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士道对芥川龙之介的影响

芥川龙之介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作家,武士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其作品中,武士道精神也贯穿在人物形象之中,芥川对武士道的接受是矛盾的,他既赞同武士道中的“义”,又反对其对人性的压抑及复仇精神。因此,芥川笔下的人物与他本人一样,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笔下的人物痛苦挣扎,使他本人走向死亡。     

罂粟之花——麦克白夫人形象魅力之解读

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笔下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然而自问世以来,人们谈得最多地便是她的恶:是她怂恿丈夫弑君夺位成为千古罪人,而自己也成十恶不赦、心如蛇蝎的坏女人……然而本文,试图从辩证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该形象的恶与美,阐释麦克白夫人作为普通女性的真性情的一面,由此揭示这位有血有肉女人悲剧的真正原因。     

老舍的汉奸形象塑造与国民性批判

作为一名执着于剖析和批判国民奴隶心理性格的现代作家,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小说和话剧创作中塑造了众多汉奸人物,既是其在市民形象上的新发掘,也成为其笔下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老舍细致刻画了不同类型的汉奸,客观上呈现了这个阶层所代表的民族劣根性。并且,老舍抗战文学中的汉奸书写对于其笔下的异国形象塑造也具有重要意义。老舍对汉奸形象的充分关注和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繁华散尽皆成空——曾朴与白先勇作品中"妖女人"形象浅析

曾朴笔下的傅彩云与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是中国小说中“妖女人”的两个典型。两人的性格各有特点,各自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也不相同。傅彩云用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向男权中心社会挑战,作畸形的反抗,显示了晚清封建道德礼教的崩溃;而尹雪艳代表了死亡之神,为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文化装点门面,其本身并不承担太多道德劝惩的功能。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小说中“妖女人”形象因时代风貌的不同而发生的变迁。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我国小说女性人物注入了新的生命因子。     

指点迷津引导探索老舍小说创作主题透视

纵观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一个似断实续的基本主题,那就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他笔下诸多人物形象丰富了现代文学史的人物长廊,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孕育的国民性的种种弊端.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

在路遥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中,为数最多的是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批女性形象,这类人物既保持着传统道德观念,又带有鲜明的现代思想意识。分析了她们在爱情追求中的表现,并探讨了路遥之所以频频塑造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原因。     

自由不在于走或留——娜拉、安娜人物形象嘲讽意蕴探析

《玩偶之家》的娜拉一直以来是妇女觉醒与解放的代名词,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一个出走后的娜拉。文章侧重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剖析当时的社会制度与人性善恶,进而结合其他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探寻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阐明对觉醒的女性而言,自由不在于走或留,而在于是否有走或留的权利。     

共性人物各具个性——《史记》人物画象之一

司马迁开创了以人传史的先例,并藉艺术妙笔描绘出一个个声貌毕呈、破卷欲出的人物形象。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一些身世、地位、特点相类似的人物,在司马迁笔下也各具个性。司马迁既尊重史料,也相信自己的考察和识别;既不回避人物的共同点,也注意挖掘他们的差异之处。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选材、布局着手,勾描点染,刻划出许多有共性也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     

班吉形象的多重意义

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自从面世以来,备受评论界关注。本文分析了这部小说的三大叙述者之一—班吉的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重意义,作为小说的开篇叙述者,福克纳笔下的班吉形象丰满且具有多面性。他不仅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形形色色的人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宗教象征意义。     

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四个妇女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许多典型的妇女形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老舍笔下的虎妞、杨沫笔下的林道静和李凖笔下的李双双都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典型的妇女形象,她们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祥林嫂是中国文学史上封建妇女的终结性典型形象;虎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作为小市民出现的妇女形象,是反映中国妇女现代性萌芽的标志性人物;林道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作为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妇女形象;李双双是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妇女主人翁的典型形象。从祥林嫂到虎妞,到林道静,再到李双双,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妇女典型形象的演变过程,概括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展示了中国妇女的政治意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这些妇女形象还留给我们另外一些思考,即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必须具有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观意图,而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要树立“写时代、写历史”的创作理念,这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关键。     

不合理却合理的存在——论《平家物语》中高仓天皇的人物形象

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平家物语》将非主要人物形象之一——高仓天皇塑造为一个孝子贤王,风雅、注重情感的人物形象,看似有很多的杜撰、矛盾以及不合理之处,实则也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来为作品的主题思想服务的,可谓不合理之处自有其合理的地方。作品对平家之恶的揭示,对＂盛者必衰,骄者必败＂佛教道理的阐明,以及对日本院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支持,通过对高仓天皇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表现了出来,可以说作品对高仓天皇人物形象的塑造紧扣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普通青年的两种结局——关于不同时代作家笔下“普通青年”形象的探讨

纵观当代文学史,青年作家对于同时代人的书写总是会渗透出某种个人焦虑与时代诉求。随着时代的转换,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们也在某种联系中完成了个体奋斗与自我认同的方式的转换。此文通过对比分析路遥的《人生》与"80后"青年女作家文珍的《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中的人物形象,来探讨不同时代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们的结局,进而探讨当今青年作家在处理青年问题时的解决方式是否有效。     

有限的反抗：从缄默到呼喊——爱碧与繁漪形象之比较

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榆树下的诱惑》中的爱碧和《雷雨》中的繁漪这两个女性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在对两者外在形貌、精神特质以及生活经历等方面相似性的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尝试探究她们所具有的特殊性格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而得出这两个女性人物形象是“自塑”和“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对她们反抗的有限性作出新的阐释。     

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流变

在李维、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人物形象发生了主要变化的是以集体形象出现的平民、母亲伏伦妮娅以及科利奥兰纳斯.李维和普鲁塔克笔下的平民形象是安分守己的弱势群体,伏伦妮娅是一个普通的母亲,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强硬派;在莎士比亚笔下,平民以乌合之众形象出现,伏伦妮娅变为父权和国家利益的化身,科里奥兰...     

赵树理、高晓声笔下新老式农民形象之比较——以《小二黑结婚》、《水东流》为例

凸显勤劳节俭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揭示在时代潮流裹挟下艰难蜕变的心路历程是赵树理、高晓声塑造老一代农民形象的共性。老一代农民落后陈旧的思想观念,在赵树理笔下集中表现为腐朽的封建意识,而在高晓声笔下则主要显现为生活观念的落后过时。聪明能干、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是赵树理、高晓声笔下新一代农民形象的共性。新一代农民思想观念之＂新＂,在赵树理笔下表现为与腐朽的封建意识、反动势力不妥协的斗争,而在高晓声笔下则主要显现为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重新审视钱财的价值,勇于追求精神享受。     

悲剧的母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试析《雷雨》中侍萍人物形象

本文以分析曹禺剧作《雷雨》中侍萍人物形象中心,主要论述其作为一个母亲,从默默地付出母爱和对灾难的承受两个方面,分析了她身上所蕴含的悲剧意蕴和道德内涵,探讨了她的形象塑造的艺术价值在《雷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高老头父爱之我见

通过对巴尔扎克笔下高老头性格中父爱的分析，指明高老头的父爱不仅有时代阶级的烙印，而且也是人类的共同感情中的一部分，从而提出这部作品不朽价值之所在。     

道不自器,与之圆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创作观之比较

创作观是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思想观念和写作态度。思想观念与作品形成时的时代风气、文化氛围相关,作者从这里提取艺术真实;写作态度则与作者的身世经历、写作理念有涉,其中体现着作者的创作心理。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均在各自的创作观指导下进行写作,既做出了精彩的发挥,又风姿各异,达到了使生活的意蕴得以深化、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生动、典型的效果,这种人物形象,正符合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所界定的"圆形人物"的定义。创作观的上述层面分别对应于"真善美"的三个层次,这又可用《二十四诗品》中的"道不自器,与之圆方"来指涉。本文即通过对以上因素的综合辨析,来阐释创作观的异同如何导致《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两部名著的差异,并据此探讨影响研究中的"媒介学"研究方法与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题材学"和"文类学"研究方法如何在这两部名著的比较中关联起来,以及这种关联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不孤独的孤独者--试论莫里亚克主人公角度表述的多层次双重性

莫里亚克笔下的黛莱丝是个性格复杂而又带模糊性的人物形象，本文试从主人公角度出发，探析其向内与向外、显性与隐性、平视与俯视三层次同时进行表述来完成人物性格表现的方法。     

浅论文学翻译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环境

从文学的角度看，人物形象及其环境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从翻译的角度看，如果译者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环境有较深的理解，就会使其译文更为生动，更能再现原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