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晋国霸权护持与弭兵之会

<正>在春秋中期,随着楚庄王问鼎天下,周天子的威仪彻底陨落,勤王而信天下的"尊王攘夷"战略终于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楚庄王武力控制诸侯的结盟战略为代表的春秋争霸时代。晋因与楚国的邲战(公元前597年)一役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春秋时代占据霸主地位最长时间的晋的终结。随着晋景公的励精图治,晋国霸业逐渐复兴。这次晋的强势地位自景公兴兵灭赤狄(前594年)开始,一直持续至厉公、悼公以至顷     

论传统价值观在春秋争霸斗争中的表现

以德、信、礼、义为主要内容的我国传统价值观在春秋争霸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成为齐恒公、晋文公、楚庄王争霸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论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在争霸斗争中遵循传统价值观的史事，揭示出传统价值观仍然是春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论“五霸”之一的楚庄王

楚庄王熊旅（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五霸之一。不少史学家对楚庄王给予很高的评价。然而，对楚庄王称霸和霸主应具有条件的关系。即楚庄王称霸和齐桓、晋又称霸走的并非同一条路的问题，却没人论及。为此，本又对此作一探讨。关于春秋五霸，虽历来说法不一．但各种史料对越在王和齐桓公、晋文公并列为霸主并无歧义．齐桓公大胆地起用管仲为相，制定了“尊王援夷”的方针策略，他率领诸侯攘夷、狄，抗拒楚国。捍卫华夏文明，理当称为首霸；而晋文公在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再次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并在备修公…     

从吴楚战争看沈尹戌的政治军事思想

从吴楚战争看沈尹戌的政治军事思想张西庆沈尹戌（？－前５０６年），出身楚国贵族，乃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曾孙，叶公沈诸梁之父．因封于沈邑为尹，遂以地为姓．楚阳王时任左司马，为当时名将．在澄清楚国内政、抵抗吴国入侵的斗争中曾发挥重大作用，并终以身殒国．一、...     

西周到春秋时期曹国的历史地位之评价

西周时期，曹国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诸侯邦国，周王室把“天下之中”的膏腴之地和最稠密的人口赐封给曹叔振铎，是具有长远的战略考量的。曹国虽然不是“以屏藩周”的最近篱墙，但和齐国、鲁国一样，是周王室在东方的重要堡垒。但是，进入春秋时期，历代曹国国君在内政和外交诸方面都毫无作为，西周以来曹国在文化上的取向也束缚了曹人的手脚，使曹国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自顾不暇，最终日益走向衰亡。当然，东方大国齐、鲁、宋的强盛，也一步步压缩了曹国发展的空间，使曹国挣扎于大国的压迫之下，局促难伸，左右为难。回顾西周到春秋的这段曹国历史，对于先秦历史之研究无疑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从楚庄王“一鸣惊人”管窥太史公的政治观

《史记·楚世家》有楚庄王“一鸣惊人”的记载,但在《左传》甚至现在的其他典籍中找不到确切的依据,因此难以通过文献考据的方法证实它的真实性。不过,将其与《史记》中其他几位春秋霸主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太史公无一例外地对《左传》的相关记载作出了有意识的改造,以更加凸现他的“内修而外强”的思想,因此,关于楚庄王的这段叙述又是合理的。同时,从上述这些历史事件中,还可发现太史公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对人心向背重要性的清醒认识。     

《春秋》与“羲”：“羲”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羲”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羲”，正好衔接了“羲”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羲”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羲”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羲”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羲”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羲”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羲”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舍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螽．”牢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畚教》的巫虫性和文化功能．     

浅析北宋春秋学的攘夷观——以孙复、刘敞著述为中心视野

宋代《春秋》学者众多，相关著作丰富，春秋学成为经学中的“显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春秋学随着政治抗衡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出现意识的转变。“尊王”与“攘夷”是春秋学的主流意识，北宋偏重“尊王”，南宋侧重“攘夷”。民族矛盾与战争贯穿整个赵宋王朝，“攘夷”也为两宋《春秋》学者所重视。南宋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夷”成为最强的时代之音。而重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伦理纲常的北宋“攘夷”的态度也相当明朗。生活于北宋前期的孙复和中期的刘敞，他们的春秋学的著述经世色彩强烈，其“攘夷观”不仅丰富了北宋春秋学的华夷观念，也针对时政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策略。     

张载的《春秋》学思想

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从宋代政治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找内政外交的指导思路，对《春秋》作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其《春秋》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确立《春秋》在五经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以天理作为研习《春秋》的理论指导；第三，积极参与处理夷夏问题，为解读《春秋》提供现实政治上的依据。     

论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历史逻辑

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断案方式，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流传和延续与儒家思想法律化存在密切联系，春秋决狱也正是儒家思想法律化最强有力的体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逻辑，对儒家思想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途径。     

浅析春秋初期周王室与诸侯国关系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阶段。春秋初期,王室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周天子还有一定的号召力,许多诸侯国仍然对周天子行朝觐之礼。但同时,东方各诸侯国在近二百年的扩张经营后,羽翼渐丰,这些诸侯国既想摆脱周王控制又想利用王室达到自己号令诸侯的目的。而周王室一面极力维护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依赖诸侯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夷观

在整个先秦时期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戎夷蛮狄诸多部族,无论就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所谓"夏"、"夷"间的最主要区别即表现于饮食、服饰、社会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然而,二者之间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别,可以随着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逐步消失.夏夷思想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统一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产生而日渐系统化的.华夏族由于占据了自然环境优越、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周边四夷的歧视心理和敌对态度.但与此同时,战国秦汉时期对周边地区大规模的政治军事经营,却又具有一统天下夷狄诸族的意义,容纳夷狄和统一夷狄的思想遂构成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夏夷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华夏一体与天下一统最终成为夏夷思想的理想抉择.     

贤相子产的治国之道

春秋后半期,周王室衰弱,诸侯兼并,战事频繁,天下大乱.曾经有"春秋小霸"之誉的郑国已经国势衰微.当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     

春秋卿大夫的哲学、文化与精神

春秋卿大夫人数众多，社会地位重要，他们的睿智的哲学理念、良好的化素养和颇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对春秋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叶的归属问题

春秋时期叶的归属问题潘民中《辞源》释“叶”谓“春秋楚邑名”；释“叶县”谓“春秋为楚地”、《辞海》释“叶”谓“古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南，春秋楚地”。《叶县志》卷一《沿革》：“叶县春秋楚地。”《叶县地名考》曰：“叶县，春秋属楚。”将叶邑在春秋时期的归属定为...     

楚国控制鄂东铜矿时间考

鄂东铜矿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大冶-九江地区的古铜矿。西周中晚期楚国未涉足鄂东铜矿。按文献记载：早期的楚国几代国王虽然励精图治,但其国力依然弱小,无力染指鄂东铜矿;同时,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晚期鄂东铜矿的主人是古越人。《史记》记载的熊渠所伐之＂鄂＂应为南阳盆地的＂西鄂＂。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表明楚国控制鄂东铜矿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成王熊恽东下淮夷之后。     

“问鼎”原是贬义词

“问鼎”一词,源自《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戒,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五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子”即楚庄王,他乘伐戎之机,陈兵于洛水。此举无非是向周王炫耀武力。周定王心中不满,但仍派遣特使王孙满慰劳楚师。楚子在会见王孙满时,问起周朝九鼎的大小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楚庄王霸业成因新探

自古往今来,对时代和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其成功的原因都不是单一的,先天条件、时代机遇、自身努力,缺一不可。整体看来,楚庄王成就霸业的原因有僻处南疆,地域优势;前人奠鼎,厚积薄发;中原多难,人心思定;雄才大略,审时度势。     

试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一部以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著作。     

浅谈农养畜禽的春秋防疫

针对农养畜禽春秋防疫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及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