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探索分析了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行为的影响关系.选取2003--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85笔大额且控制股东地位发生变更的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中以大额股权转让溢价衡量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平均达到10.66%;以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水平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与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存在统计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     

协同效应、紧箍咒效应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基于后股权分置时代大股东资产注入行为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倾向于通过注入优质资产来提升上市公司的财富协同效应、盈利预期和股票价格,而在锁定期结束后,大股东将可能重新表现出隧道行为。探讨了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的协同效应、紧箍咒效应,以及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后股权分置时代,优质资产注入对大股东、中小股东和整个社会的财富产生积极的影响,注入资产的优质程度越高,上市公司在资本配置过程中产生的协同效应就越大。②由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限售股解禁后,大股东将会通过隧道行为侵害上市公司的财富,高质量的资产注入将为解禁后的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后股权分置时代大股东的资产注入行为本质上还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当限售股的锁定期结束后,套在大股东头上的"紧箍咒"消失,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重新出现。     

儒家如何影响股利政策?

公平是法制的基本原则.儒家是否与法律相似,会一视同仁地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对儒家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伦理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而且提高了中小股东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上述结果意味着儒家伦理会差别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但传承儒家传统文化不可能削弱法制的治理效果.本文为理解儒家伦理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儒家如何影响股利政策?

公平是法制的基本原则.儒家是否与法律相似，会一视同仁地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对儒家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儒家伦理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而且提高了中小股东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上述结果意味着儒家伦理会差别对待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但传承儒家传统文化不可能削弱法制的治理效果.本文为理解儒家伦理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大股东侵占与外部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了解析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侵占与外部投资者监督的博弈过程,在分析外部投资者与大股东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双方的博弈关系.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成本,监督管理层的收益,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的罚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博弈结果.外部投资者和大股东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都显著影响到大股东的策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同时表明了大股东控制对公司治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侵害度及实证研究

比较分析了计算上市公司大宗股权转移价格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方法、投标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方法和ST公司的累计超常收益率方法,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收益。分析了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几种因素。     

大宗股权转让、溢价补偿与再融资

以大宗股权转让且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通过支付溢价获得控制权后控制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与攫取控制权收益来补偿溢价支付之间的内在关系.以1997～2003年股权转让相关数据为基础,就4种方法计算控制权溢价水平,所得结论一致支持控制权转移以溢价方式进行.研究发现,控制性股东通过再融资攫取控制权收益来补偿溢价支付,回归分析表明溢价水平与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正相关;控制性股东对配股和增发方式的时间偏好上存在差异,且所制定的再融资方案与再融资方案的市场整体水平相比更为激进,例如更高的发行价格和融资比例.研究发现,再融资能够有效地补偿溢价支付,并且增发方式下的补偿效率更高.     

控股股东对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深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3~2008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越大,其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也就越强烈,进而降低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控制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状况相对较好,由于国有控制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为获取私有收益降低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动机相对较弱,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负向影响也就相对较小。     

后股权分置时期大股东资产注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使大小股东之间利益趋于一致,股改后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成为大股东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运用经济学优化方法及折现现金流方法,通过求解大股东资产注入的最大化收益函数,分析了大股东资产注入的内在激励;运用2006~2007发生资产注入的200个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大股东资产注入的相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资产注入规模与公司资产负债比率负相关,与预期注入资产产生协同效应及公司资产规模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此外,资产注入规模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公司股票市盈率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从财务绩效指标(ROE、净利润和ROA)的描述性统计可见,大股东资产注入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