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1931—1937)——以物理教科书为中心

民国前期,大学教学普遍使用外文教科书或中文讲义,这不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931年,蔡元培提出大学教科书"中国化",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响应。1933年,由科学社团、商务印书馆和大学联合主导的"大学丛书"开始出版,将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推向高潮。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不仅实现了文字与名词的中文化,还在"中国化"的深层次进行了尝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清末地质学的传入——以日式地质学教科书为中心

日式地质学教科书出现于甲午战争后,是地质学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文章以清末日式地质学教科书为中心,考察其成书背景及内容、结构、术语等方面的特点,特别是同一底本的译本区别;并与早期地学译著、同时期译自英美的教科书进行比较,根据晚清学部及时人评价,进一步探讨日式地质学教科书的影响。     

清末民初化学教科书中元素译名的演变--化学元素译名的确立之研究(一)

选取了从1901年制定《化学名目与命名法》到1932年颁布《化学命名原则》这段时期中32本化学教科书，在对83种元素的汉译名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第一，化学教科书中元素汉译名的使用具有明显的时段特征，即1901～1920年多数采纳徐寿的译名，1921～1932年基本采纳1915年《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中的译名。第二，在一些重要元素H、N、0、F、Cl、C、P、Hg的译名上，前一时段采纳较多的轻、淡、餐、弗、缘、炭、嶙、汞的译名，在后一时段改而采纳氢、氮、氧、氟、氯、碳、磷、銾的译名。结论中对赖特关于术语竞争的觅母说提出质疑。     

清末中国人翻译西方与翻译日本物理教科书对比研究——以《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和《物理学新教科书》为例

《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为第一本中国人自主翻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物理教科书,《物理学新教科书》为中国人自主翻译日本教科书的代表作品,两书分别中国人自译西方与日本物理教科书的典型代表。通过分析发现,《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内容较《物理学新教科书》丰富,且更注重科学方法的训练,而《物理学新教科书》的物理学公式表达方式更加符合国际趋势、其物理学术语使用更符合物理知识内涵、体现了更为完整的、发展的科学观。日译最终取代西译成为晚清中国物理教科书市场的主流,不仅受当时国内教育形式的影响,也与日译物理教科书的特色和优势有关。     

技术的代际责任与伦理困境探析——以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技术为例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核电工业,如今开始直面放射性废物的棘手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要求当代人在使用核能时必须做出对后代承担责任的道德承诺,结合我国放射性污染土壤物理修复治理技术的发展,从核技术应用衍生的放射性污染危害引发的代际责任出发,本文探讨了放射性废物处理与处置的伦理困境,揭示核废物对生态环境的风险会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攻克,从哲学的高度认知核废物风险无可回避的代际正义问题,从观念层面和操作层面审视放射性废物治理的伦理责任与技术抉择。     

从以知识为中心到以问题为中心——自然辩证法教学探索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给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和学科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试从教学目标、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及教学主体四方面探讨以问题为中心的自然辩证法教学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以教学带动科研从而促进学科发展的可能性。     

依托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实验室绩效评估研究——以美国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为例

国家实验室绩效评估不仅可以保证财政科技投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提高其使用效率,还可以及时发现国家实验室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本文以美国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为例,详述了国家实验室绩效评估的流程、方法、内容、结果、应用及普林斯顿大学在评估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最后针对我国国家实验室未来的绩效评估提出若干探索性建议.     

叶在扬对中西度量衡的研究与清末度量衡的改制——以《度量衡新议》为中心

清末度政混乱,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诸方面造成很大阻碍。随着新政的陆续出台,清政府颁布《度量权衡画一制度图说总表推行章程》。在此之前,学者对度量衡划一呼声虽高,但少有系统研究中西度量衡的著作,晚清学者叶在扬所著《度量衡新议》是唯一的一部研究专著。该书在对中西度量衡对比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度量衡基准,拟定和设计了度量权衡单位、器具,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探索价值。文章对叶在扬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梳理和考证,详细分析其拟定度量衡新制的数理原理及其合理性与实效性不足的弊端;对其工作在清末度量衡改制中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指出1908年清廷颁布的《度量权衡画一制度图说总表推行章程》直接参考了叶在扬的《度量衡新议》,并推测叶在扬本人也可能参与了章程的起草。     

历史文化制约下的翻译选择——20世纪初中小学科学教科书的翻译

20世纪初的10来年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目的,国内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小学科学教科书。这些译书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借助于统计工具,对这一翻译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包括影响和制约翻译选择的历史文化语境、教科书的翻译和翻译批评。科学教科书的翻译在表层和深层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批评应结合宏观的文化因素,以求达到更高程度的相对全面、科学与客观。     

粒子加速器的四次革命——从核嬗变到希格斯粒子的发现

20世纪30年代第一台带电粒子加速器的问世,叩开了人类探索微观粒子世界的大门。随着粒子加速器的迭代以及相应科学技术的突破,使其逐步成为现代物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之一。粒子加速器作为“多种科学技术”的综合产物,其本质是一种人类探测微观世界的有利工具,它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基础研究的发展,而且成为了20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视角出发,清晰界定和详细阐述粒子加速器发展历程中的四次“重大突破”,进而在时间上明确划分出粒子加速器在科学技术史中的四个重要时期的“科学革命”,期望以此阐述学术界关于粒子加速器在当代科学发展史中的留白。     

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科技关系的考察

近代以前的科学史不能看成单纯的科学思想史,把科学思想史与科技关系史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古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缓慢发展进行较合理的说明.     

物理学的结构与结构实在论辩护——以经典力学为例

以经典力学中拉格朗日力学和哈密顿力学的结构分析为例,文章通过二者数学上同构的建立,揭示数学结构是物理学结构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运用范畴结构主义的本体论特征,尝试突破结构实在论的困境,为结构实在论做出辩护。     

“超距作用”:马丁·克莱因与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研究

马丁·克菜因(1924 ～2009)是世界著名的现代物理学史家,他是开创20世纪物理学史研究的少数先驱者之一.虽然克莱因从未来华访问,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工作就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一些中国的科学史工作者.然而,很多人对克莱因的学术生涯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都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本文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克莱因的杰出人品和成就,而且第一次揭示了他对中国的现代物理学史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和重要影响.     

固体地球物理学分科术语之演变

近百年来固体地球物理学的发生、发展和分科术语的演变,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学科分支迅速萌芽和发展,造成新学科名词发生率远超过传播率的局面。把握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及时更新学科分类、介绍与推广科学新词的内涵,就成为创新知识传播的重要组成内容。     

几个物理学名词的定名问题

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1988年公布了第一批物理学名词,其中选收了基础物理学部分的2491条基本词。1996年公布了第二批物理学名词,约一万条。这第二批公布的名词是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第一批名词审定的基础上,对物理学各个专业领域的基本词作了补充,并着重对近二三十年各科出现的基本词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慎重定名,为物理学名词的规范和统一作了认真细致的工作。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审定工作中,遵照科学术语的定名原则,即“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既考虑中文构词的特殊性和习惯,又要便于交流”,“对已约定俗成的名词术语,一般不再强行改动”。以上原则,在具体词的讨论中,往往会发生相互矛盾。比如“科学性”与“通俗性”,“科学性、系统性与约定俗成”。在一些有争议的词定名时,更易有强烈的碰撞。审定中对这些有争议的词作认真的研究,广泛地征求意见,最后慎重而果断地作出决择,现对已公布的中文名词中若干有较大变更的命名作简单介绍。1.动理学(kinetics)与英文“kinetic”对应的汉文词,原有“运动的”“动力的”定名。但“运动的”对应英文kinematic,“动力的”对应英文dynamic,分别有独立的含意。近年来kinetics在力学中已很少使用。kinetic theory of gases一词,原称“气体分子运动论”,其理论是从微观运动的机理来研究宏观规律,力学名词委员会在审定时建议定名为“气体动理论”。我们审定时认为这个定名很恰当,避免了与“运动的(kinematic)”“动力的(dynamic)”之混淆。从而physical kinetics应相应定名为“物理动理学”。2.位力(virial)英文virial一词,原称“维里”。这是音译词,容易造成人名译音之误。此词所表达的物理概念是质点系中各质点的位矢与所受力的标积的时间平均之和乘以-1/2,即：-(1/2)·。据此,将“维里”一词改为“均位力积”,简称“位力”,既与原名读音相近,保持音译的特点,又符合汉字表义的特点。3.常量与常数(constant)英文constant一词,原有多种称谓：常数、常量、恒数、恒量、衡量等十分混乱。我们在讨论中,首先肯定废除恒数、恒量、衡量之称谓。对于常数、常量,考虑到汉字表义上有所区分,定义常数为无量纲的常量。因此在1988年第一批公布时,曾决定constant有常数、常量两个不同概念的汉文词。对此,遵循定名“科学性”的原则,此决定是可行的。但与“约定俗成”的原则相距甚远。通常在物理上大多数的constant都是有量纲的,如阿伏伽德罗常量(数)、普朗克常量(数)、玻尔兹曼常量(数)都是有量纲的,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大多称之为“常数”。许多人给我们来信,提出此区分实在给使用中带来不便。鉴于“常数”一词已“高度”地约定俗成,故第二批审定公布时作了修定,把“常数”订名为“常量”的又称,不再作严格的区分。但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新词命名时,对有量纲的constant用“常量”订名。4.晶格与点阵(crystal lattice)英文crystal lattice一词,多年来有晶格、点阵两种称谓。lattice一词有“点阵”与“格子”双重含义。在1975年出版的《英汉物理学词汇》中称为“晶体点阵”,寓意于把“晶格”统一到“点阵”上去。但20多年过去了,在晶体学中,一直沿用“晶格”,强调晶体中“格子”的结构。实质上,crystal lattice中既有由原子排列成的点阵,又有由化学键组成的格子。本次订名,考虑到各方面的意见,以及近年来学科的发展,在晶体学中,我们尊重习惯中较简短的称谓,crystal lattice命名为“晶格”,而废弃“晶体点阵”。由此产生的系列词为：晶格常量、晶格热容、晶格动力学等等。但近年来在统计物理及其他学科(如规范场论)中经常使用各种离散模型,那里的lattice与晶格无关,其内涵既包含“点阵”,又包含“格子”,故本次订名为“格点”,如格点动物(lattice animal)、格点规范(lattice gauge)等等。在复合词中一般简化作“格”,如格气模型(lattice gas model)、对偶格[点](dual lattice)、笼目格(Kgomé lattice)等。在某些场合强调“点阵”的含义时,如lattice array,作“点阵列”。5.“概率”与“几率”(probability);“离散的”与“分立的”(discrete);“期望值”与“期待值”(expectation value)probability一词物理学过去常称“几率”,在数学中则称为“概率”。对这类常用的影响较大的基础性名词,全国名词委员会更强调应该做到统一和规范化。经数学、物理委员会协调,物理委员会决定尊重数学委员会的命名,这次公布时物理名词已改称为“概率”。与此相应地“最可几的”定名为“最概然的(most probable)”。同样,“分立的”概念在数学中称为“离散的”,“期待值”在数学中称“期望值”,这次物理学名词定名时都照改。6.“绝热”及“浸渐的”(adiabatic)英文词adiabatic,在物理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示没有热交换的,称“绝热”,此系列的词如：绝热方程、绝热过程、绝热压缩、绝热指数等等。另一个是表示极缓慢的,称“浸渐的”,系列词如：浸渐近似、浸渐条件、浸渐跟随、浸渐不变量等等。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而且在过去已经区分过,教科书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定名应坚持。在这次公布的物理学名词中,我们重申将其分别定名。     

论现代物理学中真空理论的发展--纪念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00年

真空理论是当代基础物理学前沿四大问题之一.爱因斯坦关于真空概念的深刻思想,推动了20世纪物理学前进的过程.本文从广义相对论、量子电动力学、量子色动力学、量子味动力学、圈量子引力及超弦/M理论等多个领域,论述了现代物理学中真空理论的主要发展情景.     

谈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

近年来,生物学快速发展,相关文献浩如烟海,新生术语层出不穷。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拓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主要是中英文)对照研究也越发显得重要。“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不仅成为生物学术语产生的旺盛源泉,而且也对生物学术语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信”“达”“雅”的中外文术语互译,对于生物学学术交流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生物学术语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外文对照研究亟需加强。一方面,在科学研究或学术交流实践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形式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通译或应用,给术语的正确理解或使用造成了困难,也影响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例如,国内一些研究生聆听美国教授的《数量遗传学》学术报告,在听到关于covariance的算法时,不少学生感到疑惑,以为从未接触过这个术语。后来得知,这一术语在国内大学本科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生物统计学》中均有介绍,只不过称之为“协方差”而已。事实上,在中外文生物学术语应用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类似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释义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术语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一些过去翻译比较混乱的名词,例如motif和consensus sequence,都得到了较好的翻译或定名^[1-2],然而,迄今仍有一些分子生物学外文术语未能很好地互译。譬如,微生物学术语prion通常译作“朊病毒”,但也有学者建议将其译为“感染性蛋白质”“感染蛋白”“感染朊”“染朊子”“蛋白侵染子”“毒蛋白”“朊”“普朊”“普利昂”或“普力安”等。又如,生物化学术语molecular chaperone通常被译作“分子伴侣”,但是也有学者认为,molecular chaperone只是辅助蛋白质的折叠、组装,并不参与蛋白质的功能执行,犹如将新娘送入洞房后即离开的伴娘一样,并不参与最终过程,因此主张将molecular chaperone译作“分子伴娘”^[3]。再如,有学者认为,exon和intron分别译为“外元”和“内元”要比译为“外显子”和“内含子”妥帖,主要原因是exon并非都“显”(编码氨基酸),intron也并非都“含而不显”^[4]。再如生物工程术语extractive fermentation通常是指与产物分离相耦合的发酵技术,即在发酵过程中或特定发酵阶段在线(原位)提取产物的发酵技术,有学者将其译作“萃取发酵”,也有学者将其译作“发酵-分离耦合过程”,还有学者将其译作“耦合发酵”。笔者认为,“萃取发酵”易使人误解为单纯采用萃取技术分离产物的发酵技术(事实上,extractive fermentation既可能采用溶剂萃取技术分离产物,也可能采用CO₂超临界萃取技术、膜技术或离子交换技术等分离产物);“发酵-分离耦合过程”未能凸显extractive fermentation属于发酵技术的本质,并且略显冗繁;“耦合发酵”则未能准确表现extractive一词的含义。因此,笔者以为,将extractive fermentation译作“提取式发酵”似乎更为妥当。此外,ortholog、paralog、gene ontology、bootstrap等,也尚缺乏公认或统一的中文对照术语。由此可见,外文生物学术语的中文对照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其三,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中文生物学术语也迫切需要加强外文对照研究。譬如,有的辞书将“牙车(床)”译为dental bed,易使人误解为“牙科使用的床”,而译为dental alveoli或alveoli dentales(牙槽)更妥当一些。^[5]又如,将“真牙”译为wisdom tooth要比dermal tooth更为贴切。^[6]中医药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关系到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应当予以重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后应当继续加强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首先,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牵头,以《中国科技术语》等刊物及其网站为交流平台,广大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推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对于拿不准或者有争议的术语,可借助上述媒体,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公开征求中外文对照译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一旦确定之后,应当积极在国内乃至世界华语圈中公布、协调和推广。其次,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互译研究中,应当集思广益、文理并举、多学科合作,既要发挥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的主力军作用,又要重视汉语、外语、化学等专业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再次,应当鼓励在适当场合推广使用中外文对照的生物学术语。这样不仅有利于避免类似“协方差”尴尬状况的出现,推进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繁荣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民族语言健康、传承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7-8]。最后,鉴于高校在生物学术语研究、传播与应用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加强高校生物学教学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并将其列为重要教学目标之一。从教材选编到作业练习,从课堂教学到科研实践(实习),都应当关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适当设计了一些中外文术语互译的题目,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推崇。也有一些高校开始在本科教育中实施双语教学甚至全面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关于全面使用外文教材的利弊得失,笔者无权置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有利于科技发展与学术交流,忽视中文术语或外文术语研究都不利于中国生物学的发展与进步。     

先秦时期时空无限思想的若干研究

本文讨论先秦时空无限思想的若干问题。道家的空间无限观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境界。墨家和名家的时空无限观是一种明确的观点。《列子·天瑞》篇中“杞人忧天”一段所表现的思想,不是始于魏晋时期,亦非汉代宣夜说的流,而是汉代宣夜说和浑天说的宇宙无限思想之源。这两种宇宙观的无限宇宙思想之源是先秦时期的空间无限思想,而惠施的无限宇宙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最值得注意的。     

Complexity and Evolution: A Study of the Growth of Complexity in Organ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the present paper I develop a model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ssociated to the widespread although controversial notion of a prevailing trend of increasing complexity over time. The model builds on a coupling of evolution to individual developmental programs and introduces an integrated view of evolution implying that human culture and science form a continuous extension of organic evolution. It is formed as a mathematical model that has made possible a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in relative terms of the growth of complexity. This estimation is accomplished by means of computer simulations the result of which indicates a strong acceleration of complexity all the way from the appearance of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up to modern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