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缘何也重“情”——从《文选·赋·情》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在萧统《文选》对赋的分类中 ,情这一类被作为专门的类别提了出来。这在文学集子的分类里 ,是一个创造性的开始。为弄清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本文试图通过对《文选》赋的分类中情这一专类的分析 ,去寻找与萧统文学思想相通的契合点。萧统列“情”这一专类并非是为了赞扬爱情 ,他的选录依然是符合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标准的 ,即典而不野 ,在“情”这一类中就是“发乎情止乎礼”,讲究“以礼自持”,以达到其讽化世人的目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其“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文学思想的痕迹。     

“四杰”骈赋的律化倾向及与六朝骈赋的差异

“四杰”骈赋不独在思想境界与哲理内涵与六朝骈赋相异,而且其骈赋自六朝齐梁之律化风尚开启以来,并受本朝律赋文风影响,较六朝骈赋律化更为明显,在用韵、格律和抒情化方面都较六朝骈赋又有不同。实为异于魏晋而独标的赋风新气象。     

张说对初盛唐文风改变和散文发展的贡献

张说在继承前人革新文风的基础上,更加追求文章的风雅、风骨和实用性,推崇典重质实、华赡丰美、既济时适用又风骨雅健的文风。他在碑文墓志和书序等体裁的文章中,运散入骈,骈散间行,兼重文质,改华从实,使文章的叙事性和抒情性得到了加强。张说为初盛唐文风改变和散文发展在理论到实践两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汉散体大赋的评价问题

汉散体大赋的发展是畸形的．未能反映汉代社会的本质真实，而形式上“文丽而务巨”“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但是散体大赋却能成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本文提出了五个因素，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辞赋之罪人”与“四六宗臣”——评庾信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对于瘐信在賦史上的地位有两种评价:一为“辞赋之罪人”,一为“四六宗臣”。“罪人”是以古赋为标准得出的,“宗臣”則是就庾信在骈赋中的作用而言。两种评价貌似不同,实际上却彼此联系,互为因果。骈赋从东汉咏物抒情小赋发展而来,咏物抒情小赋是在汉大賦衰落时兴起,与汉大賦分属不同的审美范畴。这是賦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庾信作为骈賦的最高成就者,可与古賦作者司马相如分庭抗礼,在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就祢衡的《鹦鹉赋》论鸟类赋之演变

祢衡的《鹦鹉赋》以一只被禁闭的鹦鹉来表达自己在世俗生活中所受到的羁绊以及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之情，他所开创的这种“笼中之鸟的哀鸣”的赋体风格，是对以前鸟类赋的突破，同时也开启了以后大量的类似之作。因此，祢衡的《鹦鹉赋》在鸟类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李白辞赋篇目及分类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录李白“古赋”八篇。就“古赋”原义而论，似应排除骈赋、诗体赋那种讲究语言骈俪整齐及用韵规饬的赋作。就所录李白八篇赋作句式来看，是否全为古赋之体尚待商榷。此外，李白赋今虽仅存八篇，然就其《大鹏赋序》等所示信息，其所作赋体当远非此数。兹略就李白赋篇之分体归类及篇目等略加辨析，以期雅正。     

从李兆洛看乾嘉时期的“骈散合一”论

“骈散合一”理论是清代骈、散之争的产物，在乾、嘉文坛中颇具影响。而在众多“骈散合一”论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兆洛。正是他，明确提出了“骈散合一”的理论，并对它作了阐述。本文试图从李兆洛入手，探讨清代骈文派、桐城派、阳湖派的“骈散合一”理论及与李兆洛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该理论兴起的原因及影响作了概述。     

试论李清照《打马赋》的思想特色

本文专就李清照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骈赋《打马赋》作了三点论述:《赋》表现了李清照力主抗战、反对投降的战略思想;表现了她渴望渡河、收复中原的爱国热忱;形成了她以诗明志、作赋述怀的思想特色。     

《文选》情类赋与萧统的伦理观

萧统在选中设情类，并选情赋入篇，是顺应了时代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也表现了作为人的萧统对学抒情性与人性复归的认同，但他对艳情学的态度极为谨慎，“发乎情、止乎礼”才是他践行的人生准则。     

陈寅恪寒柳诗的古典今典分析

陈寅恪先生创作的诗歌世称寒柳诗,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出色的史学家之一,寒柳诗中包孕了许多的典故,尤其是古典与今典的综合运用,更使得寒柳诗达到了诗歌用典的高超境界。本文便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用典传统而下,从陈寅恪寒柳诗中的古典今典入手,从而分析其诗中的心灵变化与复杂情思,进而窥探寒柳诗的艺术特征。     

鱼玄机诗歌用典艺术初探

鱼玄机诗的用典多,出典广、寓意新,显示出鱼玄机极高的文学素养。纵观鱼玄机50首诗歌,其用典的地方有50多处。其用典特点主要有两点：如盐溶水,浑化无迹;反意用典、弥见创新。鱼诗用典不仅可以丰富和扩大艺术形象的思想内涵,含蓄地寄托诗人的思想情感,使诗篇呈现出一种“辞约义丰”、“委婉含蓄”和“典雅精致”的审美效果;接受者通过对典故进行咀嚼后能理解其内在的含义,获得一种解读成功的快慰和美感享受。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论沈光文诗歌的用典艺术

沈光文诗歌中的典故来源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涉。作者善于以典抒怀，以史明志，体现了活用典故、以故为新、如水着盐、浑融无迹等用典技巧。沈光文诗歌通过对典故的娴熟运用，自然贴切而又含蓄蕴藉地表现了明清之际遗民诗人复杂深沉的思想感情，赋予了诗作古雅凝重、沉致深婉的审美风格，也折射了作者崇高峻洁的人格之美。     

析八大山人讽刺康熙皇帝的一首诗

八大山人巧妙地运用典故、暗语、方言和谐音等手段,创作出来的诗词,既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又躲过了清廷的文字狱.本文试以<江两真个俗>为个案,试析其语境和含义.     

任昉文章“文体本疏”与破体辨析

在中古文笔分域的背景下，任笔在齐梁之际赢得了炳焕的盛名，然而北人邢邵却讥斥任昉“文体本疏”，抵牾顿生。邢邵这一言论，是在与魏收斗文争胜的背景下提出的，除不满任昉诗歌好用新僻的典故之外，还有任昉在创作中常突破文体规范、随意运笔的缘故。任昉作品中所存在的破体现象，反映了他不拘于文体约定俗成的既有规范，灵活地从具体境况出发结撰篇章以各致其用，同时也是他追求新变的结果。     

转益多师是汝师——论梦窗词对前代文人的继承与发展

吴文英是南宋词坛上颇具争议的词人之一，历来词评家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便是梦窗的词作充分吸收了前代文人，尤其是长吉、义山和清真的艺术成就，注重炼语造字、用典繁密、结构曲折，想象丰富，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南宋文坛上独树一帜，成为宋代婉约词的最后一枝奇葩，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谈《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用典

多用典是稼轩词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取得很高艺术成就的重要因素。通过用典,深化了词作的主题思想,赋予了典故新的现实意义。本文浅析《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几处典故的运用,探究辛词深沉复杂的艺术境界。     

论阮籍的疏离感与情性观

在魏末的士林中,阮籍保持独有的疏离感。他以＂恬其性＂、＂得其情＂为其情性理想,借以剖解礼法世界的虚伪,而其文学作品实为作者内心痛苦与挣扎的隐曲反映。     

论《史记》中引用修辞的艺术价值

从引用形式上来分析，《史记》中的引用修辞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从文学方面来探讨，《史记》中的引用修辞，不仅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和抒情性，更使论据坚实有力，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