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小说叙事策略探析——以黑色幽默小说为例

元小说尤其是黑色幽默元小说,通过运用"作者出面"等叙事策略,颠覆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传统,充分揭示了文学的虚构本质。这虽然是富有实验创新精神的作家们为延续文学鲜活生命力的自觉努力,但是因为其对叙事成规的过度破坏,也使得多数元小说成为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对其叙事策略的研究,既有利于对后现代文学的理解,也有益于探索未来小说创作的新路径。     

"温"的叙事——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态度

"温"是汪曾祺绝大多数小说一以贯之的叙事态度.它包括:叙事主体的自我定位,以及在此定位之下叙述表现方式和行文方式.     

回到"小说"本身--90年代小说叙事的个人化趋向

本文以小说的本来意义为理论基点，从文学自身发展和外部因素促发两个方面探讨90年代小说叙事的个人化趋向，指出小说发展的一种路向一个人化叙事。     

论鲁迅小说吐纳中西的叙事艺术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震惊文坛。从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等叙事学角度来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汇中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是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的。     

论东西小说的反讽叙事

东西对现实世界有着清醒澄明的洞悉,他善于用委婉幽隐的反讽叙事来冲击悖立的本真生活。他的反讽叙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言语反讽、结构反讽和情境反讽。他的反讽叙事不仅揭示了生存的艰辛与苦难,颠覆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神话,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直指我们的心灵,对中国人当下的人性给予了犀利深刻而又不失诗意的剖析。     

论小说的生命叙事

介绍了小说生命叙事的基本内涵,论述了小说生命叙事的伦理功能、精神特征和哲学艺术.指出生命叙事应该成为＂人学＂小说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方式.     

从阶级叙事到生态叙事--新时期"非人类"小说的个案解读

非人类小说文本因主体性的缺失一直处于匿名状态，因而在新时期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不同的修辞方式所挪用。先后被叙述为：阶级矛盾、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生态环保问题等。直到人类中心哲学解冻后，才写出真正属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爱与冲突。从对新时期写作不同阶段的文本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发展演变过程。     

论王安忆小说叙事语言的嬗变

在王安忆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其小说的叙事语言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采用描述性的具体化语言到中期阶段创造出一种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再到《长恨歌》以后选择了叙述性的具体化语言。语言风格从纯净清新到华丽稠密再到自然素淡,走上了一条返璞归真的道路。     

论徐訏小说的叙事特色

徐訏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四个方面的叙事特色：很耐读的情节；扩大了的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心理深度和哲理色彩；诗意化和情感美。因为具有这四个方面的特色,徐訏小说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     

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先锋派,是一个小说流派,该派创作风格把传统叙事模式彻底打破,审美对象就是叙事的本身。余华是先锋派作家的代表,是一个把传统颠覆得最彻底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内容上非常创新,小说的叙事技巧更是前所未有。本文从叙述学的意义上对余华的叙事艺术进行探讨,为更深刻的理解其小说叙事艺术的趣味,体验其小说的先锋作用。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已经不再有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应,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形成了迥异于新时期小说的叙事特征。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市场化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得以实现的巨大动力,而现代性则更是中国文学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甚至更早的时间内持续的现代化诉求。把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放在这样的全球化、市场化,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有了期盼世界认同的努力和尝试。在这样的理想下,小说创作在思想表现方面虽然失却了深度模式但是却成就了叙事意义上的另一种成绩。     

论《呼啸山庄》叙述主体间的分化

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著名小说《呼啸山庄》以其激越、暴烈、强劲的情绪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从小说中叙述主体间的关系入手,讨论各叙述主体之间的分化与冲突所构成的文本张力及其意义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可进一步揭示:小说令人震撼的力量来自于其具有独创性和超越性的叙事艺术。     

光照减少对种植业的影响不容小觑

以山西省太原盆地南部的介休市为例,分析了日照减少对主栽作物冬小麦和玉米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适应性栽培的措施。     

宇宙是网络结构--《老子》哲学新思考

认为《老子》的哲学观点:宇宙是网络结构,“道”生发了整个宇宙,“道”贯通于一切宇宙网络之中。“道”是以“阴场”、“阳场”和“冲气场”的形式对万物发生作用。在宇宙网络中是无形控制有形。     

论《诺斯托罗莫》的叙述声音

康拉德在经典长篇小说《诺斯托罗莫》中运用复杂多变的叙述声音,给小说带来了丰富的美学效果和文学价值.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为主体的叙述声音构建并支撑了小说弘大的历史政治主题,灵活地调整了小说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产生了反讽的艺术效果,而其它角色叙述则从多角度呈现了故事情节和人物个性,展现了康拉德对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     

齿轮齿形磨粒磨损的实验与分析

记录了三种常见的开式齿轮的齿形进行磨粒磨损对比实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画成图表,并对这些数据和图表进行分析。实验是在低速(N=150r/min,V=0.66 m/s)重载(σ_H=660～870 MPa)磨粒含量较多(7.6％)的开式齿轮实验台上进行的。实验和分析结果证明,无论在磨损量,磨损率以及轮齿表面磨损量分布方面,复合齿形比渐开线齿形优越。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者和隐含作者

运用叙事学理论,从文本整体出发,分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形象的特征：徘徊于成人与儿童之间,成熟与幼稚交织,各个方面都无法确定自身,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巨大分离。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通过对这一形象塑造过程的文本分析,推导出隐含作者的意图：展现青春期成长过程中的矛盾、迷茫和彷徨,让更多正在青春沼泽地跋涉的迷茫者意识到这种状况是成长的必然。因此,总体而言,它是一部客观展现青少年艰难成长历程的成长小说。     

孙绍祖形象的叙述视点

人物形象是小说文本的核心，如何凸现栩栩如生的形象便成了小说家们永恒的追求，曹雪芹无疑是此中高手。在凸现贾府二小姐迎春的丈夫孙绍祖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时，曹雪芹的艺术处理恰好正与现代叙述学的理论不谋而合：故事外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人物叙述者一起共同担当了架构人物的媒介，于是，人物及至文本就获得了一种超越话语的意义。     

试论不作为的道德义务不能成为"见死(危)不救"入罪的依据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上由32名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议案,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死(危)不救罪".此罪名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道德上的不作为行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即不作为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见死(危)不救"罪的依据.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会混淆违法与违背道德的界限,给公民增加额外的法律义务,故此罪名不能成立.     

不可靠的叙述者:《喧哗与骚动》中的杰生

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叙述者之一杰生在价值观、道德观等原则上与作品的隐含作者有很大的分歧,被看作是不可靠的叙述者。然而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理解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关键之一。事实上,小说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述风格极大地影响着读者对小说整体的反映。尽管杰生的不可靠叙述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它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层面,引起了读者对小说文本和作者意图的极大关注,对于小说主题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