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谈片

张爱玲作品的久远魅力和历史价值与作家所具有的文学品质密切相关。首先，上海沦陷形成“孤岛”特别的文化和文学环境，张爱玲抓住历史机遇，以充分自由的创作心态在创作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第二，当更多的人被时代和历史的洪流裹挟而去时，张爱玲的独特显得非常醒目。尤其是她对人、人生和文学根本的认识有一种超越性，这使她本人和她的作品都具有了一种独特品质。第三，张爱玲蕴含了生命感悟、智慧和机巧的修辞能力，是少有人可与之相比的天赋。     

试论张爱玲服饰审美的文化内涵

身居四十年代的上海乱世，古典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自身独特的生活阅历，这一切赋予张爱玲作品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作为一个现代都市文化人，她欣赏现代美所昭示的人文精神，而骨子里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却使她对逝去的古典美有着温馨的追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极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极，对此艰难的选择赋予了张爱玲作品的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生动而绚丽的文化内涵。对人生的虔诚，对人性…     

鲁迅小说的悲剧美

鲁迅的小说，从美学的角度看，都堪称悲剧艺术的精品，具有很高的悲剧美学价值，鲁迅是我国现代悲剧大师。1925年，鲁迅在《再论雪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提出了“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著名的悲剧定义。指出了悲剧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现实中有价值的东西的被毁灭。鲁迅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新与旧的社会矛盾冲突导致悲剧性矛盾，社会现实中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的对立和斗争，构成悲剧艺术的客观基础、鲁迅的悲剧定义，与马克思主义悲剧现有共同之处，由于鲁迅能从社会两种力量，两种价值的冲突中去认识悲剧，因此…     

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小团圆》中蕊秋的生存困境探析

蕊秋是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的一个关键人物。蕊秋身处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间,在自由的生存状态表象下,遭遇的却是现实的精神困境。这不仅体现在蕊秋的人生境遇中,下一代人九莉身上还延续着这种苦闷。张爱玲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反思无疑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意义。     

学习鲁迅 当好编辑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以杰出的创作实绩而饮誉世界．鲁迅又是伟大的编辑家，他从1907年与人创办《新生》到1936年去世，主持或参与编辑了20种文艺刊物，11种丛书，76种书籍．在长期和大量的编辑工作中，鲁迅累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编辑风格和堪称楷模的编辑思想．学习鲁迅的编辑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当好高校学报编辑，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一、学习鲁迅的编辑宗旨：为了改造现实人生．早在1907年，鲁迅在东京与友人筹办《新生》杂志时，就把“立人”、用文艺来“改造现实人生”作为杂志的宗旨．1920年，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     

试论《呐喊》、《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五四”时期鲁迅把最深沉的爱献给了农民。而愈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愈引起鲁迅的关切，《呐喊》、《彷徨》中，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体意象的小说几乎占了五分之三。鲁迅从时代宏阔的高度上俯视“五四”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和多样心态，并塑造了一个基本排列有序的艺术形象的系列。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九种形态和三大特点。     

现代都市与女性生存的两种观照--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所不同的是，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张爱玲的人性观

张爱玲对人性有着特殊的把握和认定：她的凡俗人性观、创作观在她的文学世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物质性鲜明地显示出她从日常生活出发看问题的立场和反映现代市民独特的精神和价值观；她认为人的悲剧根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情欲，情欲与人相伴始终，因而人的悲剧是永恒的。意识到人生的不如意，而仍然肯定、依恋、执着于这份人世情，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对人性的关怀。     

月亮·玻璃·墙--张爱玲小说意象小议

张爱玲以一个女性独具的敏感心灵赋予其作品独有的意象话语,通过这些独特的意象话语来表现作家深刻的人生感悟和永远悲观“苍凉”的主题。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时常出现的月亮、玻璃、镜子、墙等意象,是作家内心思想独特的表现方式,这些意象使得张爱玲小说更具有了悲观、苍凉的色调,具有“张爱玲式”的独特魅力。     

日常凡俗生活的建构与解构--论张爱玲早期的散文创作

张爱玲的散文对日常生活有着深刻而又精细的体悟。在这里，她建构了一个日常态的凡俗生活空间。同时。她睿智的思想，超越的心态又让她能够不拘泥于浅显的生活层面，在建构的过程中她也在不断地解构，试图探究深层的人性，理性地看待人生。这使得她的散文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厚的文化哲理意蕴。     

论张爱玲比喻修辞中的女性意识

比喻是张爱玲小说中常见的修辞方式。在小说中,张爱玲充分利用这种修辞的艺术效果,将自己不同于众人的历史感念和人生见解展示出来。她的比喻超越了一般比喻的形似,而更趋于神似。那些或冗长繁复或简洁有力的比喻,总是自然而又猝然地跳出来,代表着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女性意识,向世人淋漓尽致地讲述她眼中的女人与世界。     

情爱与人生:《倾城之恋》和《香港的情与爱》的参照阅读

在中国都市文学创作中,张爱玲和王安忆两位女作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她们都把手中的笔对准了那些他们自身并不属于的都市“小市民”生活,展示了她们的文化形态和真实生动的人生欲望,并把都市人嘈嘈杂杂、零乱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形和对人性深刻、细腻的体察与时代变迁中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动结合起来。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生活在上海的现代都市女性,她们对都市民间文化和市民生活的关注与热情,显示了接受过五四新文化传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大悲悯和真同情。张爱玲和王安忆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人,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动足以使苍海变桑田。生活于乱世之中的张爱玲对人生的感受与理解多了一份茫茫无边的苍凉和彻骨的凄冷。成长于太平盛世之中的王安忆对世俗人生则多了一份富于智慧的平和与安祥。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和王安忆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分别述说了两个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白流苏和逢佳在香港发生的情爱故事。将这两个相隔了近半个世纪的情爱故事放在一起参照阅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人性的永恒和两位作家对人世的不同理解。     

试论有关鲁迅大学讲席经历的几个问题

鲁迅对于出任大学教职与做学问的态度，以及他最后又逃离大学体制的原因，构成了有关鲁迅大学讲席经历的几个问题。概而言之，行走在人生“歧路”与“穷途”的鲁迅，是几代知识分子“走异路逃异地”的一个缩影，他在大学讲堂几进几出的经历，其实也转化为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同问题。     

色与戒——沉沦与挣扎——从尼采悲剧世界观解析《色·戒》

电影《色·戒》上映后,全球都为此沸沸扬扬,张爱玲小说再一次敲击叩问着人们的心灵,本文旨在从另一视角——尼采的悲剧世界观来解读《色·戒》这个东方悲剧及张爱玲的悲剧人生。张爱玲这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并没有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而是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     

冲出樊篱的天才--张爱玲与卡夫卡比较

张爱玲与卡夫卡有许多相通之处，如相似的成长环境与情感经历，创作中同样浓厚的自传性色彩共同的对人生虚妄、荒诞的真切体验等。本文尝试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梳理分析，以求同存异。     

“林”中之死与“人”中之死——小说《林中之死》与《祝福》比较

死亡无疑是每个悲喜人生的结局， 安德森和鲁迅在各自的小说中试图通过主人公的死亡来体现什么？ 本文为此对这两篇小说进行比较与分析     

重读《过客》——兼与李天明、胡尹强先生商榷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最丰富最难以言说的作家，他的作品总能使人常谈常新。有些论认为《过客》表现的是情爱主题，这既不符合原作，言论也过于偏狭。《过客》是集中体现鲁迅人生哲学、精神品格、情感方式与心理个性的代表作品，提出的是生命价值、人生追求的哲理性命题，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就是向前走。在鲁迅看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目的与结果，而在于过程与行动。他对自己的“过客”身份有清醒的认识，既不逃避历史的承担放弃行动，也不期望人人喝彩名垂青史。     

小市民心理与情趣的真实写照:论张爱玲小说的内涵与境界

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心理需求造就了张爱玲，她热衷于人性弱点的挖掘；由没落世家走入平民社会，一方面使她感到失落，另一方面使她拼命挣扎而充满了强烈求生存的欲望，这都反映到她的作品中。目前文学界对于张爱玲过分推崇与拔高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张爱玲创作中的“人性”主题及其非市民文学性质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追求个性、自由、自主写作的独特的一个,作为一位不属主流又漠视政治潮流,而被中国现代正统文学史排挤在边缘的文学家,在近几被“发现”了,甚至成为一些所谓“新都市”作家追慕的“典范”。她的被“发现”,得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海外学者的推崇。在中国大陆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张爱玲的名字,即使提及也多当作“反面教材”,而在海外研究者眼里,她却有极高的位置。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鲁迅26个页码,却给了张爱玲43个页码。有人甚至认…     

鲁迅——中国的镜子

中日现代文化交流史上,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论对日本了解之深,与日本文化人交流之广,在日本知识界影响之大、声誉之隆,现代中国没人能够超过鲁迅;也正是在日本,受“弱国子民”的屈辱和愚昧麻木状态的双重刺激,鲁迅弃医从文,人生之路发生了根本转折。据一名日本汉学家考证,鲁迅最后的墨迹是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先赶到他临终床前的是三个日本人,由此可见鲁迅与日本关系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