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斯里兰卡政局的人民解放阵线

1987年7月29日的印度斯里兰卡和平协议未能促使斯局势稳定。斯国内除印军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军事冲突外,其他各种暴力活动也此起彼伏。在反政府浪潮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斯政府认为现在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人阵,一再表示要消灭这个组织。人阵始建于1965年,创建人和现在的领导人是罗哈纳·维杰维拉。它一开始便是个极左派的僧伽罗族政治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农村青年和大学学生。他们崇拜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赞成他的“一次成功”的武装革命论。人阵主张,国内的经济危机要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伴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解决;实行“国有化”来解决经济问题和失业问题;反对印度扩张主义;批评其他左     

拟议中的约巴邦联

情况去年9月2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王宫发表讲话时说,约旦要着手“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以确定将来约、巴之间组成邦联的形式。”10月上旬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在约巴关系冷淡了十多年之后,首次访问了约旦,和侯赛因讨论了中东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占突出地位的是约巴邦联问题。会谈结果,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约旦委员会,以加强约旦与巴解     

约埃复交与中东局势

9月25日,约旦与埃及宣布复交.接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10月9日出访约旦.两国首脑表示将就巴勒斯坦问题“采取共同战略”,并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 约埃复交是当前阿拉伯各国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不同反响.多数国家持赞许或默认态度,叙利亚、利比亚、民主也门和巴解民族联盟等表示反对,叙利亚尤为突出,强烈要求阿拉伯国家对约旦进行“集体抵制”.     

约巴会谈何以中断

4月10日,约旦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中东和谈问题达成的原则协议“已不可能再实施”。稍前,巴解也宣布,“巴解已拒绝授权侯赛因参加和谈”。从而表明约旦、巴解首脑自3月31日至4月5日就组成约巴联合代表团参加中东和谈问题而举行的会谈已告中断。黎巴嫩事件后,中东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约巴     

和谈大门并未关死

2月19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宣布,约旦政府决定停止同巴解组织领导人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对话和政治协调。这就是说,去年签署的约巴协议搁浅了,约旦和巴解在中东问题上的联合暂告中断。约、巴关系的这一重大变化,使中东和平进程再度受挫。 3月上旬,巴解执委会和法塔赫中委会为此在突尼斯开会,会议公报指责美国破坏了约、     

引人注目的两位巴勒斯坦人士

在中东和会召开的重重障碍中,巴勒斯坦代表问题是突出的一个,现在虽然有了妥协的方案,但围绕它的复杂矛盾和斗争仍将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色列目前仍然坚持不同巴解谈判的立场,坚持出席和会的巴勒斯坦人必须仅限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居民,并强调巴勒斯坦人不能独立组团与会。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迁就以色列的态度。但为了使和会“圆满”,美国又需要巴勒斯坦人与会作为一种“象征”。阿拉伯方面的叙利亚、埃及、约旦等国家对巴勒斯坦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     

侯赛因搅动中东

约旦甩出西岸有自己的谋划;巴解首当其冲调整政策,提高了独立地位又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中东方案成了泡影;以色列遇到新的压力和问题……约旦突然抛出西岸约旦国王侯赛因于7月31日通过广播.电视向全世界宣布,约旦断绝与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地区的"法律和行政关系",全面实施约旦与西岸的"分离"。     

“四人帮”与林彪在组织路线上一脉相承

“四人帮”与林彪原是一丘之貉,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在政治上,他们都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在思想上,他们都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搞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唯我主义。在组织上,他们都是大搞分裂活动,搞阴谋诡计,招降纳版,结党营私,推行一条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在斗争手法上,他们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搞反革命两面派,“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巴解主流派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第20届巴勒斯坦全委会上,巴解各派争论达到白热化。除了巴解主流派外,其他各派对中东和会都抱有怀疑或表示反对。     

也谈正规

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招来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们的不满和反对。他们的廖论很多,其中之一是“学校里搞政治运动,搞劳动生产不正规,不象大学样子”,“会降低教学质量”,“是古今中外的奇闻”。听到这里,使人想起了聊斋中的一个故事。故事说:少年马骏漂亮得出奇,“美丰姿”,“善歌     

“基地”新一代疯狂杀人质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基地”组织似乎“死灰复燃”,在中东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一批新一代领导人。这些人利用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美情绪,打着反对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正义旗号,从事了一系列针对非军事人员尤其是外国平民的恐怖活动。近来,他们将多名平民人质活活“斩首”,然后在电视台和网站上公开播放实况录像,试图通过强烈的视觉震撼效果,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目的。扎卡维:兴风作浪在伊拉克扎卡维是当今最有“名望”的“基地”新一代领导人,被媒体称为“基地老三”,原籍约旦,1966年10月出生。曾因私藏武器被约旦法院判处十年监禁,1999年…     

他的鲜血不会白流……

“杰哈德的鲜血不会白流,它将使焚烧敌人的火焰烧得更旺。”阿拉法特主席在向阿布·杰哈德的遗体告别时庄严宣告; “我们一定要为烈士的鲜血复仇!”“闪电”、“人阵”、“解阵”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誓; 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残暴暗杀阿布·杰哈德的卑劣行径。作为一个指挥员,一个战士,阿布·杰哈德没有死于明枪,却倒在了敌人的暗箭下,这一事件激起了多少愤怒,唤醒了多少天真的人们,更引人注目的是,以阿布·杰哈德遇害为契机,原来意见纷呈的巴解各派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正在走向新的团结。 1982年巴解从黎巴嫩撤离后,内部各派在政     

也谈端正党风

<正>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关注党风问题。重视党风建设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巡视南方的谈话中,他谈到“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甚至说“关键是我们共产党要搞好,不出事”。陈云同志则多次强调,党风问题是     

一次空前的盛会

气氛热烈友好,不受外来势力干扰,会议主要讨论了巴解反对以色列的斗争问题。巴解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提高。     

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

在当前的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已是一支不可能被排斥在局外的重要政治力量。今天它正同巴解法塔赫相对峙,在加沙地带自治区掌握政权;而领导法塔赫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则在约旦河西岸自治区执掌另一个政府。一个巴勒斯坦,出现了前所未有、两下分割的局面。西方舆论大都把该局势演变归罪于哈马斯,指称哈马斯搞“政变”,“颠覆”阿巴斯领导的巴自治政府。它们称哈马斯为“宗教极端组织”与“恐怖组织”,     

非统组织的一场风暴

2月下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38届部长理事会例会上,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会议一开始,就因宣布接纳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以下称西撒人阵)为非洲统一组织的第51个正式成员而引起摩洛哥代表的强烈反对,退出了会场。接着又有18个国家的代表团相继退出会     

如此“大以色列”计划

计划的目标与现实要求在以色列议会的三角门楣上,书写着一段摩西五书(犹太人对圣经《旧约》的称呼)的语录,它表明了以色列扩张主义者念念不忘要实现建立一个从巴勒斯坦“直到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国”的梦想。这意味着,以色列扩张主义者并不安于已成之局,他们还想切割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     

短讯集锦

黎巴嫩议会废除开罗协议黎巴嫩议会5月21日通过一项法案;废除黎政府1969年11月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的开罗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允许巴解游击队在黎存在和越过边界对以色列作战,确认巴难民营自治。巴解组织第二天对此表示“遗憾”,指出该协议是在99名议员只有45名出席的情况下被废除的,因此是“非法的和不能接受的”。黎巴嫩各党派领导人在废除协议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左派政党和逊尼派穆斯林强烈反对。社会进步党领袖琼卜拉特说,废除协议是“以色列和长枪党阴谋的继续”。据传黎总理卡拉米辞职也与他反对废除协议有关。基督教徒和什叶派穆     

随手写来

必须予打击者以打击! 帝国主义侵略者始终是欺软怕硬的。同帝国主义侵略者“打交道”,固然不能纵容、姑息,也不能迁就、退让。要不然,那总是得寸进尺,遗害无穷。退让赢不得和平,斗争则可以戢止战争,这是辩证法。美帝国主义进兵黎巴嫩,英帝国主义进兵约旦,谁都知道这是因为伊拉克人民推翻了费萨尔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他们企图进政伊拉克。说什么保护侨民,说什么保护黎巴嫩和约旦的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这是连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之流自己嘴里说着自已心里也不相信的。而人们则只要看一看他们继起的行动,更足以看出他们的侵略的“宏图”。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