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文章分析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关于受贿罪主体的探讨

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受贿罪的规定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下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对于受贿罪主体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很有必要。本文对受贿罪的主体不完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刑法思考——以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为分析视角

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范围、“委派”以及“准国家工作人员”等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完善相关立法,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明确相关概念;其二,明确界定标准;其三,明确“委派”的涵义;其四,明确“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法》对一类特殊犯罪主体的称谓。由于其职务的特殊性,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实施一般主体所不能实施的职务犯罪。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为了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应当根据法理学和刑法理论对《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重新界定。     

论刑法犯罪中国家机关的主体资格

现行《刑法》虽然规定了国家机关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但是,国家机关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存在着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可能导致法律和社会双面的负效应。国家机关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并不能有效地达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应该取消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     

有关盗窃罪犯罪客体及行为对象的探讨

盗窃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财物所有人的所有权,还破坏和冲击了实际占有人的权利行使,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通过对各种盗窃罪犯罪客体学说的分析,认为能够正确反映盗窃行为人所（欲）影响或者改变的、处在具体联系中的行为对象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只能是他人对于公私财物的占有权,并展开了对“占有”的理解。在坚持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的观点下,认为秘密将自己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盗回,可以作为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将自己已被依法没收、扣押而丧失占有的财物盗回则是侵犯了国家对财物的合法占有权而成立盗窃罪。赃物也应根据其具体的性质纳入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对于盗窃罪犯罪客体及行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平衡盗窃罪的打击范围合理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论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所有依法从事国家公务活动的人员,应当把"身份"和"职权"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判断。国有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仅包括资本金全部为国家所有的公司、企业,而不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企业。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规范内涵：属性、辨析与路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引起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争议。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删除了“依照《药品管理法》”认定假药、劣药的罪状表述,但这并不能否定该类药品犯罪的法定犯属性。妨害药品管理罪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下的法定犯,二者既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又有各自的违法评价范围与评价重心,不可混淆。在药品认定标准与前置法脱钩的规范背景下,刑法上假药、劣药的认定虽仍以《药品管理法》第98条为形式参考,但更应当结合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独立判断假药、劣药的实质范围。     

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宜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

渎职罪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性犯罪,由于现行刑法缩小了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所以笔者借鉴国外的渎职罪犯罪主体规定,建议将渎职罪犯罪主体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     

试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对象

以实践为基础,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了探讨。阐述了假药的定义和按假药论处的六种情形,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的界定,认为以非药品冒充的药品必须是国家药品标准中现有的药品品种,仅仅在非药品的外观上体现药品的某些外在特征不能定性为＂以非药品冒充药品＂。     

浅议贪污罪犯罪对象——以法惩处公款旅游

社会迅速发展,贪污犯罪类型和形式不断变化,已超出刑法的规定。传统贪污犯罪对象的界定已不能满足目前廉政建设的需要。公款旅游等此类行为,极大地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由于无法可依,导致＂非罪化＂处理结果。因此,应完善贪污罪立法,顺应社会发展,扩大犯罪对象,维护国家廉政。     

劳务用工人员成为贪污罪主体的法律思考——从一起劳务用工人员成为贪污罪主体的案例说起

随着国家各级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大量的劳务用工人员,并且其中部分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一定管理、组织及监督等职权的内容,但他们既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又不属于单位正式职工的范畴。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对于他们上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贪污罪？在理论界不乏争论。上述行为人如在单位中从事的为公务,并从中实施了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应构成贪污罪。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应为判断是否构成贪污罪的重要标准。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探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数逐年上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数比例在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在增大;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类犯罪约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90%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认为,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组织化、成人化、暴力化倾向日趋明显,有的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始终是要常抓不懈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文从笔者实际工作中接触到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论述,包括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特点、原因分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关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     

南京地铁二号线公务与专用电话一体化技术探讨

该文针对南京地铁二号线线路中公务电话与专用电话应用需求,调研了城市轨道交通相关通信系统现状与发展,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公务电话与专用电话相关工程技术、项目背景、公务与专用一体化电话系统技术的特点与优越性。比较分析了公务与专用电话一体化方案,最终选定了分散设置的相关方案。并给出南京地铁二号线公务与专用一体化电话系统的构成,探讨了其应用优势、技术创新与推广。对相关工程实践有参考价值与实际指导意义。     

对侵占罪犯罪对象是否包括公共财物的法理分析

针对关于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包括公共财物存在争议的现状，本文从法理学的视角，试图从法律规范的自身特点以及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类推等角度对此进行剖析，认为我国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应然及实然地包括了公共财物，并提出相应司法建议。     

“人大代表专职化”值得探讨

现阶段,人大代表专职化面临多重现实困难,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人大代表专职化的一些思路和国外议员专职化的一些做法,对现行人大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改进,如完善宪法以及相关保障制度、推进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建设、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构建并完善人大代表"权、责、利"统一的保障和监督机制等,以完善现行的人大代表制度。     

时事·民政部

1.9月27日，民政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即从10月1日起，将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多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分别提高15％。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问题探讨

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呈严峻态势,青少年犯罪逐年增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资料显示,青少年犯罪总数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由于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家庭方面、社会方面和学校方面给未成年人的心理笼罩了一层阴影,这也是未成年人犯罪还在日益的凸显并且犯罪率还在不断的上升主要原因。本人从未成年人的各种心理上去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希望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能有更大帮助。     

对当代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探讨

民商法因其特定调整对象、民商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民商法在市场经济立法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民商法调整对象的四个方面:民法调整的主体对象、原则、客体对象、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对民商法调整中现存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市场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服务。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解说对象与内容探讨

旅游解说是一种信息服务,目前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解说普遍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解说对象和内容形式单一.本文首先分析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解说应以生态学、岛屿生物学、保护生物学、环境伦理学、环境解说、系统工程等学科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其次,本文从环境解说、旅游吸引物解说、旅游设施解说、旅游管理解说四个方面,探讨了自然保护区重点解说对象与内容;由于旅游者不是动植物方面的专家,因此,解说方式、内容不仅要考虑系统性、科学性,还应考虑其趣味性、亲和性,以吸引旅游者的关注;最后,本文认为,旅游环境、旅游设施、旅游管理、旅游吸引物解说方式同等重要,忽略旅游环境、旅游设施或旅游管理解说,势必给自然保护区环境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解说过程中,人文景观解说对自然景观解说起映衬和点缀作用,不可过分侧重人文景观解说;由于生态旅游者的兴趣不同,旅游时间有限,保护区解说规划者应根据生态旅游者的市场细分结果,针对性确定说对象、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