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诗歌的主题特征——兼论与山水诗歌的区别

描绘和想象生态的和谐,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表达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和回归自然的浪漫情怀;描绘生态被破坏的现实或想象生态恶化的后果,反映生态失衡的内容;揭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弘扬生态忧惠意识和生态责任,昭示生态危机下人的精神生态的失衡,传递充实精神生态的强烈诉求。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生态诗歌的主题特征。生态诗歌与山水诗歌有着明显的不同。     

诗歌句序的理解与传达

英汉诗歌的句序和词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译者在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对此应给予重视,认真分辨异同,做到正确理解句序的含义,且按读者习惯传达.     

突厥族初期活动考——兼与薛宗正先生商榷

突厥族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在众多解释中，薛宗正先生提出的塞人起源说是比较合理的一种。但是薛先生认为塞人在东迁后经过了曲折的迁徙过程，融合铁勒等民族成为突厥民族，这个观点似乎有待商榷。作为突厥族核心的塞人在东迁后，长期生活在准噶尔盆地和阿尔泰山地区，在融合了部分乌孙、高车部族等游牧民族后，最终以突厥的名称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考辨——兼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黎昔非先生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为这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对他的人生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耿云志先生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没有回答文题应有之义,而是刻意从维护胡适的角度出发贬低黎昔非的作用,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叙述中严重歪曲基本事实,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易经》管窥——兼与高亨先生商榷

现存《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关于其成书,自《史记》、《汉书》之后,传统的说法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认为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至孔丘,方有七种十篇的《易传》之文。此说虽属臆断,然却道出了其《经》与《传》分属不同时期而作的客观过程。事实上,早期的《周易》写本,《经》与《传》乃是明确分开,并未混在一起。只是到了     

简论李白诗歌的心态意象化与意象心态化

心态组合与诗歌的文学特质存在着不可割脱的潜在因缘，本文拟从美学角度观照李诗．从心与物的关系窥探李诗的一种独特审美表征心态意象化与意象心态化。李诗以同化和假定的抒情方式对万物人生进行非理性的审美潜思（心态意象化），并外化为独具慧灵的表现形式（意象心态化）．其内容蕴涵以心绪波动之自然形态为载体．形式呈现以心态意象为外在接续，内容突破主题的圈范沿心态构成的原生状态上下波动，从而凝结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因此，心、物关系的非逻辑化使李诗意象构造呈现出内容大于形式或溢出形式之美。     

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真谛辨析——兼与公丕祥先生商榷

公丕祥先生提出:马克思从个人与社会、法的现象与自由、平等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精辟地阐发了法的现象的价值属性,实现了文明社会法哲学价值论领域的伟大变革是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的真谛.本文则认为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点,遵循实践思维的内在逻辑考察法和法律相对于实践主体所具有的独特效用和功能才是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的真谛所在.     

黎庶昌政治思想倾向辨析——兼与黄万机先生商榷

黄万机先生著《黎庶昌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史料丰富,文字流畅,是我省第一部全面研究黎庶昌的著作。为黎庶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对黎氏政治思想倾向的分析,似可再作探讨。笔者愿将不成熟的见     

中国抗日战争应以七七事变为开端——兼与郭德宏先生商榷

中国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中国政局的关键仍然是如何结束国内政局的分裂与动荡状态，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战争仍只是属于局部战争，而中日两国并没有进入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全面战争状态。只有到了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中国抗日战争因此应从七七事变算起比较合适。     

小说人物“形状”辨析——兼与马振芳先生商榷

福期特提出的“‘形状’二分法”,对于研究小说人物的形态体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实用价值。但作为一个复杂结构的简化形式,其类聚群分的结果却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这种比喻性命题的认同至多只能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而无法在严密的理性思辩的参与下把它同小说社会纷繁复杂的现状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联系起来。马振芳先生对于“二分法”所作的不适当的修正与补充,则使原本没有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和游戏化了。可见,单纯采用以现象分析现象、以规则代替规律的方法来划分小说人物形态的类型,是这一研究领城至今未能有实质性突破的根本原因之一。     

“秋瑾供词”考辩——兼与马自毅先生商榷

秋瑾死前没有供词是秋瑾冤案的一个焦点。时过百年,马自毅先生却认为秋瑾留有供词。通过考察史料,马自毅先生的四点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打手歌》版本研究——兼与龙卫东先生商榷

对不同版本的《打手歌》进行对比研究，确认世间广为流传的《打手歌》为唐村李氏第十二世先祖李鹤林之作，澄清了太极拳理论发展史上一些牵强附会的说法和谬误，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敦煌蒙书与唐五代的科举制度——兼与郑阿财先生商榷

敦煌写本的《兔园策府》、《杂抄》、《蒙求》,蒙书教材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而不同,论证此类敦煌蒙书的新特质的产生是科举制度对其催生、影响的结果。     

重读《过客》——兼与李天明、胡尹强先生商榷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最丰富最难以言说的作家，他的作品总能使人常谈常新。有些论认为《过客》表现的是情爱主题，这既不符合原作，言论也过于偏狭。《过客》是集中体现鲁迅人生哲学、精神品格、情感方式与心理个性的代表作品，提出的是生命价值、人生追求的哲理性命题，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就是向前走。在鲁迅看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目的与结果，而在于过程与行动。他对自己的“过客”身份有清醒的认识，既不逃避历史的承担放弃行动，也不期望人人喝彩名垂青史。     

载漪与慈禧关系考——兼与廖一中先生商榷

贵刊1983年第4期登载廖一中先生大作《论载漪》,读后获益非浅。唯文中谈及载漪与慈禧关系时,有一处疑窦不能自释,特在此提出向廖先生请教。廖先生言:载漪“少不读书,刚愎自用”,“愚而不学,骄盈特甚”,本为西太后“所不喜”,后因其妻为西太后侄女,又“频入内,得太后欢心,以福晋故,渐为孝钦所信”。     

再论"江枫渔火对愁眠"--与姚振武先生商榷

语法规则往往因文体而异,诗词语法程度远不如散文严格,因而不能用散文语法来规范诗词.对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对愁眠"一句,根据<全唐诗>中的"愁眠"用例以及诗歌用语的特点,并非只可解读为"江枫渔火对着愁眠的人",还可作两种解释对着江枫渔火怀着愁绪而眠;愁人对着江枫渔火而眠.     

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考辨--兼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黎昔非先生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为这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对他的人生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耿云志先生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没有回答文题应有之义,而是刻意从维护胡适的角度出发贬低黎昔非的作用,在许多关键问题的叙述中严重歪曲基本事实,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葛覃》再议──兼与林维民先生商榷

本文在《新解》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葛覃》诗反映了周礼规约下的婚姻生活，并说明该诗与以内衣传情无关。     

诗歌写作应纳入作文训练的范围——兼谈文体分类

高考不写诗歌在于中语大纲的规定,中语大纲的规定来于当代文章分类理论的误导。文章应首先分为韵文和散文两类;韵文和散文既可写实,也可写虚;诗歌属于韵文,就其质料是否虚构来看,有的属于文章,有的属于文学,有的具有文章、文学的二重性;诗歌写作应当纳入中学写作训练的范围     

胡适汉语革新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兼与程巍先生商榷

胡适汉语革新思想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本体认识论。胡适主张世道人心观,摈弃反对派的文化传统观,所以坚信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二是汉语建设方法论。胡适坚持历史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统一,坚守借助文学来创建民族共同语的民间立场,认为一流的白话文学比行政行为更能有效地抬高白话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强调用世道人心来衡量语言,用一流文学来建设汉语,是胡适汉语革新思想对当代汉语建设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