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想对宁波红妆家具造物艺术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明清时期在宁波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致用"作为基本出发点和价值衡量标准的造物观。文章以宁波红妆家具为实例,从生活之用、教化之用、审美怡情之用三个方面证实了宁波红妆家具造物艺术中所蕴含的"经世致用"造物思想。     

黑格尔实践观在哲学史中的地位——黑格尔实践观评析

黑格尔的实践观提出了实践活动是劳动的思想,指出实践具有中介性,阐述了实践的现实性等观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黑格尔的实践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试论梁士诒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实践

梁士诒是清末民初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学界却忽略了对他的研究。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实践更是无人涉及，实际上，他的言行中有意无意流露出的经世致用思想，总是具有鲜明的学归实用、爱国、利民的色彩，本文对此思想特色与实践作了探讨。     

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人才观

在乾嘉史学中,赵翼独树一帜,突破了狭义的考证框框,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史学,从事历史事件、人物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他运用归纳综合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培养人才、选才用人等情况,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人才观。本文主要从人才的培养、人才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以及人才的作用等几个方面论述赵翼的人才观。     

先秦两汉诗学概论

先秦两汉的诗学观表现在本质论、价值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诗学特点则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诗即史”和“诗言志”为核心.     

章学诚论“虚构”和“奇”

章学诚从“文以明道”的观点出发，认为文章必须明理、经世致用，同时他对文学创作本身及其规律诸如虚构和奇特等都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的虚构和奇特观既有时代的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王佐良翻译思想体系探析

本文系统地探讨了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王佐良先生做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提出了独到的思想和主张。他的翻译思想自成体系，恰好汇成了由文体翻译观、文化翻译观、译诗观、理论与实践统一观、新时期翻译观等五个方面构成的王佐良翻译思想体系。     

魏源经世思想的哲学基础

鸦片战争前后，处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严重困扰下的魏源，继续举起“经世致用”的思想旗帜，倡言改革社会，为中华民族摆脱封建藩篱、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寻求富国强兵之路而躬行践履。本文从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了剖析，说明了其一系列重在变革的经世致用之学术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内在依据。     

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哲学基本问题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范畴,以实践概念为基础能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带有根本性意义,我们应做出科学的回答。虽然一直以辩证唯物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或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论等观点,但解释起来仍然牵强附会,因为哲学基本问题本身存在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引入新的概念和原理,从分析马克思实践观的科学内涵入手,深入分析实践过程的实质,以全新的视角重新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和本体论,以崭新的观念阐明了马克思实践观与哲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     

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三个新观点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实践,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三个观点,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时段观、空间观、主体参与观.     

以德治国：适逢其时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我党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和国内外新形势而提出的,是适逢其时的重大方略。把依法治国与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国新理念,是我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而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是实现“以德治国”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人人抓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局面。     

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治国方略。它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既是强国富民的重要之举，又是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由此，它成为了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理论界的研究情况进行综合与述评，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其内涵，并找出研究中的不足，以便我们更好的把其付诸于实践，为社会主义服务。     

试论李贤及其经世之行

分析探讨了李贤思想和经世之行,认为作为天顺内阁的主要辅臣李贤临危受命,上筹国事,下安百姓,使明王朝终于摆脱了危机。这期间也是其经世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期,李贤的经世思想在天顺年间的政治生涯中变成经世之行,并有利于那个时代。     

论依法治国实现的条件和途径

论述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和当前进行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从完善立法、依法行政以及加强法律监督等环节，对依法治国的实现途径和措施进行探讨。     

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以往在对浙东学派和浙江思想的研究中存在着双重的立场,即一方面是站在非主流的立场上对浙东文化的某种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则是站在主流立场上对之的批评和贬抑。此外对浙东学派注重功利和史学所以经世的特点也存在着模糊之处,因为它们是明清社会的普遍趋向,不足以表现浙江思想的地域特征和特殊性。要准确地把握浙江精神和思想的特征,需要从自然环境的差异,文化学、社会学,以及主流与非主流的对立和变迁等角度,将浙江思想家放在人类文化的整体和运动中来考察。浙江思想家的特征是与某种非主流文化相联系的,其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和历史主义等特征也只有放在类似的背景上才能得到解释,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论依法治国的内涵、原则与主体

我们党和国家有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完整方略,其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原则、主体都有明确的战略思考,本文对此作了一些考察,并对其内在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论专制皇权制度下的明代阁辅严嵩

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较有作为的一个。在专制皇权制度下，严嵩被迫与群臣一样献媚君上，对世宗的失德失政行为不敢大胆诛阻，甚至被迫代为推行，但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严嵩时常委婉地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世宗沉迷声色不理朝政的情况下，严嵩并没有象其它许多官僚士大夫一样碌碌无为，甚至愤而辞官离去，而是恪守忠君之道，代行积极有为之政。他倡导节俭，与民休息，反对大兴土木，御虏抗倭，为明王朝惨淡经营了二十年。由于严嵩要有所作为，就必然要干预六部的事务，尽管他始终小心谨滇，仍不可避免地触犯了皇权，而遭到群臣的非议弹劾，当年老不济时，即被专制皇帝无情地抛弃。     

李昌祺《剪灯余话》述论

李昌祺《剪灯余话》是明初重要的文言小说集,标志着明代文言小说的复兴。其中的作品或关注古今政事,或叙写爱情婚恋,或表现商人生活,或炫耀才华,多以元明之际的动乱为背景,大力揭露批判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这些作品想像奇特,情节曲折,叙事细腻,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明中后期山东驿递的破坏与巡抚洪芳洲的整顿举措

驿递作为我国古代交通方式之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明朝中后期却遭到严重的破坏。巡抚洪芳洲面对山东如此破坏的驿递,向皇帝上疏,提出整顿措施。     

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委政宦官之实

鉴于历代宦寺之祸,朱元璋曾多次发表关于宦官干政的见解,同时强调其严禁宦官干政的主张,洪武十七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立于宫中,成为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象征.与之相左,三十余年间朱元璋又不间断地派宦官出使、观方略、从事茶马贸易、监督税收及参与刑狱等活动,诚如<明会要>所载,朱元璋是"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的禁紊之举,暴露了其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潜在意识,为明代中央辅政体制朝双轨制发展铺垫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