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官僚制衰败"的理性思考——官僚制走到尽头了吗?

全世界广泛掀起了严厉批评官僚制的浪潮，甚至还有人提出“官僚制功能完全失调”，主张由新公共管理来全然替代它，果能如此吗？通过从五个方面的理由来驳斥这种观点，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官僚制并未终结，它仍有极大的生命力，但需要适时适地的改造。     

官僚制的现代性视角分析

官僚制理论是马克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但官僚制理论并不是尽善尽美的,针对这一理论的评论和研究一直没有止步。重新审视官僚制思想并汲取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益成分,对于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理论发展及实践的深入都有重要意义。     

官僚制精神与我国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塑造

作为近现代社会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态，官僚制以其较合理的形式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官僚制在当代也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面临挑战，但其中包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以及科学化的设计思路和要求，对于转型时期我国组织模式的塑造仍有借鉴意义。     

正确的态度是完善，而非全盘否定——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辩护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至今仍然是大多数国家在实行的行政体制模式。而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几乎各国都有声音批评官僚制,并开展了"超越官僚制""摈弃官僚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制在世界范围内仍显示出生命力,这源于其内在的理性和法理型统治特征。官僚制在价值上的缺失是可以完善的,所以对待官僚制不应一叶障目,全盘否定,而是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为国家的公共行政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官僚制。     

官僚的惰性——官僚制下的“理性”批判

"惰性"本来并不是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在我国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却出现了官僚惰性的问题。文章主要是通过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制度设计和伦理取向分析,并结合中国官僚制长期的发展与实际运行状况,对我国官僚惰性的具体成因做出了一些解释。     

官僚制与当代行政发展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曾以其形式的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在当代因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日益暴露其弊端，并承受着各种批判和指责，然而就我国的现状来看，我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法制化、民主化的健全和完善阶段，因此，官僚制组织体系中重视理性，强调民主意识，强调法制以及行政组织的科学化设计等，对于当前我国行政的发展仍大有借鉴之处。     

对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兼谈当代中国行政体制的构建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陷入了困境,正被新公共管理所取代,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我们发现,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尚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必须强化官僚制的优点,弱化其缺点,并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对我国行政体制进行理性构建.     

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反思和当代价值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本文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地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的批判。     

论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形成过程

大化改新在日本古代官僚制度的形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重要性在于使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命、罢免权集中于中央，从而打破了氏姓贵族世袭制的特权，迈出了律令官司制的第一步。天智朝的官制在继承大化时代官制的基础上，通过天智十年施行《近江令》使得官司制得以大大完备。作为一个体系已经确立，在以制度化确立官僚制这一点上可以称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了天武朝时期，无论是从官司制、冠位制，还是从官吏任用、考课等方面来看，都反映出日本古代官僚制作为日本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持统朝进一步完善了天武朝的官制，持统天皇八年迁都藤原宫，稳固的统治中心从此形成，官僚制度的体系也得以确立。《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制定和实施，在法律体系上标志着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正式形成。     

后官僚制与我国行政改革问题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各国开始进入＂后官僚制＂时代,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西方的后官僚制理论与实践,联系我国的行政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析,本文为这一讨论的综述。     

官僚制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路径选择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官僚制适应并且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在今天这个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利益需求多元化;民主和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加强。官僚制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其内在缺陷和不足日益突出。因此,文章对官僚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探讨其应对挑战的路径选择,以期能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一些积极的参考价值。     

论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形成过程

大化改新在日本古代官僚制度的形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重要性在于使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命、罢免权集中于中央,从而打破了氏姓贵族世袭制的特权,迈出了律令官司制的第一步。天智朝的官制在继承大化时代官制的基础上,通过天智十年施行《近江令》使得官司制得以大大完备,作为一个体系已经确立,在以制度化确立官僚制这一点上可以称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了天武朝时期,无论是从官司制、冠位制,还是从官吏任用、考课等方面来看,都反映出日本古代官僚制作为日本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持统朝进一步完善了天武朝的官制,持统天皇八年迁都藤原宫,稳固的统治中心从此形成,官僚制度的体系也得以确立。《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制定和实施,在法律体系上标志着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正式形成。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式行政: 行政理性的回归

官僚制行政以行政与政治的分离为基础,强调等级制结构,是一种工具理性。民主式行政坚持社会本位的取向,关注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提倡多中心治理,体现了价值理性。从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式行政,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行政组织与社会的关系的调整,是行政价值理性的自证和回归。     

北魏后期的奴隶主官僚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破坏

北魏是在拓跋族的奴隶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奴隶主政权。孝文帝改革,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他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是建立均田制和屯田制形式的国家制封建生产方式。这是北魏政权封建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然而,这种封建生产方式,不是在废除奴隶制,而是在废除地主制封建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封建化以后的北魏,奴隶制生产方式依然严重存在,奴隶主官僚继续掌握着各级国家政权,充当了国家制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参见拙作《北魏中后期的奴隶主官僚成了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咸宁师专学报》93年第1期)。奴隶主官僚作为国家制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应该承认,他们对发展北魏的国家制封建生产方式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还必须看到,他们毕竟是奴隶主,是私有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代表。一些奴隶主官僚深深地懂得,奴     

浅谈理性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近年来,西方行政改革思潮对国内理论界影响颇大。本文通过我国国情、克服官僚主义和行政组织体制建设三个方面需要的分析指出,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这时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在适宜的范围内,建构现代型的官僚制。     

试论交往理性理论对管僚制范式的超越

韦伯官僚制理论范式的危机在于其延续了传统科技哲学思维的工具理性，要超越官僚制范式，必须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入手；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语境分析基础，它以主体间性、人际间的对话、沟通、协商以及人的社会实践的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实践理性的有机结合为特征，超越了韦伯的官僚范式研究的主体哲学、意识哲学、命令、指挥、控制以及工具理性等为特征的单向度制度构建，建构了适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范式思维，为组织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     

新政权与旧官僚：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递嬗

无论是帝制时代的父死子继,还是革命所造成的政权倾覆,或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新旧政权的更迭,都必然会对新政府的人事构成产生影响。北伐后,大批具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在顺利实现政权更替的同时,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然新政权使用新官僚,是为当然之事。吊诡的是,对于北伐之后的新政权而言,旧官僚固然“旧”,新官僚却似乎并不太“新”。这种“新旧杂糅,亦新亦旧”的现象虽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个新政权却未能在官僚的人事构成上展示其新的一面,从而为其迅速沦为旧政权埋下了伏笔。     

我国官僚制度化的理性选择——改革和完善公务员制度

官僚制的固有弊端,20世纪末的西方国家行政改革风潮,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不尽人意,如此复杂的现状让人产生疑问,如今中国到底应该是进一步完善官僚制化还是效仿西方国家进行行政改革。文本将韦伯官僚制理论与中国实情相结合,指出中国现阶段,既要避免官僚制的固有弊端,又要结合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实际问题,同时借鉴西方改革经验精华,明确进一步官僚制度化的目标,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     

街头官僚视角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激励机制构建

街头官僚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借鉴西方街头官僚理论,将我国基层公务员置于“街头官僚”分析框架内,可以得出我国基层公务员具有“街头官僚”特征和独特行动逻辑.而从街头官僚视角来分析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者的激励要素及激励困境,有助于构建起一个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切实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从而提升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种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官僚,同私人经济中的个人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政治活动不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途径.官僚理论从理论上解释了官僚部门缺乏效率的原因,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改革思路,这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