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的抗战民族复兴思潮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积极宣传自己的民族复兴理论。其中，抗战民族复兴的各种理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股思潮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论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转折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使国共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两党化敌为友，合作抗日，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对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几点认识

作为西安事变主要决策者、发动者的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将回宁，结果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失去了自由，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史学界对此世纪谜团一直甚感兴趣，对张学良此举众说纷纭。本文以史料为依据，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严，为了消除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种种责难，以正视听，另外从当时情况看，张学良此举是有安全保障的，正因为如此张学良才会亲自送蒋回宁。     

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

本文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功绩，作了深入而系统的论述。文章认为，张、杨的个人素质（个人性格、政治品质和奋斗精神等），是导致西安事变的主观因素。文章还分析了张、杨发动事迹的初衷和做法，肯定了他们的斗争策略促使了事变提前并顺利地到来。文章最后分析了张、杨遭到迫害的原因。     

“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它使当时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转变。而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发生的“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是有密切关系的。“两广事变”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实现了“两广事变”反对内战,进行抗日的目的。在今年全国将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对我们广西人民来说,回顾一下“两广事变”的历史,探讨一下“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的联系,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与广西历史的重要课题,而且对当前正在推动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现实意义。     

张学良的现代民主意识与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

民主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其现代民主意识更与西安事变共始终,成为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发展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尽管西安事变的结果基本满足了张学良改组国民政府、政治自由、保障民主权力以及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政治诉求,但其现代民主意识中封建传统观念这一局限性,又令人不无遗憾。     

张闻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贡献

本文概要论述了张闻天对党的统一战线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和在实现从土地革命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大转变中的不朽功绩。张闻天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形势,为红军战略转移和统一战线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促成遵义会议召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主持瓦窑堡会议,实现战略大转变。他是我党促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系列重大的策略问题。     

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对蒋政策之嬗变

以1936年下半年以来国共两党接触的相关文献和档案为基础,从更宽的视野中去追寻形成西安事变最终解决条件的若干历史细节,并由此得出三个结论:其一,事变解决的具体条件在事变发生之前即已被双方提及;其二,突发的西安事变使蒋氏在坚持改编红军的强硬前提下放弃了极端强硬的一些条件,而回到了事变前曾经提出过的一些框架之中;其三,中共在西安事变初期态度强硬,但最终却让步,这与蒋氏的强硬不无关系,蒋在事变中并非完全处于被动。     

论国民党主和各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存在已久的各大派系，因其政治背景及利益的不同，迅速分化重组成主战，主和两大势力，并分别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提出了立场迥异、针锋相对的主张，由于事变的发动者所奠定的和平基础，在国民党内主和各派系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和配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迅速和平解决，其主和各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我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     

张学良陪蒋回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

张学良陪蒋回宁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是由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动机,以及他和蒋介石在该事变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新桂系的抗日态度与西安事变

本文认为新桂系对抗日的态度是从托抗日之名倒蒋发展到拥蒋抗日，而西安事变是其转折点。     

《蒙藏旬刊》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抗日战争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创办的《蒙藏旬刊》在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该刊创办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蒙藏边疆危机严峻之时。《蒙藏旬刊》积极向蒙藏地区人民揭示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宣扬“五族一家、公忠爱国、复兴中华民族、安危与共、精诚团结、救国自强、开发西北、巩固边陲”等理念。尽管《蒙藏旬刊》所宣扬的“五族共和”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该刊高举“中华民族”大旗,号召蒙藏人民团结御侮,捍卫国家主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仍有其重要历史价值。     

试析张闻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贡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密不可分,其中,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恪尽职守,冷静分析,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现场处理棘手问题,集中集体智慧,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学良在中国统一事业上的历史功绩

在抗日爱国和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干预中原大战，再造国家统一；发动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直到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西安事变与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西安事变在当时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共产党“逼蒋抗日”政策得以落实，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地位；它使共产党和红军摆脱了极其严峻的生存危机，使革命事业获得了一个宝贵盼发展契机；它使根据地范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奠定了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规模。     

论国民党诸多派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伟大义举。它的和平解决，不仅是时局转变的枢纽，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转折点。国民党在事变发生后，各界虽反应不一，但其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由于国民党各界的表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西安事变才得以迅速和平解决。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举行“兵谏”的目的隽5巨蒋抗日，所以张杨在“兵谏”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论国民党诸多派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积极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伟大义举。它的和平解决，不仅是时局转变的枢纽，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转折点。国民党在事变发生后，各界虽反应不一，但其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由于国民党各界的表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西安事变才得以迅速和平解决。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举行“兵谏”的目的隽5巨蒋抗日，所以张杨在“兵谏”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西安事变张学良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的原因

文章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谈判取得一定成果，在南京停战期限的最后一天，在西安内部严重分歧的时刻，在蒋介石下令撤兵的条件下，张学良才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送蒋回京，从而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从张学良的个性看他与西安事变

个性是导致行为以及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由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及人生阅历这些因素长期的交织、冲突、聚合 ,最终熔铸成张学良与众不同的重恩讲义、勇于牺牲和天真直率、富于冒险的双重个性 ,这种个性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举止和态度 ,从而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角色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合力

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在当时极其紧张和复杂的局势中，顺利得以和平解决，是多种合力与诸多因素造成的。文章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得出了比较符合历史实情的科学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