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与比较──再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

《四库全书总目》融汇了传统学术批评的多种方法，与西方评论性目录学或分析目录学颇为类似，余已撰《通观与局部》一文以见之，兹再抬出实证与比较两法，以证成此说．至于知人论世，尤为中国学术批评常用之方法，突出表现了中国人的人文智慧，当另撰专文详论之．实证法实证法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学术致思的倾向——即价值观，更是《总目》开展学术批评的一项重要评价标准．在四库馆臣看来，与实证相对立的乃是“虚言”，相脱离事实的形上空谈．如李延寿《南史也与南朝四史，历来毁誉不一，四库馆臣认为延寿之书“本纪删其连缀…     

四库总目词曲批评方法考述

《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在目录学上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在词曲批评方面同样成就斐然,《总目》运用源流批评、比较批评、纪事批评等批评方法,拓展了词曲批评的方法和视野。从总体观之,《总目》词曲批评成就大于不足,在以词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对《惜抱轩书录》采弃原因探析

从清代目录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和姚鼐个人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等几个方面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惜抱轩书录》采弃的原因,旨在说明《惜抱轩书录》的学术价值和清代皖籍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的贡献。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郑樵《通志·艺文略》类目考

南宋莆田人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创立的12大类分法，在“记百代之有无”和“广古今而无遗”的同时，也体现了他“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的目录学思想，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然目前学者对《通志·艺文略》中一、二、三级类目的统计数目却是众说纷纭。经分析考证，《通志·艺文略》合理的实际类目数应为：12大类、65小类、431种。     

钱大昕的目录学思想及成就

通过钱大昕对诸家目录书价值的评定,利用目录学方法进行史实考证的实践活动,以及他所编修的《补元史艺文志》、《范氏天一阁碑目》等目录书中体现的目录学思想,可知钱大昕在目录的体例、分类、价值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论桂学研究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桂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之七

桂学研究作为广西地方之学,民俗研究应该是其重要内容。广西民俗事象和现象早在历代地方史志及其文献典籍就有所记载,刘恂《岭表录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开始广西民俗研究先河,现代民俗学研究进入黄金时期。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坚持田野作业的实证性研究原则,坚持文献研究方法的考证、印证原则,坚持民俗的“民”与“俗”特征及其价值取向性,这既有利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指向与现实应用意义,也有利于夯实桂学研究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纪昀与泰山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国文化史上一项浩大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已近竣工。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这项工程的主持人,《四库全书》总裁官,大学者纪昀,正以他睿智的眼光注视着泰山。 纪昀(1724——1805),字晓岚,又字春帆,号云石。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氏少即颖异,及长更是学问淹通,博闻强记。乾隆三十八年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由纪氏总领其成,尽读各省所进书和宫藏秘籍,逐一论次编排。其同年好友及四库馆同僚朱硅称之为“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巨观” (《知足斋文集》)。纪昀还撰写了煌煌二百卷的目录学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不仅“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而且还“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实际是对乾隆以前的学术进行了一     

《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述评

《总目》分类法集我国古籍“四分法”之大成，是传统分类法的典型。文章概述了《总目》分类法在建立完善的分类体系、制定可行的分类规则及对具体类目的处置等方面的贡献，同时分析了其在分类意识及价值取向上的偏颇。     

近二十年《水浒传》批评综述

最近20年是《水浒传》批评成果很多、成绩很大的时期。其主要原因,一是思想解放的潮流溶解了冰封的学术大地,“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二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本文从“拨乱反正”、“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阐释的热点”等方面,对20年来《水浒传》批评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性总结,认为近20年《水浒传》批评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并处于徘徊状态。     

杜诗仇注献疑

杜诗仇注献疑谢荣福（江南社会学院苏州２１５１２８）杜甫的诗歌，自宋至清，注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然洋洋巨著，疏漏之处，实亦难免。...     

大理文献目录学的发展概述

读书治学，宜得门径，文献目录学作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大理文献目录学的发展相对于文献数量的发展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但大理文献目录学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文献目录著作并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就大理文献目录学的发展作探讨。     

徐霞客与地方志

徐霞客一生与地方志有不解之缘,年少时他最爱读图经地志,年长时地方志伴他游遍大半个中国。他一生酷嗜搜求志书,所集志书“充栋盈箱,几比四库。”而其游历日记亦因真实可靠,成为后世修志之取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评价《徐霞客游记》;“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料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矣。”     

论叶燮诗学批评的突出表征

叶燮《原诗》从批评思想来说，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批评的延续，其“知人论世”说、对人格批评论的推崇和应用等均有鲜明体现。其创新求变思想也非常突出，叶燮据此以历史价值为准，不仅理论上积极呼吁倡导，而且创作实践上以身作则，其“新变”观对蔓延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复古论调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与解构，具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对当代中国文论界也是一次警示和启迪，．其破立结合与点面结合的批评方法，使其批评具有尖锐、犀利的风格，也使《原诗》不仅具有强烈的逻辑思辨性，同时具有品鉴与感悟的诗性。     

晁公武的目录学成就

晁公武是南宋著名的目录学家,《郡斋读书志》是其代表作,版本有袁本、衢本之别。《郡斋读书志》对目录学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图书分类既有因袭,又有创新;总序、类序和小序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提要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读书志》最大的特色和贡献。     

叶适著作版本及佚文佚诗

叶适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南宋学者刘宰说：“水心叶先生之文，如涧谷泉，挹之愈深。”(《漫塘集》卷二四《书夏肯父乃父志后》)清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美叶适说：“文章雄瞻。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能脱化町畦，独远杼轴，韩愈所谓文必己出者，殆于无忝。”(卷一六0《水心集》)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人间词话》“境界”说诗例质疑

《人间词话》是一本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体制而又注入了新观念血液的诃论名著与美学论著，作者王国维是我国美学史上与文学批评史上首先引用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来评论我国古代诗诃的美学家与文艺理论家。其“境界”说又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向为学术界所乐道。但仔细分析，觉得王氏所举的一些诗例词例．似与其理论不甚相符。现略抒管见，请大家批评。     

汇释“书籍”

什么叫“书籍”：《史记·礼书》“礼书第一。”唐人司马贞《索隐》注释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字通·日部》解释说：“书，几载籍谓之书。”书、书籍，作为文化载籍的总名，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要问“书”字、“籍”字的最早字义（即本义）是什么？“书”字、“籍”字的书籍义是怎样演变形成的？这就需要有一些文字学、测站学的专门知识了。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解释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许慎又在他的《说文解字·幸部》中解释说：“舍，着也。从章，着声。”“书”字属于“幸”部，幸字正是“笨（笔）”…     

鲁迅对《学衡》和吴宓的批评──兼谈吴宓研究

文章根据新文学史料，考察了鲁迅对《学衡》和吴宓批评的全过程，认为那种视1922年鲁迅同“学衡派”的斗争是把吴宓作为反面人物棒喝或鄙夷的说法有欠公允。其时，鲁迅针对《学衡》与新文化运动相逆对的思潮和吴宓的思想局限予以批评是无可厚非的。吴宓作为教育家和学者，一生贡献甚多，建树甚广，其参与创办并主编《学衡》11年，经历始终，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上声名远播，影响甚大。吴宓很值得研究。为如何深入研究之，作者提出了三点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