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从璘辨

唐天宝年间入朝与“安史之乱”时从永王李璘，是影响李白一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也是最能体现李白政治理想，政治态度的重要史实。其入朝事，早已为人们所条分缕析，情形颇为明了，而从璘事，却历来有“自愿”与“迫胁”两说，并且彼此各持一端，至今尚未能有确论。然而，李白从璘是直接关系到对李白评价的大事，我认为很有进一步探讨、辨析的必要。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下)

本文以“醉态”为契入口,分析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诗学思维方式：醉态诗学——一种不是采用分析性思维,而是采用浑融性思维的诗学思维方式。认为从本质而言,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验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上)

本文以“醉态”为契入口，分析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诗学思维方式：醉态诗学——一种不是采用分析性思维，而是采用浑融性思维的诗学思维方式。认为从本质而言，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验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     

悲悯的入世情怀和雄健的军人气质——从“文化大散文”看李存葆的文化心理结构

悲悯的入世情怀和雄健的军人气质是当代"文化大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李存葆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文化的滋养使他具有悲悯的入世情怀;雄健、刚劲、慷慨悲壮的军人气质深入到他的血液中,使他的散文有一种大气磅礴、阳刚勃郁的"力之美"。     

李白西方形象的译介与建构——从哈金、宇文所安的观点谈起

唐代诗人李白以出色的诗歌闻名于世,华裔新移民作家哈金从"边缘人"的视角,探讨了李白的人生际遇与诗歌特点;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则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以"他者"的眼光探究了李白的新观念。两位学者从人物形象、诗歌形象入手,在西方塑造了李白浪漫潇洒、特立独行的形象。细致分析二者对李白形象的差异描写、研读二者译介的李白诗歌,可以指出作者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写作视角在李白西方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当牧神邂逅诗仙——论余光中和李白

余光中和李白,一个是诗人的浪漫,一个是浪漫的诗人;一个用诗歌构建理想的王国,一个以诗歌续写延绵的乡愁,两者内含相近的诗情气质、诗意才华。本文试图从诗情、诗艺以及余光中的四首李白造像诗着手,窥探“诗仙”李白和“牧神”余光中在艺术造诣与人格情操上的契合与差异。     

杜甫诗歌的儒家精神

杜甫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儒生"自命,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杜甫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而当他的忠君、济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变得激昂与深沉、忧患与恻隐。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杜甫在诗歌中毫不隐讳自己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忠君济民的打算;在他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儒家思想文化和特定的社会人生际遇使杜甫只能永远是直面现实的伟大诗人。     

李白流放夜郎在唐律中的依据及公正性

一代文豪李白在知天命之年,因永王李璘之事,被判长流夜郎,"居作三年",李白自入幕永王为宾,犯"谋反"死罪,又据"加役流"从轻量刑而长流夜郎。本文不涉及永王与唐肃宗之间的争斗孰是孰非问题。单从法律上看,李白被处以流放之刑、流放地点为何为夜郎以及最终于夜郎遇赦得还,这些环节皆有法可依、有律可寻,且都在《唐律疏议》中能找到其具体的出处,一点也不冤枉。     

以酒抒情 借酒言志——品读李白的《将进酒》

李白是中国古代盛唐时期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世代相传,经受住了时间大浪的洗淘,流传至今。李白的诗中常常看到"酒"的影子,以酒抒情、借酒言志是李白诗歌的独特情趣,《将进酒》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品味到李白雄浑的诗风。     

诗化·禅化·故乡化——废名散文初探

废名,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特立独行名世,所写小说、诗、散文和论著都有奇气,有人说他是诗人,有人说他是散文家,还有人说他是禅师。他的这几种气质在他的散文中都得到了体现,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其散文进行浅析。     

论李白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诗风的转变

在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一生的创作中,出现了不少现实主义的力作,这些诗作滋生的土壤是李白复杂多变的人生际遇。中年的诗人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跻身仕途,却屡屡碰壁;晚年的李白命运多舛,把对生命遭际的慨叹化作对现实的关注,使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凸现出现实主义的灵性。     

李白游仙诗所体现的儒家精神

李白游仙诗的内容是寻找、追求、漫游神仙世界，也有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叙写友情，标榜自我高洁情怀，还表现了对社会黑暗、自己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失望、躲避以及反抗。笔者看来其游仙诗是打着出世的旗号，行在儒家入世的路途，深镌儒家精神的烙印，儒家精神才是李白终生服膺的主导思想。     

试论李贤及其经世之行

分析探讨了李贤思想和经世之行,认为作为天顺内阁的主要辅臣李贤临危受命,上筹国事,下安百姓,使明王朝终于摆脱了危机。这期间也是其经世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期,李贤的经世思想在天顺年间的政治生涯中变成经世之行,并有利于那个时代。     

李白乐府曲辞的新变

乐府诗的音乐内质是本诗体的根本特征。特别是李白的乐府诗,无论从他的创作,还是历代评论家对其乐府诗的评价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诗体的本源艺术风貌的关注,以及他的诗作所具备的曲辞特征。本文试从音乐曲辞的角度立论,探讨李白乐府在继承和发展前代曲辞范式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新变现象。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述评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后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恰如其分地评价李鸿章的外交生涯,是评判李鸿章一生功过的一把钥匙。史学界对李鸿章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的研究日趋重视,涉及到对李鸿章中日外交、中俄外交、中法外交等方面,尤其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方针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

李贺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在短促的生命中,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蜗居到自己所建构的阴冷的鬼蜮世界,描鬼说怪,谈坟说墓,同时又幻想着神仙世界的圣洁与美好;他以“皇孙”身份自夸,并积极谋取功名利禄却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同时被压抑的性爱无处宣泄,只有通过香词艳语来表达。其变态心理的根源是:恋母情结、仕途多舛、楚陶文化的熏染。     

论李白诗歌的“清”

从诗学概念"清"的复义性看,李白诗亦有清美的风格。李白诗之清首先表现在写景的清新明净上。李白诗的写景色调明亮,给人以明净新鲜之感,体现出清新的风格。其次,李白诗的清美表现在抒情的真挚与脱俗上。其诗歌感情表达真挚感人,又以清新脱俗的笔法出之,是诗人率真人格的自然流露。其三,李白诗的清美也表现在意境的创造上。李白诗善于营造浑融含蓄的清空意境,也善于营造或高迈旷达,或凄清幽寂的意境。     

李白辞赋用典研究

李白辞赋用典来源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且辞赋用典灵活自如，取舍得当。从用典类型看：一是语典的运用，使得文句典雅含蓄，意蕴丰富；二是事典的运用，这是李白思想的外化，是彰显情感的艺术手法。     

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诞生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在唐朝文学大家中，李白的诗歌独树一帜，风格独特。李白出生、成长的地方——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属古巴蜀地区。巴蜀地区所孕育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李白自小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本文试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探讨巴蜀文化与李白诗歌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     

李商隐诗歌中灯烛意象的文化意蕴——兼论唐前灯烛意象的渊源流变

灯烛意象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经典意象之一。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其诗歌中用到灯意象34次、烛意象22次,就这方面来说,在唐代诗家中仅次于白居易。灯烛意象对李商隐影响深刻,而唐代的经济基础、政治气候、文化氛围也影响到了李诗对灯烛意象的运用。李商隐扩大了灯烛意象的表现力、内蕴力,创造出具有多方面文化意蕴的经典灯烛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