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与王氏“三碑”之比较

对同为产生于东晋时代、南北相遥文化悬殊之域而又书风相类的云南曲靖(?)宝子碑与江苏南京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三墓志进行比较,阐述(?)碑体的流变、风格以及南北书法艺术影响与交流的社会历史原因,说明(?)碑体应当归属于书体中之一体,而不仅仅看作是隶楷的过渡,并第一次为(?)体正名.     

《唐碑俗字录》匡补二十一例

《唐碑俗字录》是一部有关唐碑字体的工具书,收罗宏富,用力甚勤,对古籍俗字的识读和字体演变的研究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篇幅巨大,难免有遗珠之憾,文章选取其中21个俗字详加考辨补正,以使其臻完璧。     

简论康有为"尊碑卑唐"说

楷书以隶书为基础，历经魏晋、南北朝，逐渐形成。楷书在唐代发展至峰巅，后人已无法逾越。欧阳询字体端庄整齐，笔画严谨单一，因此历代科举取士均以欧字为考卷标准书体。楷书逐渐走上歧途，直至明、清形成端庄刻板之“馆阁体”。清代一些书法家奋起反叛。一派以郑燮、金农等“扬州八怪”为代表，在实践上独树一帜。另一派以包世臣、康有为为代表，在理论上否定唐代楷书。魏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主要由民间工匠所刊刻造像题记；二是主要由书法家所书写墓志和碑碣。魏碑书法艺术之顶峰当以书家所书《张猛龙碑》、《郑文公碑》无愧。     

关于“三孔”

北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宋史》谓“临江新喻人”(关于三孔里籍,后文有专节论述),他们同朝为官,著作甚丰,在政坛文坛都有极高声誉,黄庭坚五言绝句赞曰:“二苏上联壁,三孔立分鼎;天不坠斯文,俱来集台省。”且“三孔”与“二苏”(苏轼、苏辙)过从甚密,故时人称之为“二苏三孔”。     

“李孟初神祠碑”考

南阳市博物馆现藏一方东汉永兴二年所立李孟初神祠碑。笔者就碑刻保存现状进行了重新整理,纠正了过去著录中对碑刻的错误记载,并结合清代最初发现的存字,对碑文的释读作出了补正,由现存51字考释出182字。碑文有部劝农贼捕掾李龙,南部游徼,与文献记载中的劝农掾春夏劝农相互印证,有助于深化对汉代地方属吏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对碑文所做的考释,对于了解汉代南阳地方农官劝农掾以及前人的书法艺术等,颇有裨益。     

唐故上柱国李君墓志铭考释

1985年,邢台县阎家屯乡长信村西出土一方唐代武则天时期墓志,该墓志反映了初唐时期的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风貌,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时期的勋官制度、武则天造字及唐代时期邢台地域文化等相关方面提供了史料参考。     

关于山东东平棘梁山“古宋梁王碑”问题之我见

棘良山的嘉靖古碑关于宋江的记载是有历史来历的,可信的.宋江的小股部队极可能在此山一度驻扎过,但梁山的营寨是宋江军驻守的中心.有关宋江的民间传说由官方写入所立碑中,这是嘉靖以来肯定和赞赏宋江、《水浒传》的社会文化思潮在东平棘梁山发酵、酝酿而成的产物,对它的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     

“红岩碑”与明朝政治

本文认为红岩碑的内容是反映明代政治的,最初的碑文是篆字和图形。红岩碑发现的时间是在明代,时值文字狱盛行,这使人们不敢公开抨击时政,红岩碑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用隐晦的手法揭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情况及其产生原因。     

关于贵州红崖碑古迹

每当人们谈到贵州古迹时,差不多都会提到著名的红崖碑。而谈红崖碑的语气中,又往往自然而然流露一些神秘莫测的意味,似乎难见庐山的真面目,莫测端倪。过去不少文人雅士,写了一些诗歌,描绘红崖碑天生的奇异景色,自然姿态,美妙超凡。也有许多考证文章,不惜连篇累牍,引经据典,叙述自己论证的正确性,希冀博     

先唐“连珠”论

作为章表的一个旁枝,早期的“连珠”称得上是言“志”之作。陆机的《演连珠》,因其温润、精微的文辞,绵密透辟的说理,标志着“连珠”已臻于成熟。这也引起后人的摹拟。然而,其拟作因时代变迁、一己遭遇的促发等原因,而逐渐由言“志”向言“情”蜕变。从沈膦士、刘祥,到萧刚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发展脉络。梁代是“连珠”创作的高峰期。其后,庾信集大成,以“赋史”般的笔触,用“连珠”抒发一己沉痛的家国之情。但也由此大大削弱了“连珠”自身存在的价值,“连珠”在事实上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一位高官的“网碑”

“网碑”,是笔者杜撰的一个新名词,意指网络上的口碑。2010年4月24日,中央宣布,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乐泉卸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回京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易俗社剧场“文保碑”指瑕

欣闻百年易俗剧场终于新妆亮相,于是前去一睹芳容。但见修缮一新的剧场门前马路边一字儿排列着三通石碑,上前一看,原来它们分别是市、省、国务院三级政府公示易俗社剧场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碑（简称＂文保碑＂）。其中,第一通（位于最东边）是西安市人民政府于1983年12月9日公布该剧场为西安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保碑＂.     

泰山“鸳鸯碑”史事新笺

泰山鸳鸯碑立于唐显庆六年（661）,为李唐及武周七帝（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及周武则天）遣使诣岱建醮的纪事碑。唐代题刻共29则,纪年始于显庆六年（798）,迄于贞元十四年（798）,时间延续百三十七年之久。 由于鸳鸯碑刻词多言醮章功德之事,非大雅之作,故明以前一直未引起重视。清顺治间顾炎武访获此碑,始加考订（见《金石文字记》）。此后朱彝尊、阮元、武亿、王昶、陆增祥、陈垣等皆对是碑有所考论,其中以王昶《金石萃编》之记述最为博洽。 不过昔贤虽用力甚勤,但其考证仍有一二疏略之处。因取新旧唐书、通鉴、全唐诗文等唐代史料,与双碑之题记互为比勘,其中对碑文有涉唐代政治史事者,尤为致意。幸于昔贤之后,继有所获,或可印证旧史,或可补缺订误,而有唐百年中政治兴衰之大端、社会面貌之大略,亦可从斯碑中概见。足信贞石证史,洵非虚言,因撰小文,略发幽微。     

韩文之“奇”与唐传奇

中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前代古文家们的理论和实践，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散文革新运动，古文取代骈文登上了文坛主宰者的宝座。而从稍前于此的大历年间历贞元元和至大中年间，唐人传奇小说创作也在前期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     

浅析书法创作中的“碑”、“帖”结合

中国书法在发展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从帖学到碑学,多少年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一直笼罩着中国书坛,直至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提倡碑学,为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书法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随后,沈曾植在书法创作中提倡了碑帖结合,这为当代书法创作指明了方向。     

关于非洲的三个“如何”

应该对非洲大陆的现实与未来多一份历史眼光下的期待与信心。     

小爨碑使用“大亨”年号之谜

滇中著名学者袁嘉谷曾给《小爨碑》亭题联: 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 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 实则碑面共计四百零二字,立碑距今一千五百八十年。为求上下联对仗工稳而取其约数,这倒无可非议;只是以碑末用“大亨”年号就以为爨氏奉东晋正朔,还有待于研究。 碑文最后一行是这样的;”大亨四年岁在二已四月上恂立”。     

爱沙尼亚“拆碑”:一根导火索

爱沙尼亚对于历史恩怨的看法和解决办法都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俄罗斯方面认为自己毕竟是解放者,是不能与德国法西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