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少数民族影像中的“他者”呈现——略论潘年英的中国西南摄影

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人类的文化来理解“人”的综合性学科,影像是当代民族艺术表达和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传播符号,随着“图文对话”时代的到来,照片的保存在人类学民族志中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本土谱系和西学源流为我们从人类学角度讨论少数民族影像的叙事伦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潘年荚的人类学影像全面展示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生态环境、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面貌,并将其与文字记录相结合,可以说为中国少数民族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材料与调查报告,具有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文章以潘年英作品中的少数民族影像为例,来说明人类学影像是如何呈现“他者”。     

异域他乡的学术文化品位

以参加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修班时收集到的学术资料为基础,阐述了三位专家学者在历史人类学、民族志书写、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人类学与海外华人研究等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总结了参加本次学术文化之旅的感悟与思考。     

戴尔·海姆斯与“讲述的民族志”

＂讲述的民族志＂是戴尔.海姆斯从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视角,而＂表演理论＂则是从＂讲述的民族志＂中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对于这一学术谱系与问题序列的梳理,使得作为＂表演＂的＂口头传统＂的研究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获得新的立足点。     

旅游民族志

通过旅游民族志研究对当代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亦即不仅在旅游人类学范围内考察有关民族志问题,而且将这些问题置于人类学的当代实践之中,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田野作业的传统、民族志的时空策略、旅游民族志中的特殊问题等。     

文化间性与学科认同——基于泰国研究经验的方法论反思

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与对象国的本土学者进行交流所产生的文化间性,具有深刻的民族志寓意。文化间性在这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将是人们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由民族志文本来呈现。其次,与本土人类学家的知识交流将在人们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对于国际人类学话语权威的反思和解构,这构成了海外民族志的重要知识论背景。跨界研究将不再是"帝国人类学"所代表的把政治与知识上的优势强加给对方,而是意味着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对于内部视角的重视,多视角的形成以及交流后产生的互文效果应当是构建世界人类学这一学科认同的重要基础。     

实践、权力与文化的多样性阐释——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反思

透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研究历程的回顾和反思,厘清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脉络。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实践理论、权力理论的发展,导致了人类学理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历史人类学、阐释人类学以及实验民族志的出现,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略谈学术翻译中主题与细节的关系——以人类学译著中数则误译为例

学术作品在论证其主题时一般会利用具体材料,这些材料可视为细节。在学术翻译中,译者应该在认识作品主题的基础上准确传达细节的含义,细节翻译错误会妨碍读者对主题的理解。对《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三种人类学译著中部分误译的简单分析可以证明翻译过程中主题统帅原则的重要性。     

艺术人类学的视野

艺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尤其它涉及文化功能的解释,或者叫文化深层解释。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艺术民族志、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分类,这四个问题涉及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及其理论方法问题。     

《悠悠岁月》的“自我民族志”书写探析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将照片和影像资料作为回忆的叙事代码,“超个人”地撰写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集体记忆。作家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志的样本,站在社会结构层面去探索历史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影响。这部“社会自传”是安妮·埃尔诺对自己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也实现了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融合。     

人类学非西方理论范式构建的尝试——评徐杰舜《乡村人类学》

中国人类学学派及其生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形成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经验,地方性的民族志经验与建构普世性的理论范式之间的张力是大多数非西方人类学学科或者学派都面临的问题.《乡村人类学》一书正致力于这种普遍性的理论范式的梳理和建构,从而使得中国的乡村人类学不至于沦落为以西方为主位的人类学的一种补充形式.可以说,乡村人类学所试图建构的是一种非西方的理论范式,从而将中国经验,认知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内.在乡村这一区域所进行的研究以及获得的地方性民族志经验表明,文化价值体系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语境,地方性知识应该也必须构成经验的反思的基础和前提,具有这一文化自觉意识的乡村人类学才不至于沦为西学的一种补充形式.     

叶舒宪主编的《文化与文本》出版

反映1998年10月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首届学术研讨会学术成果的《文化与文本》一书,作为“文学人类学论丛”的一种,最近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主编叶舒宪,24．5万字,定价19．80元。该书由李亦园、乐黛云作序,并附有1985～1997年国内文学人类学研究论文汇目。叶舒宪主编的《文化与文本》出版@大禹     

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通过对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方法、市场体系理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反思,结合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应用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如将人类学的社会意义培育于公共空间之中,关注人类学的宇宙观等,并就田野工作的方法、经验及研究选题进行了讨论。     

田野调查现场进入方式与民族志作品的信度、效度关系

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被誉为人类学学者的“成年礼”,也是人类学学者完成民族志的必经途径。田野调查的现场进入顺利与否是完成这个“成年礼”的重要环节之一,同时,也关系到民族志作品的信度与效度问题。田野调查越是能顺利进入田野现场,取得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在过去二十年里影响深远的《写文化》中文本终于要出版了,作者借此机会成文,略述民族志在三个时代的发展,在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理解《写文化》一书的学术位置。文章也介绍了《写文化》从研讨会到论文集过程的基本信息,特别介绍了文集没有收入的松顿那篇把分类看作整体性修辞的论文。     

“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

《一个中国的村庄》是杨懋春先生撰写的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部民族志作品。它和《江村经济》、《金翼》等在早期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围绕这个村庄的多次重访 ,既是一种对中国人类学不远历史的追忆 ,更是新老人类学者间(当然还包括村民 )的一种跨时空学术对话     

基本文化分类概念:人类学的理论前沿——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七

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的研究在人类学上是一个很前沿的东西 ,其研究的目的 ,一方面 ,就民族志层面而言 ,自然是要更深入地去了解被研究的文化。另一方面 ,在理论上讲 ,是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已有文化理论的解构 ,以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能够更基本、更细致、更深 ,而又更广泛的研究为新切入点 ,使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兼具反省性、批判性及建设性 ,以重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与理论     

人类学知识的生产与田野实践

本文的理论关怀在于人类学知识的生产与田野的关系.首先从时间与空间上来看,人类学田野存在着政治的不平等性以及学科本身对田野的判断与建构出现的诸多问题,"原型"的权威与标准及其背后的政治语境束缚了人类学的研究和民族志写作,在反思与对话中,笔者认为田野是无处不在的,学科所具有的品质是对理论与现实的关怀.     

贺信

徐杰舜教授并转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值此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谨向与会各位同行表示衷心祝贺与诚挚的问候。人类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中国人类学发展事业中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之一,差不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一辈人类学家,身体力行,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本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人类学得以恢复和重新起步,新的人类学理论与思潮再次涌入,一方面为中国学术带来新的资源与活力,同时,又再次将人类学中国化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