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股权分置时期大股东资产注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使大小股东之间利益趋于一致,股改后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成为大股东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运用经济学优化方法及折现现金流方法,通过求解大股东资产注入的最大化收益函数,分析了大股东资产注入的内在激励;运用2006~2007发生资产注入的200个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大股东资产注入的相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资产注入规模与公司资产负债比率负相关,与预期注入资产产生协同效应及公司资产规模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此外,资产注入规模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公司股票市盈率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从财务绩效指标(ROE、净利润和ROA)的描述性统计可见,大股东资产注入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业绩。     

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测算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了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对我国控制权私利进行了度量,在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检验了限售股解禁给控股股东所带来的市场预期收益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同时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规模、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负相关,非流通股溢价倍数、公司负债率、股权转让比例、股权离散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正相关;流通股规模可能并不是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全流通条件下,国有股权转让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     

资产注入、流动性溢价与市场环境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大股东实施资产注入的主要动因.研究发现市场环境对大股东的资产注入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股权分置下大股东实施资产注入的增值收益有限,积极性较低,而股权分置改革环境下大股东可利用市值放大效应获得巨大的增值收益,实施资产注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模型分析表明,获取流动性溢价和持股市值增加是大股东注入资产的主要动因之一,实证分析也显示大股东通过实施资产注入获得了较高的超额收益和较大幅度的流动性溢价.     

中国上市公司解禁与业绩说明会语调操纵

管理层在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中的语调因具有实时性和互动性,难以事先完全准备,因此被证明具有预测未来业绩的信息增量,从而会引起显著的市场反应.本文选取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事件,研究业绩说明会中是否会因限售股股东的重大得利驱动产生管理层语调操纵现象,并创新性地探究了业绩说明会管理层语调操纵的时机、诱因、目的和效果:1）时机:在控制了公司业绩表现的基础上,解禁前最近一次举办的业绩说明会相比于其它时期的业绩说明会,管理层语调显著更加积极; 2）诱因:解禁前业绩说明会的异常语调与限售股股东减持动机显著正相关; 3）目的:解禁前业绩说明会的异常语调与公司未来业绩无关,说明异常语调无信息增量,管理层企图通过过分积极的语调来误导市场; 4）效果:市场对解禁前业绩说明会的异常语调反应平平.上述结果表明,当涉及重大相关利益时,例如限售股解禁事件发生时,即便是实时互动性强的业绩说明会,也会出现管理层语调操纵现象.然而,由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解禁前的管理层语调操纵并不能达到误导市场的目的,这也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基于非财务信息披露视角

股权质押是股东在保留表决权和决策权的同时将股份进行质押获得融资的一种方式.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质押、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后发现,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较低,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较高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前发出风险预警,缓解信息不对...     

民营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性少数股东隧道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对控制性少数股东做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民营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性少数股东剥夺外部股东的隧道效应.结果表明:在保证控制权的情况下,控制性少数股东所持有的现金流权越小,其隧道挖掘越严重;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公司资产利润率越低,控制性少数股东越倾向于对其进行隧道挖掘;投资者保护越差,越有利于控制性少数股东的隧道挖掘.相反,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企业,即使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较小,即使其资产收益率较低,也不会发生严重的掏空行为.     

大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业绩

大量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多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 且大多显示"利益输送"等负面结论, 中国公司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事实上, 在中国, 大股东作为独立法人大多具有其自身经营与财务行为(如近期普遍流行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 这些行为将有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其影响机理及影响结果尚无定论. 结合大股东性质、融资约束等中国制度背景因素,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改善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1)与国有大股东相比,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等原因而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策略; (2)股权质押行为与大股东持股比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相对于国有大股东,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及质押融资更强的"对赌"意愿, 其质押行为与持股比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与国有大股东不同, 民营大股东在质押股权后因担心控制权转移风险, 从而有更强激励来改善公司经营及业绩. 这也表明, 单纯从股权质押融资这一视角, 大股东(尤其是民营大股东)的财务行为可能日趋理性, 其存在并非一味为了"利益掏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高送转股票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高送转股票的财富效应及股东大会通过日和除权除息日等相关事件前后股价的异常波动。实证表明,在公司公告分红预案前5个交易日内,高送转股票会出现显著正的超额收益;股东大会公告日前后不存在超额收益;牛市中除权除息日前后的股票会在短期内存在超额收益;熊市中除权除息日前后的超额收益不显著。     

资产增长度量指标新论——经营资产增长率指标的提出与实证分析

资产增长效应的存在对市场有效性理论提出了挑战,近年来该异象受到金融学界的关注.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衡量资产增长的实证性指标,这些指标或仅考察了部分资产成分的增长,或笼统地考察总资产的增长而没有剔除其中的噪音成分,导致以往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文章试图在剔除噪音资产成分的基础上,将更多的与未来股票收益负向相关的资产成分纳入指标的构建,提出使用经营资产增长率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资产变动状况,并运用分组法、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法、时间序列回归法以及非重叠套利投资战略等工具,以1994-2012年A股市场中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各种资产增长率指标和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营资产增长率能够全面度量上市公司的资产增长状况,充分反映资产增长效应,是度量资产增长的代表性指标,依据该指标形成的套利组合获得的收益也是最高的,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     

信息市场、预期消费与资产收益——基于投资者的信息选择行为

首先, 通过预期消费的形式将信息的随机冲击引入到异质性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中,以此构建异质性投资者的最优化行为模型. 其次,以该理论模型的结论为基础建立实证方程,并运用MSBVAR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投资者信息选择行为对我国各个资产市场的收益存在着显著不同的影响. 最后,以股票市场为例来分析投资者信息选择行为是如何影响我国资产市场收益的.通过对股市收益的强波动性特征、羊群行为以及机构投资者对股市稳定的破坏作用三个方面的分析,发现投资者互补性的信息选择行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     

股票流动性影响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博弈机制

本文从股东与管理层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的视角,通过构建管理层和投资者的博弈模型解释股票流动性对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股票流动性通过收购威胁和股东类型两种途径影响企业科技创新:在收购威胁下,股票流动性会抑制企业科技创新;在不同股东类型下,机构投资者的存在使得股票流动性降低企业科技创新,大股东作为投资者时,股票流动性既可通过提高增长率提升股票估值促进科技创新,亦可通过降低短期收益降低股票估值阻碍科技创新,综合影响取决于二者效应之和.非国有企业股票流动性对其科技创新为阻碍作用,国有企业股票流动性对其科技创新起促进作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博弈模型所得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与博弈模型结论相符,较好地验证了博弈模型分析的结果.     

什么导致了股票收益的“媒体效应”:预期关注还是未预期关注?

本文借助百度新闻搜索引擎获取上市公司的网络新闻数据,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3年到2010年的股票收益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支持Fang等所发现的"媒体效应".为了揭示媒体关注度定价效应的内在机理,本文对媒体关注度进行分解,发现股票收益的"媒体效应"主要来自于媒体关注度的未预期部分,而未预期关注度的定价效应很大程度上可以由Miller的"基于卖空约束的异质信念"假说以及本文所提出的"投机性关注"假说所解释.     

Dynamic portfolio choice under the time-varying, jumps, and knight uncertainty of asset return process

By introducing a stochastic element to the double-jump diffusion framework to measure the Knight uncertainty of asset return process,this paper builds the model of dynamic portfolio choice, which maximizes the expected utility of terminal portfolio wealth.Through specifying the state function of uncertainty-aversion,it utilizes the max-min method to derive the analytical solution of the model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time-varying,jumps,and Knight uncertainty of asset return process on dynamic portfolio choice and their interactions.Result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The time-varying results in positive or negative intertemporal hedging demand of portfolio,which depends on the coefficient of investor’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return shift and volatility shift;the jumps in asset return overall reduce investor’s demand for the risky asset,which can be enhanced or weakened by the jumps in volatility;due to the existing of the Knight uncertainty,the investor avoids taking large position on risky asset,and the resulting is the improving of portfolio’s steady and immunity.At last,an empirical study is done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Shanghai Exchange Composite Index monthly return data from January 1997 to December 2009,which not only tes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e paper is useful from the aspect of portfolio’s equivalent utility.     

中国证券市场正反馈交易的实证研究

在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对称EGARCH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正反馈交易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发现我国证券市场上显著的一部分投资者为正反馈交易者，不以基本面价值为基础的正反馈交易在市场报酬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反馈交易使市场收益自相关系数与市场波动呈现负向关系，且高波动期间出现负自相关。同时，中国证券市场正反馈交易并不对称，市场下跌期间比上涨期间正反馈交易要明显得多。     

基于损失厌恶和模糊厌恶的分布鲁棒投资组合模型

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考虑投资者的损失厌恶和对资产收益均值的模糊不确定特征,研究风险资产收益分布未知条件下的分布鲁棒投资组合问题.假设收益率均值属于椭球不确定集,构建基于损失厌恶和模糊厌恶的鲁棒投资组合模型,并得到满足最坏可能分布的最优解.进一步应用数值算例分析投资者的动态损失厌恶特征及不同的初始损失厌恶和模糊厌恶程度对模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模糊中性和模糊厌恶条件下,积极投资者在最优期末财富方面的投资绩效优于保守投资者;损失厌恶和模糊厌恶系数越大,投资者的最优期末财富越低.     

投资者情绪和资产定价异象

在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中国股票市场中,投资者情绪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非常重要.本文将投资者情绪和宏观经济变量加入到条件CAPM模型中,采用Avramov和Chordia(2006)的两步回归分析框架,检验了包含投资者情绪信息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条件资产定价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异象的解释力.实证结果表明,包含IPO首日收益率为投资者情绪信息的条件CAPM模型能够显著解释我国股市中的特质波动率之谜,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作为额外的宏观经济变量加入条件CAPM模型能够解释我国股票市场的非流动性溢价,实证结果对于不同的度量指标都很稳健,进而证实了投资者情绪因素在资产定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