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OI数据的福州市公共交通设施空间分布研究

以福建福州市为例，在梳理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相关应用的实证研究、交通设施空间格局、集聚和扩散机理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高德地图采用Python自主获取的福州市主要城区公共交通设施POI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局域Getis-Ord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揭示其重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公共交通设施总体上呈现出西北—东南方向格局，“东进南下”的城市发展轴；(2)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并呈现出“核心-外围”从高到低的圈层式结构，其中核密度最大集中于福州市中心鼓楼区、台江区，并以其为核心向外逐渐扩散呈点状分布；(3)公共交通设施热点区域集聚于福州市中心，冷点区域则集聚于新城区滨海城市—长乐区；(4)福州市主要城区公共交通设施的空间布局主要受地形条件、规划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基于空间计量分析的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研究

以浙江省69个县级行政区作为基本研究单元,以发明专利授权数和新产品产值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评价指标,运用空间自相关、NICH指数、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浙江省2007年—2019年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7年—2019年,浙江省创新产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创新产出区的分布与浙江省大湾区“一环、一带、一通道”的总体格局基本吻合;浙江省各县域创新产出存在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现象,杭州市区及其周围县区、宁波市区及其周围县区以及绍兴市区为热点区域,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浙西南与浙西的山地丘陵地带;由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发现,技术溢出和空间区位对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升级、政府政策和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正负差异性,而经济基础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总体呈负向关系,仅在极少数县域为正相关.     

长三角地区城市能级网络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创新功能、协调功能、开放功能和支撑功能4个维度构建城市能级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能级综合评价结果修正城市引力模型，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空间联系特征，进一步采用QAP回归法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能级整体不断上升并向均衡化态势发展.空间上表现出“中心—外围”形态，上海、南京、杭州等多个中心城市组成“Z”字型高值集中区，低能级城市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域.城市能级功能系统中支撑功能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优势维度，协调功能为短板维度.(2)长三角城市能级网络中节点联系程度不断增强，城市相互作用空间格局与城市能级格局呈现空间趋同性，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不断凸显.整个地区城市能级网络呈现密集化态势，网络的稳健性和通达性得到提升，节点集聚力强于扩散力.安徽省表现为以合肥为中心的单核辐射引领形态，江苏、浙江两省表现为以多个城市为中心的多核辐射引领形态.(3)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联系的发展，经济规模、社会资源、地理区位和空间距离对城市空间联系具有显著影响.     

长江中上游土地市场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江中上游89个市(州)为研究对象,利用土地市场化测算模型测算2005—2019年各市(州)的土地市场化水平,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来揭示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5—2019年,长江中上游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中游高、上游低”的空间格局;长江中上游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土地市场化水平呈现明显的高-低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域由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逐渐向湖北的态势演变;低-低集聚区域沿着云南—四川、贵州—云南演变;土地市场化水平受到多因素的共同驱动,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结构都是影响长江中上游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各因素影响程度明显增强。     

黄河流域城市旅游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效率是衡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识别黄河流域城市旅游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对于推动黄河流域的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SBM-DEA模型，对2007—2018年黄河流域98个地级市城市旅游效率进行测度，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分析城市间的空间关联强度，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网络特征与演化规律，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黄河流域城市旅游效率空间网络整体发展态势向好，但发展速度缓慢；空间网络中核心城市多位于中下游，上游城市基本处于“孤岛”状态.2) 空间网络集聚模式表现为“局部聚集，全局松散”形态，网络核心区扩散效应不稳定且范围有限，尚未形成稳定的空间网络结构.3) 地理空间邻近、旅游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及地区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空间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提出，应从国家和地方等多个层次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的协调发展，形成由中心城市—城市圈—城市群—区域城市网络的分层网络发展路径，并促进旅游发展要素的一体化建设与升级.     

我国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我国东部地区86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非参数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莫兰指数、空间β收敛模型等方法，分别从发展水平、发展差异、空间集聚、空间收敛等多方面，对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2)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绝对差异有所增大，相对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子区域间差异是形成东部地区相对差异的主要原因.在3个子区域中，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内部差异最小，北部和东部之间的差异最大，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差异缩小最快.(3)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4)东部地区和其3个子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均存在空间β收敛特征.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科技创新人才流动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承担着推动经济加速发展的第三增长极的任务。区域科技创新人才是区域创新系统结构优化、功能发挥作用的基础,促进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人才的流动,实现区域科技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对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人才流动现状的分析显示,北京和天津相对河北而言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净流入地区,并且近年来的科技创新人才迁移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由此可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了京津两地科技创新人才的迁入,相对于周边的河北,京津两地对科技创新人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在科技创新人才流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现京津冀互联互通、优化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环境,对京津冀区域产业进行差异化定位和合理分工,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科技创新人才服务平台等促进京津冀科技创新人才合理流动、优化配置的对策建议。     

广东外资集聚—扩散及其转折点研究

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深圳市三个空间层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流动的特点。全省层面上外资继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集聚的同时，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扩散；珠江三角洲层面外资从深圳向广州、东莞等地扩散；深圳市外资从特区内向特区外扩散，并推动外围地区外资向东莞、惠州地区流动，形成“波状连续扩散”。利用CD函数构造出广东省和深圳市外资集聚-扩散的转折点方程，并计算出转折点的投资规模，作为对外资实施区域管理的依据。     

大运河沿线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大运河沿线区域48个行政单元内的5个批次共357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ArcGIS 10.2工具，运用距离分析、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运河沿线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村落数量分布呈显著的时空不均衡性，且村落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的集聚特征，在局部空间表现出明显的高高集聚和冷热分区；整体表现为“局部高集聚，全局大分散”的分布特征，在邢台、鹤壁、邯郸、安阳4个区域呈现出高集聚状态，在杭州、宁波、绍兴区域呈现出次高集聚，其他区域低集聚;在距离大运河河道60 km以内的传统村落具有趋向于河道分布的特征；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因素有地形、海拔、坡度等自然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和大运河本身等因素。     

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建议

 从全国层面分析了中部地区在全国协调发展中的特点，探讨了中部地区协调发展面临的南北发展不协调、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不匹配、特殊类型地区不发达、协调发展机制不完善等“四不”问题。针对“四不”问题，结合协调发展的特征，从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深化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健全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政策体系、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4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协同创新——基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网络实证

科创走廊是创新要素集聚的组织形式，建设的初衷在于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社会网络实证方法分析科创走廊在提升城市创新力和促进区域协同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科创走廊促进了创新要素在特定空间集聚，构成了要素流动空间；科创走廊通过增加城市间创新合作联系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能够有效破解“核心-边缘”结构困境；科创走廊协同创新效应受到城市创新力、产业结构、高铁密度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影响，其中城市创新力和高铁密度对区域协同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研究结果看，G60科创走廊还存在协同度不高的问题，核心区城市节点的创新关联仍占主导地位，如何进一步增强核心区节点城市与边缘区节点城市创新关联，是提高协同创新水平的关键。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空间集聚格局与发展特征研究

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测度单位,结合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特征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7年,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特征明显,具体呈"东南密、西北疏"的发展特征,空间上呈"中心集聚、外围松散"的分布格局.(2)从发展特征看,主要以华东与华中地区为中心,依次向华南、东北、华北、西南与西北地区呈逐级递减趋势发展,每千人社会指导员的东西差距较大.(3)从空间格局看,具体呈华东地区高高集聚、西北地区低低集聚、东北地区高低集聚、西南地区低高集聚的类型分布.据此提出:(1)完善群众体育人才培养体系;(2)优化群众体育人才空间布局结构;(3)健全区际人才协调发展机制等建议,为促进新时期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森林人家空间演化格局定量归因——以安徽省为例

以“森林人家”为研究对象，运用标准差椭圆(SDE)、核密度估计(KDE)和空间自相关(ESDA)等方法，基于安徽省省域以及皖南、皖中和皖北三大区域等多个尺度对2008年、 2014年和2016年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格局进行点、面多维测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解析不同因素对全省以及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强度.结果表明：安徽省“森林人家”整体呈南密北疏空间态势；皖南地区一直处于全省“森林人家”热点地区，冷热点区域格局大体呈现南热北冷分布格局；影响全省“森林人家”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有旅游总收入、国内游客人数、人口密度等，但影响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丽中国至关重要.该文从绿色社会、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ESDA、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2010—2020年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变来看，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直线”上升趋势，呈现出武汉市最高、天门市最低的格局，区域内部差异显著.2)从空间演变来看，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相对稳定，2010年到2020年间逐渐形成“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从空间相关性来看，2010—2020年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呈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以L-H集聚区为主，具有“离散”和“分化”的现象.4)从影响因素来看，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空间分异是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政府调控、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与环境规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对武汉城市圈绿色发展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程度最深.     

中国旅游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旅游特色小镇建设有利于综合发挥旅游业的产业辐射功能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以全国特色小镇中216个旅游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不同类型旅游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分布方向和空间格局进行深度剖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推动形成这一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旅游特色小镇总体上呈现空间集聚分布，其中资源依托和特色产业类呈均匀分布，其他4类呈集聚分布；(2)空间分布方向呈“西南—东北”走向，其中资源依托、民俗风情、康养度假等类型与总体走向近似；(3)空间格局呈现以1个高密度集聚区和3个次级集聚区为主，各类差异较大；(4)旅游资源、交通条件、政府支持对旅游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旅游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对历史文化类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区域旅游特色小镇空间结构优化和合理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对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以沿黄9省及自治区为研究区域，以黄河流域267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利用最近邻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均属于集聚分布，但名城的聚集程度较小，名村的聚集程度较大；(2)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分布大体呈“北少南多”的特征，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镇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而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名村则绝大部分集聚在山西省；(3)经济和人口因素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的影响较大，交通因素次之，而地形地貌与水系的影响程度最小，人文因素、政策因素也会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空间分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近10年中国汽车工业空间分布格局

基于2001-2008年统计数据,主要采用ESDA法探讨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汽车工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汽车工业高度聚集在东部地区,具有空间扩散效应,中部地区发展较快,中东部局部区域间存在空间关联,但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发展过程不稳定.西部地区内部空间极化明显,处于集聚区的边缘地带;②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具有地理空间依赖性,空间集聚形态结构是其内在要素演变的外在表征.政策和市场条件差异是非均衡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河南省花生种植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河南省是我国最大的花生种植基地，研究河南省花生种植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优化和调整农业空间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和花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18年中国和河南省花生种植数据，使用区位商、区位基尼系数、重心移动模型、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探讨河南省花生种植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从2010-2018年间持续增加，且种植面积稳居全国第1,专业化集聚水平自2016年起均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其主导地位不断增强；花生种植区域特征比较明显，豫南花生种植地区主导着河南省花生种植业的变化；花生种植重心呈现出向西南方向移动趋势；花生种植的集聚水平自2010年呈缓慢增加趋势，高-高集聚区逐渐在驻马店的正阳县以及南阳的唐河县等县域周边集聚，低-低集聚区数量在中部地区有所增加，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区变化不大；化肥施用量、花生单产、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和农用机械总动力对花生种植面积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研究结果可以为花生种植结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黄土高原人口收缩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分布是人口发展在空间上的综合体现,也是区域发展格局和协调性的重要表征。本文以黄土高原为研究对象,选取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人口、人均GDP、河流和道路数据,运用人口收缩指数、核密度、空间相关性分析、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了2013—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的特征,并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黄土高原人口收缩趋势明显,且空间的关联性较强,其格局基本稳定;2)从局部来看,人口集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河谷平原地区和省会城市是人口集聚的主要区域;3)黄土高原人口在不同高程与坡度上的分布差异明显,尤其在海拔0～1 500 m、坡度0°～15°的地势低平区域,人口密度较高,空间集聚趋势明显;4)人口分布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的综合影响,且一般会朝着社会经济条件好、交通便利的地区流动。     

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Moran’s I指数对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创新产出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索不同因素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江苏、浙江、上海3个省级行政区已成为典型的区域创新“热点”,并对周边区域形成辐射效应;R&D人员全时当量、R&D投入强度、每十万人中高校在校人数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在不同区域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