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苏论战的原因

中苏论战首先起因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主义之争”,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冲突是论战的内在原因.中苏两国及两党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结下的宿怨,则是论战的深层的历史因素.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引发了激烈的中苏论战.     

论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之恶化

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关系恶化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     

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台海危机＂是毛泽东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局势的战略反应,也是其将新的外交理论付诸实施的重大行动。由于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不断革命＂外交理论以及由此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外交的＂激进＂色彩,使得中国同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歧不断加大。第二次＂台海危机＂使得苏联陷入两难境地,不仅在中苏同盟关系上投下阴影,还加深了中苏在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同时也促使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核技术。第二次＂台海危机＂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中苏关系的走向影响至深。     

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新中国50年外交政策先后进行过四次战略性调整:建国初期到50年代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一条线”外交战略;80年代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经过不断调整、发展,中国外交已走向成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两次调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两次调整了外交政策,即由“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进而发展为“一条线”、“一大片”。两次调整的外交理念明显不同,前者的主要依据是意识形态;后者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主要标准。因此,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在战略重点和策略风格上也就存在着较大差异。     

往事断章 一九六六·一九七五出访轶事

1960年,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暴露后,中国同罗马尼亚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成1960年6月至1962年底和1963年至60年代末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罗马尼亚工人党参与意识形态争论,两国关系趋向冷谈。1963年以后,罗马尼亚同苏联的矛盾发展,罗有借助中国抵抗苏联压力、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要求,而中国则正在进行反对以苏联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罗在当时激烈争论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问题上认识和主张有不少差异,但在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两党两国摒弃前嫌,重又互相接近,在存在分歧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中苏首轮边界谈判的启动及其主要分歧

在中苏两国蜜月期的短暂边界安宁之后,随着中苏两党论争的不断升级、两国间裂痕的不断扩大,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争执也随之而起,边界冲突也日渐激烈。迫于严峻的边界局势,双方终于开始了首轮边界谈判。然而,由于观点分歧太大,谈判终于无果而终。     

非洲外交多元化的新发展

近几年来,非洲外交空前活跃,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全向外交”、“合作伙伴多样化”等口号,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一边倒”外交倾向有明显改观。开展多元化外交,已成为非洲外交引人瞩目的新趋势。非洲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和密切。这是随着非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增强而兴盛起来的。在七十年代,西非地区最早出现了两个生气勃勃的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非经济共同体。八十年     

浅析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原因

中苏同盟是冷战初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同盟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同盟关系。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是苏共二十大,由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产生的分歧使中苏同盟关系产生裂痕。在此之后赫鲁晓夫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引发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最终导致了中苏同盟关系破裂。本文从分析个人因素和国家因素在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欠缺和不足入手,从而解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国际因素。     

1949年初中苏两党的秘密会谈及成果

1949年初,为了了解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了西柏坡。双方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涉及到的中国主权问题,苏联向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大大消除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苏方采取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立场,中共也明确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1949年初中苏两党的秘密会谈及成果

1949年初,为了了解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了西柏坡.双方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涉及到的中国主权问题,苏联向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大大消除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苏方采取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立场,中共也明确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形成及其成因

“一边倒”外交战略就是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方针。这一外交战略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而作出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     

广开“新的丝绸之路”——漫议“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的今昔“经济外交”现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不论意识形态、国家大小、发达与否,世界各国几乎都十分重视开展“经济外交”。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外交”,名词虽新,起源却很早。在原始外交时期,彼此协调经济利益已是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     

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

我国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开展正常交往的方针。这不仅使我国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国家保持了传统的友好合作,而且推动相互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对建国前后中苏关系的积极影响

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了西柏坡。中苏两国共产党的深入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开启了中苏同盟关系的大门,明确了中国北方地区的主权框架,促进了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对建国前后中苏关系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再认识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是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产物,是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客观国际环境做出的正确选择,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需要,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寻求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因此,"一边倒"只能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对外策略.     

在乌克兰危机中坚持“平衡外交”的塞尔维亚

<正>在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中,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倒地挺乌抗俄,并且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物资、难民接收和道义支援,自己也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外交对抗。然而在处于“锋线”地区的中东欧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与众不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坚定保持着“平衡”与“中立”的政策,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是塞尔维亚。     

外刊要论

可以协调的分歧Ronald Brownstein(美国大西洋媒体公司政治主管)选择进行两党协调的总统必然会面临来自另一党的阻挠,并招致本党意识形态色彩严重者的不满,不利于实现更     

比较毛泽东两访莫斯科看中苏关系的变化

毛泽东一生只出国访问过两次前苏联，第一次访问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处于被动状态，但通过访问，两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第二次访问时虽然毛泽东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中国也由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拥有崇高威望而处于平等甚至相对主动状况，但访问后中苏关系却开始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严重对立。毛泽东的两次访问成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史上的两个转折点。     

再议叶利钦“一边倒”外交政策

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在独立初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一边倒"外交政策作为俄罗斯独立初期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政策,力图拉近俄同西方国家的距离,以期获得西方对新生俄罗斯的帮助,但事实上并没有奏效,反而使得俄罗斯成了西方国家的"小跟班",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俄罗斯带来的记忆是深刻的,受到后人的诸多批判,但客观来说,"一边倒"外交并不是一无是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