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思想活动演变论析

杨杏佛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终其一生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受时代精神的激荡,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他的爱国思想与活动亦随不同的人生阶段而呈现出各异的形式与内容。虽然其革命救国、科学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社会变革思想并未最终实现,但这并不影响他杰出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略论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

陈天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宣传家,他留给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提出了反帝爱国思想.他认为:要反帝救国.不仅要敢于斗争、全民团结、革命排满、勇于牺牲.而且要善于学习外国的长处.取长补短.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他的反帝爱国思想,既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对今天的对外开放有借鉴、指导作用.     

生活教育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读陶行知文集随想

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五十年代初,我国思想战线上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时,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其中有人认为陶行知一生搞“教育救国”,这个“教育救国”,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而非爱国主义的。在“文革”结束后的陶行知教育思想再研究中,人们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笔者最近学习陶行知的部分论著,联系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过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陶行知富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及国家的民主、独立、兴旺发达。他不愧是一位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五四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的集结与分化

五四运动前夕,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分子结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五四以后,这支队伍却在较短时间内急速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与他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救国方略理解的分歧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     

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示

容闳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在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他认为当时中国贫弱危殆的结症有三：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教育落后,三是外力入侵。其认识出自直观感受并亦不断深化,进而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为了实现他的爱国思想,容闳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以及乡村教育活动。其中派遣留学生是他最大的功绩,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技人才。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实践活动。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核心,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学子的赤诚之心。尤其重要的是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之路。     

林纾的翻译小说与近代社会思潮

长期以来，林纾被认为是守旧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实，无论是他的诗，还是翻译小说，都与近代社会思潮有诸多相因相合之处，如爱国主义，妇女解放，实业救国，改革维新等。林纾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是起过积极推动的作用的。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和人格诸方面。政治上，他力促国家统一但走了一些弯路，由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经济上，他注重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对农村经济也给予特别关注，并系统提出了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教育上，他出资办小学、中学和大学，提出了“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人格上，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淡于荣利，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具有全面性、系统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践性；不仅具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而且落实在爱国救国的具体行动上；不仅要求别人，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论恽代英早期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的现代意识

恽代英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其人生道路的,他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他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思考,在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具有现代理念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包括“:以人为本”,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倡导和实施学生自治、学校管理民主化的改革观;教学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革命主义的实践观;教学方法重在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创新观。     

孙中山科学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科学思想家,其科学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作用。他的科学思想的形成基于他扎实的理论功底,也与他早期的求学活动、上书科学救国之策,西方国家的科学考察和实业救国运动等实践活动有关,这些活动构成了孙中山科学思想的实践基础。     

论越南知识分子的儒学化

近代越南的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儒学化”,包括那些接受西方进步思想,具有现代化思想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一现象有利于中越两国在近代救国道路上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也是近代越南在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进程中深受中国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