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探析

公司运行一旦出现僵局,股东利益必然受损。鉴于此,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83条正式确立了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但在审判实践当中,因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依然不够完善,人们对如何适用该制度存有较大的困惑。应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法理入手,并依照相关诉讼法原理,对公司司法解散之诉适用的条件及程序问题予以厘清。     

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该规定确定了法院对公司内部经营的干预原则,也为因公司陷入僵局而利益受损的股东提供了一条救济的途径,但是也存在着规定过于抽象以及实践中不易操作等问题,为此,本文就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进行研究。     

论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

针对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僵局的不明确定义,借鉴国外相关立法规定,提出了解决公司僵局的原则性规定,着重探讨了司法介入的合理性及前提、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及相关立法规定、法院强制解散、股权转让等司法救济问题.     

公司僵局及相关问题探讨

公司僵局，主要发生于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人数较少时更为常见。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公司僵局情况下的司法解散，完善了公司僵局出现后对股东的司法救济，但如何适用该条原则性规定，需要树立积极慎用的理念，兼顾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平衡，保证股东投资公司目的实现，又要避免轻易解散公司引起的社会动荡。     

论公司外交保护制度中的国籍确定规则

文章在论述公司外交保护制度中国籍确定规则的意义的基础上,阐明了国际上通行的认定公司国籍的标准、巴塞罗那公司案确认的规则、《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规定是公司国籍认定的三个原则。以国际立法和司法实践确认的规则、自然人股东国籍国的确定、股东的持续国籍作为公司股东外交保护的依据,立足我国立场,结合实践,针对公司外交保护制度及国籍确定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探究

当公司运行陷入僵局时,股东利益面临着受损的风险。为了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83条正式确立了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但该条规定过于原则,相关细节并不详实。本文笔者将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法理入手,依照相关诉讼法原理,对公司司法解散的构成要件及程序问题予以厘清。     

我国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制度研究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同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对请求司法裁判解散公司的事由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以上规定并不明确,存在不少疏漏之处。为了确保公司理性顺畅退市,使得无法继续运营的公司能够按照既定规则退出市场经济的竞争舞台,使得资本得到更加合理的运用,文章对《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法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其中的一些疏漏,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诉讼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价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完善的理论能更好的指导实践。以英国“公正合理清盘令”为确立标志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确立了此项制度。我国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学界热议和实践的需求下应时而生,新《公司法》第183条对此进行了规定。本文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理论出发,重点探讨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价值。     

自治与干预的平衡：公司解散原因之本意

公司解散制度是调整公司退出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自愿解散与司法解散是公司解散的两类重要原因。自愿解散是公司自治的必然需求，而司法解散则是司法干预的结果。多类原因并存的客观性，必将导致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冲突，深入剖析公司解散原因是协调二者的必然要求。     

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诉讼

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公司法修订的一大进步，但由于立法的粗略以及司法实践配套规范的滞后，导致该制度功能的实现受限。本文对公司僵局的内涵以及司法解散诉讼的构造进行剖析，并为司法实践提出建议。     

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和裁判标准适用研究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略显粗糙，导致司法适用出现混乱情况。通过比较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德国法上的“专家标准”、日本法上的“善良管理人标准”，以及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该问题的判决，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适合我国国情。此外，法院判决必须考虑如下因素：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公司经营的行业或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经营状况等。     

试论新桂系时期广西的司法公正问题

新桂系时期，在广西省政府致力于改革司法制度的努力下，广西的立法、司法程序、司法专业人员的培养以及司法机构的设置等均取得了较大成效。这为广西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司法程序公正性不足、司法队伍整体素养水平不高以及司法效率低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司法公正始终没能在新桂系时期的广西得以真正实现。     

我国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研究

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保障检察事业顺利发展的一项重要机制。纵观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对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而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检察官的职务保障权,在职务保障权的救济上却存在很大缺陷,突出表现在缺乏司法救济。完善我国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制度,应当首先确定司法救济的原则,并要明文规定检察官享有司法救济权,废除立法中对司法救济权的障碍。     

公司监事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新探

2006年1月1日生效的《公司法》规定了监事对公司的民事赔偿责任。但这种民事赔偿责任,从对公司监事履行职权进行监督的角度而言,由于立法规定的原则性以及监事对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缺失,难以解决监事不监事、不作为的问题。文章就监事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和构建的内容。就监事对公司民事赔偿责任的完善而言,应明确监事勤勉义务的法律判断标准和监事对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就监事对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构建而言,应明确公司监事对股东和债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件和方式。     

论和谐社会理念下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重视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是实现司法公正、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亦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共同趋势。我国刑诉法确立了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并予以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实际运行效果并不如意,文章认为有必要对现有立法进行完善,扩大被害人的权利以更好显现其主体地位,顺利实现刑诉法的目的。     

建立我国统一产品责任法的几点思考

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我国陆续在一些法律中对产品责任问题作出了规定,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产品责任法.对产品责任的主体、归责、缺陷认定与区分及损害赔偿范围的争议明确限定,是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问题调查与研究———以 H 省 Q 县为视角

对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的明确以及资格的科学界定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与具体体现,然而,《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文章以H省Q县调查材料为基础对我国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进行研究,为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思路。     

试论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于是否引渡本国国民有不同的立场。中国对此采取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立场,即拒绝引渡本国国民。近年来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有所松动。一些国际公约鼓励各国附条件的引渡本国国民,同时向国际司法机构引渡本国国民日益成为各国的义务。     

民族风俗习惯与民事法制建设

民族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事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各民族风俗习惯在我国民事立法、司法、民事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培育方面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发挥民族风俗习惯在民事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克服它的消极作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民事法制的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