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统与小传统: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是碧霞元君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呈现出庙宇数量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等特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碧霞元君信仰大多持默许和认可态度,并试图借助祀神活动传达官方祭祀理念,进行社会教化.地方官员和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表达了他们试图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的强烈愿望.相较地方官员和士绅,普通民众崇祀神灵的目的则较为简单,带有显著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的特征.在满足其自身信仰需求同时,神灵信仰也起到了增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地域认同的作用.地方家族也利用重修庙貌、祭祀神灵等手段,实现庙宇与宗族的结合,以此达到增强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目的.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官员、士绅和民众共同参与到信仰活动之中,使得信仰在地方社会不断得以延续和传承.     

女神及其女性信众之间关系探究——以碧霞元君信仰及明清华北女性信众为中心

明清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泰山东岳大帝信仰逐渐被碧霞元君信仰所取代。这位女神的魅力迅速风靡整个华北,导致东岳大帝信仰逐渐没落。这与碧霞元君的“女性特质”休戚相关,其亲切的形象与“擅长管理妇女事物”的神职,赢得了女性信众的青睐。明清皇室女性对碧霞元君信仰的信奉与推崇,使其成为皇家祭祀甚至国家祭祀的对象;民间女性则通过积极参加甚至领导香社活动,对碧霞元君信仰的推广及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三十年来碧霞元君信仰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碧霞元君信仰是我国明清乃至近现代重要的民间信仰。近代以来碧霞元君信仰文化引起了国内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碧霞元君信仰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大量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仍存在些许缺憾,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宗教人类学视阈下客家祖茔信仰探析——以广西客家为中心

祖墓风水对客家民间社会的影响既深且广。客家人入桂时,有背负父祖骸骨随迁的丰富记载。广西客家祖墓有骸骨葬、衣冠葬、银牌墓及招魂葬等多种类型。祖墓不以有无祖先骸骨为条件。客家祖墓风水信仰,具有精神归宿、文化认同、精神激励、道德教化等极其重要的宗教功能,是祖先崇拜的支柱之一。客家二次葬或多次葬习俗的形成,是客家民众在精神需求的前提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客家祖墓信仰宗教圣境之建构,与灵魂观念、祖先观念、土葬与墓祭习俗、风水观念,以及民众的宗教需求等相关。     

客家民间信仰的地域分野:以许真君与三山国王为例

通过考察许真君与三山国王信仰的起源与神明原型、分布、表征等，认识、掌握这两种客家民间信仰产生地域分化的原因，试图揭示客家这个大化圈的内在差异性。     

民间信仰变迁与引导——以黔西南州为例

民间信仰作为民众生活中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积淀的历史产物,其形态、内涵不但具有多样性,而且还涵盖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层次。黔西南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有其自身特点,民间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民间信仰变迁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民间信仰未来发展趋势指明了方向,在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对于民间信仰在民众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和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消极因素及负面作用,要加以约束和进行说服教育,对其在民众中有积极教化作用的成分,要充分利用和进行正面引导,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终极实在观比较——以信仰空间为视角

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方文明的奠基者,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都立足人的德性、理性,对传统的宗教神话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转向无神论,而是开启了一个介于可知与无知之间的“信仰空间”。这个原本的信仰空间源自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见。重新思考两位哲人在中西文明开端处开启出来的“信仰空间”,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深入有效的中西文明对话,尤其在宗教观上的对话,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以福建张圣君信仰为例

宋代张圣君信仰发祥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各地信仰特色迥异。通过两则“荒诞不经”的传说故事，探讨不同环境、不同人文的地域社会如何孕育出张圣君信仰在闽南和闽中，乃至于在闽中更小的地域范围的区域分野。传说是不同区域争夺张圣君信仰话语主导权的表达。也是对不同区域信仰特色的曲折诠释。     

天山北坡东段的民间信仰——以清代镇西庙宇为例

天山北坡东段主要包括奇台、木垒、吉木萨尔、巴里坤、伊吾等县。镇西即镇西府、镇西直隶厅以及镇西县的简称,包括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奇台县的东天山北坡一带的广大地区。本文主要以清代镇西(具体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庙宇为例,讲述其民间信仰和宗教民俗文化,打开镇西历史画卷的一角,在了解的同时发起对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视和保护。     

民间信仰与佛道二教的互动——以山东昌乐县方山龙神庙为例’

方山龙神庙在今山东省昌乐县城南十公里处，主神为龙神。自宋代建庙伊始，龙神信仰便在方山周围民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主神是当地农业生产中所祭祀的重要神灵。然自明天顺七年开始，佛、道二教相继入主龙神庙。佛、道二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一方面更加扩大了龙神信仰在当地民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使宗教信仰呈现出多样性与地域性的特征，为佛、道二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样态。     

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以泉州为例

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政治上,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正统＂意识与＂寻根＂意识有利于促进政治和谐;经济上,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蕴含的商品交换意识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文化上,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有利于促成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局面的出现。与此同时,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空间秩序的建构——基于洪洞娥皇女英信仰的考察

目的揭示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空间秩序中的建构作用。方法在田野考察与爬梳文献基础上,运用历史地理学和空间社会学理论,对区域社会空间秩序进行个案分析。结果研究从洪洞娥皇、女英信仰的空间区位和分布村落展开,得出民间信仰在经济互动、政治解读、文化熏染等方面发挥着空间秩序的建构作用。结论在传统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民间信仰的建构作用大于解构作用。     

社会资本视角下当代民间信仰转型的官方参与——以莆田贤良港妈祖信仰为例

当代民间信仰转型出现向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象征资本的转化趋势,官方利用社会资本的“资源”和“网络”特性,采取从促进两岸交流到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取向,主动引导莆田贤良港妈祖信仰完成当代转型和实现“自我成长”,至此官方转向“监管者”角色,保障民间信仰良性发展。官方参与当代民间信仰转型事务反映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认可和吸纳,同时官方应兼顾民间信仰的本真特征,使官方参与民间信仰转型更具温度与理性。     

乡村旅游空间分析与空间设计研究——以泰山马蹄峪为例

乡村旅游是目前比较受人欢迎的一种旅游形式。作为良好的旅游载体,乡村旅游空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旅游空间是旅游者旅游过程中对景区的所有感受,引入建筑学中空间的概念,以泰山马蹄峪为例,对乡村的旅游空间进行分析和设计。     

妈祖信仰与文化产业：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以台湾嘉义新港奉天宫为例

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阐述台湾嘉义县新港乡奉天宫妈祖庙，在现任董监事团体的积极经营之下，在南台湾众多老大妈祖庙竞争中，崭露头角。奉天宫的成功转型经历，为妈祖信仰与文化产业创新，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敬意与悲悯:民间“草根”神明信仰之成因分析——以广西玉林市为例

民间"草根"神明是一群生前为"草根"阶层,死后又为"草根"阶层小众信仰的特殊神明群体。通过对它们成神基点即触发因素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民众最真实的信仰心理和社会需求。     

试论宗教与迷信的互融共生性特征——以鲁西南两村信仰事象为研究个案

文章通过对鲁西南两村民间信仰的具体调查个案，对宗教和迷信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在中国汉族地区，人为宗教和祭祀类迷信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互融、共生共存的特征，其区别也仅仅是就其形式而言的。     

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在民间信仰中的整合——以明清南方地区龙母信仰为例

龙母信仰作为水神信仰的一支,历史极为久远,它产生于秦代,历汉、唐、宋、元至明清时期,最终成为南方地区普遍受祭的神灵之一。明清时期,民间信仰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手段,龙母信仰成为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场域。龙母信仰以其仁孝观而借助国家权力得到普遍祭祀,国家则利用龙母信仰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安稳地方社会。     

妈祖信仰的发展、传播及融合——以中国、琉球、日本为中心

妈祖信仰是中国、琉球、日本三个区域共同拥有的海神信仰。作为航海守护神,在传入琉球后与当地固有的守护神闻得大君、姐妹神信仰一起合力保护着琉球海民的安全。以琉球为中转站,妈祖信仰进入日本,并与当地海神信仰实现了融合。     

清末云台观与四川地方社会——以光绪年间云台观募捐功德碑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省三台县云台观始建于宋,是川内最大的玄天上帝道场。道观中现存有两通清代碑刻:《重修云台观报销碑》和《三台县城南云台山佑圣观碑》,碑文记录了云台观发生于光绪年间的一次大型募资重修事件。通过对碑文所载功德主的考析,可以看到明清末云台观在三台县地方社会中信徒众多,具有较大的宗教影响力;募捐活动由地方绅耆发起,地方各级官员发布谕令并带头捐款,道观中的道士主持建修,展现出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精英支持道教事业发展的积极态度;另外,包括佛教寺庙在内的各类宗教机构与组织的积极参与募捐,一方面呈现出道教与佛教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表明制度化宗教与民间宗教之间存在着互融共通的和谐关系,从而展现出四川地方社会中宗教信仰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