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法律价值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所要实现的价值,正是和谐社会应有的价值内涵。它充分关注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体现了对公正、自由、秩序等价值理念的追求与尊重。     

社区矫正的困惑与反思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事执行体制和刑罚执行方式的重要革新，对于行刑的人道化、科学化以及降低行刑成本都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社区矫正同时也存在适用对象的选择、适用程序、矫正手段以及矫正工作与社区社会工作的结合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必须在肯定社区矫正价值的同时进行反思，科学选择适用对象、完善适用程序、提高矫正工作者素质，以真正实现公正、人道、科学、效益等行刑价值。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形势的演变对刑事政策的变迁具有某种决定意义,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保障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支持,因此需要在诸如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死刑复核程序等涉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设计和改革。     

关于我国现有社区矫正对象的立法思考

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起步较晚,其各方面发展还有待完善。文章从我国现有立法规定出发,就社区矫正对象的立法问题进行探讨。在对我国现有社区矫正对象的有关法律规定做初步介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立法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扩大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增设社区服务的刑事或行政处罚,加强地方立法以适应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等立法认识。     

刑法谦抑之外延展开

刑法谦抑作为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要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地遵行,必须明晰其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为刑法谦抑在理念、原则、制度和规范等不同层面及刑事立法、司法、刑事政策制定等实践领域真正实现奠定理论基础。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治理

单一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纯正与不纯正生物刑法混杂的立法体系,无法适应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现实需要;生物犯罪罪名体系不健全、处罚前置化的立法技术遭到冷遇,阻遏了生物安全的刑法保障效力。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是生物安全,其属于国家安全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性刑法的属性。未来,应从如下三方面实现生物技术风险刑法治理体系的现代化：(1)应尽快在生物行政法中规定生物犯罪的要件及刑罚,最终建立实质附属刑法与刑法典并行的多元生物刑法立法模式;(2)以法益为标准,构建类型化的罪名体系,对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类生物犯罪,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法网;对主要侵害生态安全法益的犯罪,建立“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而对生物安全风险监管类职务犯罪,应构筑基本犯与加重犯结合的刑事法网;(3)适当地运用抽象危险犯、累积犯等立法技术,以实现刑法对现代生物技术安全风险的提前介入预先防控。     

社区矫正基本理论问题浅析

社区矫正是一种综合性的,偏重于刑罚执行的法律制度,与刑法规定的刑种、量刑制度和刑罚执行措施有着密切关系。社区矫正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区矫正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社区矫正价值理念的分析等问题。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重视,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定位。文章从社区矫正基本概念和价值理念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希望对指导实践有所裨益。     

刑法教科书中有关理论的思考及应对

刑法理论来源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民主与法制原则的基本要求下,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间架起畅通的桥梁,使静态的、虚拟的立法构想,在动态的,现实的刑事审判中得以体现和落实。刑法教科书是连结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纽带,在刑法的学习、运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必然要求教科书在理论上的确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在实践中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简谈社区矫正功能

社区矫正起源与西方,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其正式纳入矫正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中服刑的犯罪分子。社区矫正具有相当的惩罚功能、教化功能、塑造功能和预防功能意义。     

论法治视域下行刑时效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法仅规定追诉时效而忽略了行刑时效。建构行刑时效制度,能够与国外立法模式接轨,加快依法治国的刑法文化的制度创新,适应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符合实现刑罚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在刑法总则中通过对行刑时效一般、特殊情况、期限及起算等内容予以规定,对于推动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实现刑罚的目的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我国罚金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人类刑罚史上，由残酷的肉刑到自由刑，又到罚金刑的过渡，是人类迈向文明的表现。我国新《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但同时亦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和对策的探讨，对我国的刑事审判与立法的发展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论我国刑事发回重审程序性制裁

发回重审程序性制裁是我国现行刑诉法中唯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程序性制裁方式，它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我国刑事发回重审程序性制裁本质上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机制，因而其在适用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要正确地适用该机制还需厘清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试论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反“洗钱”刑事立法有需要继续完善之处:洗钱罪的立法相对滞后,影响了对洗钱犯罪的打击;“洗钱”范围限定的过于狭窄,不利于对洗钱犯罪的惩处;与洗钱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配套,惩治洗钱犯罪的效果不明显。本文建议对洗钱罪立法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对洗钱罪进行修改,使其具有超前性;二是合理界定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三是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比较中德两国洗钱犯罪,完善我国洗钱犯罪立法和司法的几点建议

在洗钱犯罪刑事立法上，德国刑法和我国刑法在立法步伐的早晚、“洗钱罪”范围的界定、洗钱记录构成要件的规定以及洗钱犯罪的处罚等各个方面，体现出立法技术、立法体系成熟度的差异与利弊。     

社区矫正性质之诘问与反思

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在官方的文件解读下是一种单纯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领域里却呈现出司法矫正的性质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社区矫正,事实上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新的刑罚类型,是刑罚中的一个上位概念,而不仅仅只是从属于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     

试论“危险驾驶”的入罪问题

我国近年来在处理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件中,以交通肇事罪处罚显得＂罚不抵罪＂;而将一些严重交通肇事,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亦有不协调之处;对此,我国社会中普遍产生将危险驾驶行为单独入罪,以协调罪刑均衡的立法诉求。在违法犯罪二元立法模式下,行政法及刑法,足以解决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的问题,并无单独入罪的必要;《刑法修正案》（八）,并未解决罪刑不均的问题,其立法值得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