君”的代名词。“瞽为诗”就像“史为书”一样,瞽是专业的诗人歌手。瞽是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他们才具备创作《国风》所应有的音乐上和“文学上必需之条件”。 《国风》既非出于民间,也不是“统治阶级之作品”,而是“瞽”创作的祭社诗。此说的确立,不仅表明了“郑声淫”的客观性,还说明了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中的质疑的合理性和以“统治阶级之作品”来释疑的牵强性,更证明了朱光潜所说的原始诗歌“与神话和宗教相联系”的正确性。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小雅·黄鸟》臆断

《诗经·小雅·黄鸟》(以下简称《黄鸟》)是一篇众说纷纭的诗。但对诗中的“黄鸟”,当代《诗经》研究者的意见却比较一致,即认为是指剥削者。高亨先生说《黄鸟》的“作者是个佃农”,黄鸟指地主,“此诗与《魏风·硕鼠》有相似的地方”(《诗经今注》)。余冠英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对诗歌内容的诠释，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诗经》学误读二题

孔子论《诗》、子夏《诗序》和郑笺在诠释“风雅颂”之“颂”时,均立足于盛德;《诗序》以“美盛德之形容”释之,郑玄径释之为“容”,并将其意义界定为德行广大崇高,至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后代的学者愈来愈倾向于离开盛德这一基本点,把《诗序》、郑笺所说的“形容”或“容”理解为舞容,严重误解了先儒的本意,模糊了先秦至汉代《诗经》学对帝王德行的高标准、高要求,也模糊了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特质。“风雅颂”再加“赋比兴”被称为六义,为历代《诗经》学的核心范畴。今人在诠释赋比兴时,喜欢称引朱熹《诗集传》的说法,但往往以为朱熹把比解释为修辞学中的比喻。实际上,朱熹《诗经》学中比并非修辞层面上的比喻,而是更高一层的“作诗之法度”;被人们称为比喻的篇章,《诗集传》往往释之为赋。     

《送元二使安西》讲析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王维写的一首春日送别的诗。这首诗,后因谱入乐府,取首句“渭城”二字作《渭城曲》。刘禹锡《与歌者何勘》诗云:“旧人惟有何勘(kan)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就是指此。诗题一作《赠别》《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李商隐在《赠歌妓》诗中,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的诗句。由此可见,这首诗一经谱成乐章以后,就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歌辞,也是别席离筵的绝唱。由于乐曲的广泛流传,“阳关三叠”,也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名作。就诗论诗,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出色作品。     

北曲音乐和元曲的形式与风格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说:“一代之文,每与一代之乐相表里。”冯班《钝吟杂录》云:“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诗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这在文学史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远古时代的诗实际上都是歌曲,诗与歌是不可分离的一种东西。     

浅议古典诗词教育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诗教传统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是“诗教”最早的也是最积极的倡导人和身体力行者。在《礼记·经解》中，记载了孔子的几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说学诗的作用在移情，在改变人的性情，使人心走上正道。《论语》里也记叙了孔子一再强调诗歌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两千多年来“诗教”的传统绵…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兴”义再辨析

《诗》有六义,风、雅、颂为《诗》之分类,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了,但具体解说到“比兴”的含义,尤其是“兴”的含义,则千百年来聚说纷纭。     

西周初年的“诗”

《诗经》发轫于周初,而西周初年的“诗”仍是先秦文学尚待开拓的一个领域,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分析《诗经》的形成过程,勾勒西周初年“诗”的原始状貌,并提出:“诗”是一种政治功利性很强,与公卿献诗言政紧密联系的应用文体,“诗言志”是其本质特征。     

“国风”之“风”新探

传统的观点多认为“风”是民间歌谣,可是“风谣”说如果成立,那么先秦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个从人人会作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无人会作诗(“《诗》亡”说)的怪现象。同时,两汉以来曾进行过多次“采风”,可是所采到的民歌却无法与“国风”相比。这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愈来愈低,而是“风”根本就不是什么民间歌谣,其实质是“巫风”。或者说,巫是先泰时期的诗人歌手,风是“巫歌。” 文章首先通过对《易经》中古歌谣与《楚辞》的作者皆为巫的考证,论证出《诗经》的作者亦是巫。其次,《礼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中“民”在此指臣,引伸为诸侯;“风”指“歌舞为巫觋之风俗”。由于列国的巫觋歌舞之风体现了礼乐制度,所以在礼坏乐崩之际引起了周天子的极度重视,从而所陈之“诗”即是巫觋歌舞时所唱的乐诗。其三,探讨了“省风作乐”的实质与“诗不能作”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巫风中的“性”文化,“郑声淫”等是巫风中性文化的产物。并探讨出孔子“乐正”并不是删诗而是修正或订正诗,即将诗中的“淫声”之处改正过来,使之符合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