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诗教

名人的诗教中国人历来注重教子，而且讲究教子的艺术。要这方面，古代有许多佳话，诗教便是其中之一。一些名人的诗教，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长子苏迈将要赴任县尉时，苏轼送给儿子一方砚台，砚台上有苏轼亲手所刻的诗一首：“以...     

从调笑转踏看宋词对戏曲的接受

词与戏曲都是音乐文学，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宋代词人特别是苏门词人主动接受戏曲影响，借鉴戏曲体式，创作了以《调笑转踏》为代表的通俗戏曲性词作，不仅拓展了词的体式，而且增强了词的戏剧性，表现出转益多师的学习精神和破体为文的创新意识。《调笑转踏》以诗、词、文相结合的结构体式，歌舞相兼的表演性质，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特点，展现了宋代词人接受戏曲影响的创作成就。     

试论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创作上的差异

苏轼、辛弃疾同属豪放派词人,但苏词在豪放中蕴有清旷之意,较偏于洒脱疏朗,旷达雄放;而辛词则在豪情之外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繁盛而辉煌的豪放词派.     

台湾宝岛寿星多

台湾宝岛寿星多中国人历来注重教子，而且讲究教子的艺术。要这方面，古代有许多佳话，诗教便是其中之一。一些名人的诗教，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长子苏迈将要赴任县尉时，苏轼送给儿子一方砚台，砚台上有苏轼亲手所刻的诗一首：...     

后七子诗法理论探析〖HT3F〗〖JZ〗——以王世贞、谢榛相关论说考察为中心

后七子特别是王世贞、谢榛极力为之声张的诗歌法度规则，全面涉及诗之声律和结构问题，在相关的审美准则上呈现谨严和细密化的特点，此尤显于他们对诗歌用韵、平仄以及篇章句字之法的系统阐析，其中既包含了对传统诗法的汲取，也融合了他们各自独到的审美见解，尤在诗法的一端，进一步将技艺性的规则或方法纳入他们重点关注的视界，为文学“技巧概念”趋于加强的一种显在表征。同时说明，在相继崛起于明代中叶文坛的七子一派中间，愈益皈向于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艺术经营，成为诸子体认文学价值的重要路径，也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他们维护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原则立场，就后七子来说，特别是王、谢在诗法问题上展开系统的阐述，以格外严细的标准相责求，则更不能不作如是观。     

论王重阳道教词对宋代俗词的继承

与宋代文人雅词相比，金代全真教王重阳的道教词风格独特。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考察出他对宋代俗词的继承：第一，学宋代文人俗词，其词深受柳永的影响。第二，拟宋代俗词爽直俚白、口语化的语言，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亲和力。三，仿宋代俗词的形式，填一些有趣味性的词以增加对信徒的吸引力。第四，承宋代民间俗词馀韵，其词具有音乐性以增强传道布教的效果。     

卢仝《月蚀诗》主旨探微

中唐卢仝的歌行体《月蚀诗》，借“月蚀”这一天象之变言时政，致使全诗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对此诗主旨的理解从宋代以来就争论不休：或主讥刺宦官；或主讥刺藩镇；或二者兼刺等。如果结合《月蚀诗》产生年代的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是一篇在时事的感发下，呼吁宪宗吸取玄宗朝的经验教训，能不惑于所溺之宦官而明于为政的反思之作。     

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说新论——从李清照《词论》谈起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其之前的词坛名家逐一指摘，其中“苦无铺叙”即是对晏几道《小山词》的批评。“铺叙”是一种创作手法，虽然与慢词长调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小令同样可以适用。纵观小山词，其中亦有“铺叙”之作，李清照的批评不免过分主观化。李清照对晏小山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铺叙”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审美缺陷问题，这牵涉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李清照词须沉稳蕴藉的审美观。联系到李清照的自身创作，“铺叙”与“易安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令词逐渐叙事化的倾向以及李清照“以赋为词”的词学通变思想。     

况周颐王国维词学观比较

清末民初是一个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激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转型引起了思想观念的转型。随着“西学东渐”，文学领域中新旧观念的斗争更为激烈。就词坛而言，虽没有“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那般的狂飚，但也同样存在着守旧与变新两股潮流。况周颐和王国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签，号惠风，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出生官宦人家，其父周询，官至河南按察使。况周颐于光绪五年中举人，官至内阁中书，晚年避居上海，最后贫病而终。况周颐毕生治词学，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著述颇丰，有词论著作多种，…     

南宋婉约词的体认与追步——厉鹗的词学追求与中期浙派的创作取向

浙派中期词人厉鹗对南宋婉约词十分推重：在接受南宋婉约词清空词风时，厉鹗把张炎“清空”兼重的理论重心转移到“清”，创作上也尚清避妍，形成独特的清幽词风；在接受醇雅旨趣时则弱化词中的比兴内涵，追求有无之间的寄托境界；同时也通过谨慎择调体现出对音律传统的重视。厉鹗的创作体现出学人之词的鲜明特点，不仅影响和带动了整个中期浙派的创作取向，也成为有清一代学习南宋婉约词的重要转折点。     

清真三首“萧娘词”创作时地及相关情事考辨

周邦彦《清真集》中有三首词言及“萧娘”。萧娘究属何方人氏，其与清真之间的恋情究竟若何，这三首“萧娘”词又分别作于何时何地？笔者通过细读文本，并考诸清真行实，认为三首词分别作于不同时间、地点，而不是孙虹女士在《清真集校注》及《周邦彦与萧娘和桃叶的两段爱情传奇》中所推断的那样全都作于熙宁七年（1074）秋离开长安之时。这三首词所体现出来的清真与“萧娘”之间的恋情颇为诚笃，而非如孙虹女士所推测的那样均作于周邦彦遭萧娘离弃“爽约”怅然离开长安之时。     

“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从《辛弃疾词心探微》看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变

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正处在“解构与重构”时期。旧的研究范式陷入危机而尚未完全超越突破，新的研究范式正在探索而尚未完全建立。正是在这种新旧范式的交替时期，刘扬忠的新著《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o年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不仅在于著者刘扬忠深透扎实、具体明晰地揭示出辛弃疾词的独特个性及其审美价值，还在于他初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作家个体研究的范式。此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个体研究的“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虽然不断受到外来文艺思潮、文…     

沈祥龙词学思想探微

沈祥龙是晚清继蒋敦复、刘熙载之后活跃在上海的一位重要词家。他的词学著作《论词随笔》是一部少见的词论修辞研究专著，但是其作、其人都长期为学界所忽视。沈祥龙在清人辨体和尊体的基调下，以情、韵、气论词，崇尚真情与自然，标举清空和雅正，折衷群吉，论列得失，不为浙、常所牢笼，很多观点为后世况周颐、王国维等继承生发，是词学理论传承中的重要一环。     

清代陆游词的批评历程

清代陆游词的批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代前期的词论家主要是围绕陆词主体风格的认定问题展开讨论，陈维崧、王士祯、贺裳等人都对陆游及其词风的体派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到清代中期，陆词遭遇了浙、常二派的相对冷落，而《四库提要》对陆词“以诗为词”特点的论述则成为此一时期陆词批评的亮点；相较之下，以陈廷焯、刘熙载为代表的清代后期词论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陆词的风格特征、创作手法以及艺术成就和局限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为我们今天研究陆词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绝佳的研究角度。     

柔金软玉、吹气如兰——彭孙遹词与词论

清初广陵词坛邹祗谟、王士禛、彭孙遹三位主将中，彭孙遹的词与词论，贯彻并发展了邹、王二人力图倡导的理论主张，是广陵词坛词学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人物。彭孙遹提出“艳丽”本色是词体特性的必然要求，艳情与雅正实为一体二端；彭孙遹的词学理论主张以自然为宗，但也主张要加以雕琢，所谓“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彭孙遹在批评词时虽然以“艳丽”为本色，但却并不排斥其他风格的作品，更能发现同一个词人身上并存的不同风貌。正是在清初那个特殊的背景中，横亘彭孙遹心头那难于说破、又无法释怀的士子情怀让他对稼轩词风的本质特质有了最切身的理解，从而也使其词风得稼轩三昧。     

论“琴操”

“琴操”与琴乐密切相联，为和琴曲而歌之辞。琴操“本词”多托名或托言先秦圣贤。以圣贤因遭忧罹患、遇合无际而致的郁思嗟怨为其主要内容，故而多或显或隐地与王朝政治之清明与污浊、宗庙社稷之兴衰与递嬗等相联。后人同题之作亦多为摹圣贤之言以抒己志。琴操“本词”情感意旨已相当狭囿，作诗讲求正宗的后人更难有施展才气的空间，这极大限制了“琴操”之“体”的演变。琴操非古诗，非骚词，又似古诗，似骚词，其诗“体”形式也限制了自身的演变。琴这种乐器所承载的道德和政治意蕴的雅正也使得琴曲“曲高和寡”，而为琴曲歌辞之一属的“琴操”更是被限囿于狭小的境地。     

辨体与合体 ——李渔的词曲渗透之论及其时代

作为清初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李渔论及词曲的关系，一方面也和当时许多批评家一样，阐述了词曲之异，以之进行辨体，但同时，他也很重视将词曲贯通起来思考问题，特别是以论曲之法来论词。他讨论词曲之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注重作品中人物身份的转换，第二是注重作品结构的安排，第三是注重作品当下情景的刻画。从李渔的观点看，词和曲都是长短句的抒情诗，关注其在艺术方法方面的相通，对拓展文体学研究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偏见”的背后——从文化层面看王国维对南宋词人的批评与接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南宋词整体评价不高,某些论者指其为“偏见”。然而,在这种“偏见”背后,隐藏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所秉持的观念,体现了他在文学评论中的文化眼光和文化选择：即以诗歌为北方文化的产物,把“北方的感情”作为诗歌的基础,强调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精神和热情,特别推重融合了“北方人之感情”和“南方人之想象”的作家作品。因此,他的这种词学观具有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     

诗骚性情漂泊魂－－杨骚心解

现代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寻找－转变－定格”的评价模式,以此来评价诗人杨骚多有失当。作为一位浪漫诗人,诗骚性情是进入其艺术世界的关键入口,贫病、多情、精神漂泊是他诗骚性情的一体三面。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活跃于20－30年代,而他最好的诗作就在前期而不是在“转变”之后。即便是“转变”后的创作、爱情生活和社会政治活动也能够从其诗骚性情作由内而外的解释。     

“江村唱和”考述

“江村唱和”是清初词坛非常重要的一次唱和，它对“稼轩风”的盛行起到重要作用。对“江村唱和”进行具体的考述可知，“江村唱和”有两组，分别为曹尔堪、王士禄、宋琬唱和于西湖，结集《三子唱和词》；曹尔堪、尤侗、宋实颖唱和于苏州，结集《后三子词》。本文考述两次唱和情况，并从文献中辑出续和者31人，考订其分布、唱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