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

前科消灭在许多国家的刑法中都有规定。我国刑法,目前没有＂前科＂之名,而且没有前科消灭制度,却有前科报告制度之实。这样的制度设计使犯罪者终生背负犯罪的标签,无法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分析我国刑法在前科方面规定的不合理性,有助于立法者了解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试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前科消灭不仅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而且还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刑理基础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切合人权保障、谦抑、宽容的刑法理念,体现了公正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刑罚目的,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顺应此种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价值初探

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和采纳的一项基本刑法制度,属于刑罚消灭制度的重要类型之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其他民事、行政立法中都有大量关于前科的制度规定,但是却鲜见有与之相配套的前科消灭规定。前科制度的规定给犯罪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犯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致使行为人在一次犯罪之后,终身被贴上犯罪＂标签＂,丧失许多平等的就业、升学的权利,在法律地位上与普通社会公民相比较呈现出不平等的状态。未成年人犯是极其特殊的一类犯罪人。在我国现有的刑事政策环境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本文拟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该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做出初步探讨。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探讨

前科报告制度对犯罪人员重归社会构成了沉重的思想压力，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分析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建立的重要意义以及这项制度在我国建立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对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思考。     

浅议《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本文拟分析前科消灭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如何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前科消灭体系进行探索。     

关于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的构建——以修订后的刑法、刑诉法为视角

自从2008年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以来．全国多个地区开展了丰富多样实践探索，但在具体称谓、适用范围、程序及法律后果方面不尽相同，亟需从立法上进行规范。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免除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即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对如何贯彻前科报告免除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刑事立法确立的总基调是对未成年人的前科予以封存、限制公开。而不是从根本上予以销毁。在我国立法已经对未成年人前科封存提出目标性要求前提下．具体构建该制度。不仅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需要．而且也是落实刑事法律规定的需要。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研究

鉴于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目前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刑罚手段存在不足, 应当借鉴国外的前科消灭、不定期刑等刑罚种类,重建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罚体系,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使其受到公正、人道的司法处理。     

从立法原因及目的看刑法追诉时效的各项法律设计

刑法中对于时效的规定一共有三条，本文从立法的原意和发展中变化的原因以及这度设计想达到的目的分析了刑法中追诉时效制度的各个规定。作为刑法消灭制度中的一种时效制度存在的原因和制度立法设计的目的正是这一制度存在的根基，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追溯、对比的方法来探究追诉时效制度相的合理性。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中的概念,由于严格责任制度损害人权,英美法严格限制其适用的领域。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无罪过责任,所以所谓"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对我国刑法中责任主义的解释立场问题。我国刑法存在不少违反责任主义的规定,但不存在绝对责任。我国刑法应该承认公害犯罪特殊场合下的"推定责任"的合理性,并应在刑事诉讼中根据推定责任的规则来界定行为人的证明责任,它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责任主义松动的表现。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严格责任,存在原因并非责任主义松动所致。     

等待修复的创伤：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近年来，刑事受害人在我国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得到国家补偿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我国尚未建立相应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导致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应有的保障与维护。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的大势所趋。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着充分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日渐成熟。     

论刑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在国际化背景与视野下的道路选择

经济的国际化推动了法律的国际化。刑法的国际化是法律国际化的一部分,其主要表现是各国刑事法律之间不断吸精纳粹、相互借鉴,国际社会还通过国际公约的路径来不断影响各国的刑法内容。这种趋势也必然不断推动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改革。在当前人权问题成为时代和国际鲜明主题的情况下,刑法国际化的进程使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的现行刑法中得以突出体现,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能存在着严重缺陷。只有不断跟上刑法国际化进程,不断重视和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理念,在刑法基本原则、刑罚制度、刑法分则编排体例等方面完善刑法典,才能使现行刑法充分体现刑法应然的机能。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手段。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无效果、可替代、太昂贵三种情况之一,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此时刑法应当谦抑。     

期待可能性理论新探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以承认和采纳．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已有人开始涉足这一理论,但是,其诸多主张是颇值得商榷的．我国刑法应批判地继承期待可能性理论,但不能盲目扩大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     

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困境与权利保障

中国传统社会,律师一直是个边缘化的角色,是末流的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封建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赞赏,甚至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视为罪犯的帮凶和犯罪的摇篮,是泯灭良心和助纣为虐的坏人.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工作得不到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理解,反而受到他们的误解与打击;另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固有权利在法律上得不到应有的声张和保护.因此,刑辩律师也常常被外界称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新释

长期以来,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过于抽象化、客观化和理想化,已不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需要对新刑诉法第141条进行重新认识。比较而言,国外的公诉证明标准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且更具可操作性。我们宜吸收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因素,确立“证据清楚有说服力、预期可予定罪”的公诉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