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设计领域中的人与计算机

本文在分析设计的本质、人与计算机特性差异及计算机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指出人机关系中人是第一因素,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性能。本文最后论述了设计活动中强调人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计算机的作用,以其实现人与计算机的完美结合     

人是机器?──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什么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它是当今世界上确确实实发生着的一场新技术革命。此次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类操纵、控制自然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有可能在更大、更深的范围内发展物质生产,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它对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会管理模式、生活样式发生巨大影响。对这个影响舆论似乎有一致的看法,人们欢呼一个更加合理、富裕、舒适、便利和丰富多彩的时代即将到来。这肯定是不错的。不过在众口一致的欢呼声中我们似乎听到“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孩子发出的惊叫：这儿哪里有人,分明是一台台貌似人的机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否必定伴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否就是人类事物的合理性？这应当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理论工作者关注的现实课题。     

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试论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

本文从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笛卡尔心灵哲学的主要观点,剖析了其理论内涵、哲学意义,以及对后来西方心灵哲学的影响,并试图从当代心灵哲学的观点对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作出评价.     

“人与机器”的哲学认识及面向大数据技术的思考

在哲学范畴内,"人与机器"探讨人的本质及其与外在物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以人的目的性说明人与机器的同一关系。18世纪以来的机械论哲学试图以"普遍数学"原理在理论上阐述"人是机器",但未能彻底说明心灵作为一种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同一关系。大数据时代出现了人机合一的趋势,其实质仍然是建立在人的目的性基础之上,作为物质实体的机器与人身的融合。     

像树一样的机器：有机论视野中的技术理论

像树一样的机器──有机论视野中的技术理论高亮华１．引言：机械论、有机论与技术当生物医学工程能够维持人的心跳与呼吸的时候，很多人把死亡重新定义为大脑活动的终止；但当大脑活动也能够被人工地维持的时候，情况又将怎样呢？生命到底始于何处，又终于何时？当人工智...     

为什么必须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研制动因解析

机器"人"特指那些在外观、行为方式和智力、情绪反应等方面全方位类人的机器。机器"人"引发了广泛的伦理问题,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非得制造类人机器人。人类自我追问的执念,"功能性替代"的社会需求以及技术体系自生长的内在要求三者协同驱动,造就了人类制造类人机器人的历史图景。虽然机器"人"制造蕴含着人类求真、求善的意志驱动,但是由于其"非一般性技术产品"的特性,其市场化的趋势将带来巨大的伦理风险,需要卓有成效的伦理反思与规范。     

人对技术社会的适应与改造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使技术社会已经形成，技术应用正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控制形式，它对人的生存既有益义有害。面对技术社会，我们不能选择倒退与逃避之路，惟一可行的方法是在改造中适应，本文力求从技术与人的深刻冲突中探讨二者的有机协同，建造人与技术的“双赢”结构，为创造出一种“人化”的技术社会做出先期的理论上的演绎。     

生态伦理学与人的生存关怀

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现代新型的意识与形态,是一般伦理学向自然世界的扩展和延伸。生态伦理学与“机械论”哲学观、“增长论”经济观相对立。它是人类最深刻的生存关怀。     

人是机器的尺度——论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性

人工智能一方面通过符号和机器对简单的、线性的逻辑思维进行复制和应用,从而强化和提升人类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借助各种感官的仿真机器和人工神经网络对人类的感性存在进行模拟,从而使机器具有与人类思维类似的记忆、学习、推理和联想等能力。然而,人工智能在思维能力上无法超越人类思维和意识的整体性,对于感官和人脑的模拟仍处于机械化阶段,更不能产生人类主体性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基础。因此人工智能无法复制、模拟和超越人类主体性。     

可穿戴技术引领人机互动新时代

可穿戴技术是一种将智能终端整合于日常可穿戴配件上的新技术,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文章对可穿戴技术发展现状进行介绍,并指出可穿戴技术在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和将来的发展方向。     

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

英汉医学词典必定会收入大量的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以往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对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的中文译名缺乏系统性,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将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集中、制定译名模式后统一给出译名。我们尝试编辑倒排程序将词典中所有同词尾医学术语集中在一起,辨别、划分它们分属的学科,并根据具体情况探求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的译名模式,并以此对中文译名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使用倒排程序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亦可供其他科技术语词典编纂工作时参考。《中山英汉医学词典》^[1]①。收录了大约12万条医学词汇。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数量不少的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何保持这些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需保持系统性英文医学术语,若有相同的词尾,则在同组内互称为“同词尾医学术语”;若同属于某一学科,则又成为“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表1中的两组英文医学术语：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这种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是很常见的。它们在同一组中,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区别性特征。共同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共同的词尾,在概念上都有共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共同的词尾是-mania,共同的描述内容是“……狂”;区别性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不同的词首,在概念上都有不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不同的词首分别是mytho-、nympho-、pyro-,eroto-;不同的描述内容是“谎言”、“男子”、“火”和“色情”。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审视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中文译名,力求能像以上两组那样,在译名中反映出同组术语的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并保持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在整部词典中的系统性(systematism)。有必要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制定译名模式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实际上也是术语,作为中文医学术语,也必须符合术语的系统性这一要求。因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在形态和概念方面具有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所以最好能制定出统一的译名模式,以保持他们的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此外,制定了译名模式后,也便于消除一名多义与一义多名的现象。为了确定这个译名模式,我们拟定了以下五个原则：1)判断这些同词尾术语分属的学科。如表2中的96个术语分属于3个学科： phengophobia和pho-tophobia为眼科学术语,chromophobia为组织学术语,其他则属于精神病学术语,即以“-phobia”结尾的医学术语分属于三个语义场,即这96个术语在理论上至少有3个译名模式。2)译名模式最好既要反映出相同词尾术语的共同概念,又要反映出它们的区别性概念。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反映的是共同性概念,而“……”反映的是区别性概念。3)译名模式最好也使译名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形态和区别性形态。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 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共同性形态,而“……”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区别性形态。4)译名模式最好能从相同词尾术语组中已有的某个或某些译名(如已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他权威机构或权威词典给出的名称)中挑选和提炼。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的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的根据是：类似中文译名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5)译名模式一旦确定,应尽量使用该模式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译名,但也不可“一刀切”,遇到个别英文医学术语难以使用该模式时,也可稍作变化。如phobia(恐怖症),sitophobia(畏食名委,进食恐怖)。然而,要真正做到以上5个原则,就必须将整部词典的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才能实现。正如黄建华教授^[2]所说：“术语所指的概念内容与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且受其限定。只有从特定活动领域的概念系统整体出发,才便于考察某个术语的概念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在以往的英汉医学词典编纂过程中,因为工程浩大,人员分工细,各司其职,定稿后也无法由一个人进行全稿通读,也就无法将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统一检查、指定译名模式、保证整部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尝试使用倒排程序来集中这些同词尾医学术语。使用倒排程序集中同词尾医学术语我们先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所有英文词目和中文译名输入以Visual Foxpro 6.0建立的数据库表单,然后执行以下的程序：set talk offuse Med.dbfdo while .not.eof()x1=trim(TermEng)x2=""l=len(x1)i=1do while i<=lx2=x2+subs(x1,l-i+1,1)i=i+1enddorepl a with x2skipenddo在所得到的倒排表单中,从后往前比较,所有同词尾的词汇都排列到了一起(参见表2),使判断、划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按译名模式统一修正它们的译名成为可能。检查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由此,我们检查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所有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并使用译名模式修正了同组术语的译名。同时与国内两部已出版、并在医学界有较高影响力的英汉医学词典——《英汉医学辞典》和《英汉医学词汇》进行了比较。如表2给出了以“-phobia”作为词尾的96个医学术语在三部英汉医学词典中译名的比较,由于受篇幅局限,这里只挑选其中55个做以分析。若译名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给出的规范译名,我们则在译名的右上角标注“名委”。对于96个词中的精神病学术语,我们将它们的中文译名模式定为“恐……症”和“……恐怖”两种主体模式,但对于眼科学和组织学术语的译名则不套用这两个模式。结论黄建华^[2]教授指出：“词典的右项(释义)是衡量一部词典编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也是词典编者最需要‘精耕细作’的一块土地。”我们认为：在双语术语词典编纂中,可以利用数据库程序创建倒排表单,将整本词典中所有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有足够的素材(要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一网打尽),才能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的译名模式贯彻始终,才能提高双语术语词典的编纂质量。这一方法将为今后的双语词典编纂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供其他类型词典(尤其是科技术语词典)编纂时参考。①《中山英汉医学词典》是国家211科研项目,由中山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编写,2002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03年获得第五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编者     

一国两字与一国两词

编者按：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把探讨大陆与台湾科技名词统一的工作列入了共同协议之中,此举顺乎民意,尤其反映了科技界人士的愿望。海峡两岸分隔四十多年,科技名词存在着严重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两岸科技、经贸、文教方面的交流。近几年两岸有不少学者对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极为关心,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想法。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在前不久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信中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事项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信中还附有一篇短文,就“一国两词”的现象作了精彩的论述。我委主任卢嘉锡教授嘱,可把此文印发给有关同志参阅。现将这篇短文发一简报,或许能引来更多更好的建议。汉字的正(繁)体简体之争,是个由来以久的题目。除了字体之外,今天海峡两岸还有学术名词的差异的问题。由于长时间的隔绝和文化政治上的差别,台湾同大陆日常用语有相当大的差异。政治名词的分歧是不能强求统一的。一般日常生活用语有差异,如果是由于民俗文化的差异,正可以丰富中文(汉文,华文)词汇,不是坏事。古往今来,南北各地,夫与妻彼此的称呼,以及对第三者称呼自己的配偶,不下百十种：丈夫、妻子、太太、夫人、良人、夫君、贤妻、娘子、老婆、老公、哥、妹、当家的、烧锅的、那口子、头家、牵手的、他爹、某、爱人……。这种分歧,丰富了语言文字,不能简化,不能统一。因此,我们尽管在台湾交女朋友,在大陆搞对象;一边儿克难生产,另一边儿土法炼钢;在这头脚踏实地,在那头两条腿走路;在这里的机关里,有了成绩好加薪,在那里的单位上,出了活儿能长工资;台湾人没事儿臭盖、四川人摆龙门阵、广东人煲粥、江北人嚼蛆、北京人侃大山……如果有人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字统一,岂非绝灭固有文化,成为千古罪人？但是,科技上的名词,没有必要这样多姿多彩。一物多名,除了增加困扰,别无好处。不会增进科技,只有添加交流时的困难。电子显微镜方面常用的名词,就有很多两边完全不同的,例如：光阑(孔径)、衬度(对比)、衍射(绕射)、倒易点阵(逆格子)等等。同电镜有关的,就更多了,例如：硅(矽)、固体物理(固态物理)、外延生长(磊晶)、离子注入(离子布置)等等。由于使用频繁,这些名词的不统一,造成了两边交流时的不便。而且,名词的不统一,比字体的不统一还麻烦。第一：字体虽异,读音则同,不妨害口传。而名词不统一时,无论说写都难沟通。第二：中文字(汉字)一个个自成单元。除了极少几个例外,正(繁)体字同简体字是一一对应的。很容易用电脑(计算机)来自动转换。然而,中文词没有通用的记号将其联成一体,因此不容易自动辨认。名词还能因为改变词类而改变形式,又可以化简。例如,“正焦”可以看成“正好聚焦”的简称,但是也不妨自成一词。“透镜”加了形容词,多半可以简化为“镜”,例如“磁镜”、“中间镜”。“分子束外延生长”在句子里可以拆开,“用分子束外延法生长出来的晶体”。我们可以将离子布置于晶体,但是不能将液体布置于容器,只能注入容器。所以,自动转换的可能出错的地方就太多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问题呢？我们先要问什么才是问题。一般来说,能立刻解决的麻烦就不成为问题。会自己消失的也不成为问题。会成问题的有两种：一种是严重影响到社会,但是一般人不以为意,只有少数有远见的人忧心。例如,三四十年前中国的人口。还有一种,就是人人痛心疾首,天天受害,欲没有人能解决的。例如目前台北的交通。中文科技术语的不统一,应该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而我们都知道,如果第一类的问题不拿到台面上来解决,它不会自动消失,反而迟早会转而成为第二类问题。只有用中文创造的东西,才不必翻译。可是五百年来,中国人自创的,而能影响全世界的东西不多,最突出的莫过于“毛泽东思想”。文革期间,我们看到洋记者为了翻译“政治挂帅”、“蹲点”、“打砸抢”、“上山下乡”、“和尚打伞”、“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而伤透脑筋。如今老中也不谈那一套了,结果不论是民生用品还是高科技,常用的名词几乎都是外来的。科技上用的术语,更是清一色的洋货,“金”、“银”、“铜”、“钱”、“锡”是极少数的例外。科技的国际语是英语。我们在必须使用中文(汉文,华文)的时候,将科技术语翻译成中文(汉文,华文),有绝对的必要。汉文(中文,华文)没有字母,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用假名音译外来语。更不能像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一样,不翻译,直接引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外文字。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引用外文。不是技术上不能,而是大部分人不会接受。就算接受了,不通洋文的中国人又当如何去念那些洋字呢？照汉语拼音的规则吗？那么silicon这个字就没法念了。顶多求其近似,照silicong念,就成了“斯利从”。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怕大部分人不能忍受。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不统一,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Schroedinger的译名,就有好多种。目前很多人采取不译的对策,无论口传笔写,都照抄原文。但是碰到名人,古人,还是用译名的居多,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至于谁用原文,谁用译文,又是漫无标准的。Schroedinger够不够有名,够不够古？过去有人建议,选一套汉字,用来翻译外文的发音。例如,凡s音都翻成“斯”,不用“史”、“思”、“士”等等。凡t就用“特”,不用“德”、“得”、“忒”。这个办法类似日本人用假名来拼西方文字,碰到稀奇古怪的洋文发音时,传真度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能减少很多麻烦了。可惜,没有通行。翻译一向讲求信达雅。其实,更重要的是用。不在翻得好不好,不在翻得对不对,而在翻好了大家用不用。“可口可乐”是人人同意的绝妙好译。但是不绝妙的如“汉堡”,也照样横行中土。没有人认为把吃的东西叫“汉堡”会没有销路。反之,如果他们不翻译,直接用hamburger来攻城掠地,恐怕是不成的。就我所之,不翻译而能风行的只有半个字：“卡拉OK”。最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上不用翻译词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译得不好。这一点比较特别：在民生用品上,一种产品没有销路是因为不好,太贵。而翻译的科技名词之不行,欲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用原文比较习惯。于是,到了非用不可的时候,就有九流十家出山。何不用原文(多半是英文)？口头上用英文名词的现象,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但是,即使是这些口头上惯于使用“混合语”的人,写文章,写书的时候也不会写成“混合文”。可见用纯中文写的科技文书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让不语文太分离^①,那么,用纯中国话来讲科技,也有存在的价值。只可惜我们写书的人,讲起自己书里的事情,居然不用自己在书里用的中文(汉文,华文)名词。西化以来,中国文化所剩不多,汉字是其中之一。只要我们用汉字,就要能用它来表达所有要表达的,包括高科技。因此,不能用“反正大家懂英文”来搪塞。挪威只有四百万人口,但是挪威文的书报出版业,极其发达。我曾问过挪威朋友,他们的出版商怎样在这么小的市场里赚钱。朋友说政府有补贴,为的是保存挪威文,保存固有文化。他说,冰岛的人口更少,才是挪威的十分之一。因此冰岛政府要花更大比例的经费来保存母语。只要是值得保存,花点钱是必要的。同理,我们要不要用中文(汉文,华文)来传达科技信息,也全看我们认为这重要不重要,钱,是次要的因子。我们也不能以为科技名词是少数科技专家才用得到的,因此让这些专家去用原文没什么关系。不然,许多科技名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到：电镜上的“光阑”(孔径),傻瓜照相机上也有。我们用来做成像(象)模拟的“计算机”(电脑),同家庭主妇用来写信记账的,没有两样。所用的名词,毫无二致。中文(汉文,华文)的科技名词,必须统一。这个工作,在电子显微镜方面,宜由两边的学术机构,刊物编审者来做,而不宜仰赖国务院的红头文件,或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的某字第某号公文。我们也须要请语文方面的专家来参与工作。“辞达而已矣”是个很好的原则。但并不是说不要讲求文词的美。政治上的标语口号,商业上的广告,多有经过千锤百炼的传世名言：“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唐,骆宾王)“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孙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1976年,传说的毛泽东遗言)“我拍卖,你放心。”(1980年代,台北,广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1980年代,台北,广告)“……” “混合语”绝少美感。即使“达”也不可取。不一致的科技术语,使得“达”都达不到。翻译科技名词,写科技论文,同写任何文章一样,要讲求美感。美从何来？从作者的人文修养来。从前的科学家也受过相当的人文教育,John Wesley Powell探险大峡谷时,为很多显著的山头取了名字。其中有好几个是用古代圣人的名字命名,科罗拉多河侵蚀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有叫“佛殿”,有叫“所罗亚斯德庙”,也有“孔夫子庙”,“孟夫子庙”。19世纪耶鲁大学教育出来的地质学家有这般雅兴。当今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少思古幽情,看到高耸的山头,多半只会想到玛丹娜。因此,要做好翻译工作,不能全靠科技工作者。要有语文专家的参与。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多多的用中文名词。这方面大陆占相当的优势;地广,人多,比较“土”。希望在未来的两岸电子显微镜交流会上,我们也许还是正(繁)体简体,各取所好,维持“一国两字”的局面,欲能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中国人喜欢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是穿西装、打领带、吃汉堡、喝可乐、住洋房、坐洋车、唱卡拉OK的人。如果把汉字也扔了,我只怕等21世纪姗姗到来,要委身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时,她左顾右盼,欲找不到中国人了。 ①原文如此——编辑注。     

机器与身体

从古至今，技术一直在机器和身体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范畴中往来穿梭，并且一直在为两个范畴的融合而效力，试图消解二者的边界。身体与机器，看似泾渭分明的两个范畴，其实一直关系暖昧。技术发展到今天，这种暖昧关系已经开始公开化了。其突出的表征便是当今各类技术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渐趋明显的机器的身体化和身体的机器化倾向。     

人类基因增强伦理价值判断的人性论困境与超越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人性的基因决定论、人类天性与价值之间直接的因果决定论以及人类自由对基因获得方式的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人性论的理论困境,使人性论在人类基因增强伦理批判中日现困境。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有限性原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人类基因组、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对人类角色的限制来考察人类的角色,从而使基因增强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具有的负面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中国古代多臂织机再研究

中国古代多臂织机可加挂的综蹑数量，特别是《西京杂记》一书所载120蹑织机是否曾出现过，纺织史界的看法殊不一致。解析该类型织机的开口机构、机上经纱的拉伸变形，综蹑数量达到120时，织机仍能正常开口，《西京杂记》所载，来源有据，非不实之谈，故历史上应出现过120蹑织机。这种织机需二人联手操作，工效甚低，是多劈织机发展到极限的一种特殊机型，对提花机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科学非彼科学--兼评一个惟科学主义的文本

本文通过论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本质不同，得出结论，社会科学不能盲目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然而，鉴于这一做法绝不是个别现象，本文以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案例，强调肃清这种惟科学主义立场的重要性。     

再创人类

现在人类所面对的地球上的种种变化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全球危机。人类思维之技术如果不能与自然界的技术相兼容的话,人类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再创人类”是我们要承担的伟大工作。这种再创是在人类对危机反思的层面上,在生命系统的共同体内,在一个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是以故事的内涵和所共享的梦的体验为依据的。     

信息的意义指涉与信息社会人类的命运

目前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信息社会的雏形,信息成为影响世界建构的一种新型力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在特定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生产出一个自我指涉的意义系统,控制了作为社会交往基础的符号体系和形式结构,形成社会交往障碍,造成了交往中社会意义的缺失。这种借助技术手段的社会交往使得社会沦为词语装配的机器,而人成为世界中被技术和信息操纵的客体与“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