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科学传播的路径与机制——以“科学商店”在上海的实践为例

科学商店作为植根于社区的研究组织,旨在解答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科学疑问,培养他们关于社会需求的意识。本文从科学传播的意义上来看,以上海科学商店运作的实践为背景,分析公众参与对科学商店的价值、内涵以及运行机理的影响。     

宋代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以苏轼为中心

宋代的农学知识有了显著的增长,其后面是士人对于农学态度的改变。苏轼是宋代士人的代表,其于农学也涉猎多端。本文以苏轼为主线,从出身、教育、游历、躬耕等方面,探讨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及农学知识的增长机制。     

国外科学家科学传播能力培训的策略与启示——以ESConet为例

鉴于科学家之于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却能力不足的现状,各国都在探索相关的应对措施,其中针对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能力培训是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ESConet培训包含了异常广泛的12个方面内容,且理念先进,其着重突出了对科学与社会的广泛议题进行反思以培训科学家更加真诚和积极的参与科学传播的能力。此培训模式对我国科学家科学传播能力提升实践的开展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

本文以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活动为研究案例，在分析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所藏档案、《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等杂志所刊文章的基础之上，主要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和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这一中介，来探讨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所建立的科学合作关系，试图从当时的背景下对这种交流关系加以说明，并初步分析英国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     

科学传播中科学家缺席的原因探析——以"蕉癌"事件为例

在科学传播中由于科学家话语的缺失和科学家的缺席而导致科学传播发生延迟性、误导性和可信度的降低.文章结合"蕉癌"事件,对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缺席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继而提出构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若干可行性思路,以适应当代科学传播发展的需要.     

科学与大英帝国的联姻——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

作为大英帝国的科学团体,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初期,秉承着自治、独立的管理传统,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较少。到18世纪末,科学的实用性逐渐显现,政府与王室开始意识到科学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合作开始频繁。最终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的推动下,科学与大英帝国正式联姻。科学与帝国形成了二元共生机制。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分析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化,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性。     

宗教的科学解释——以宗教认知科学为例

作为宗教科学解释的典型代表,宗教认知科学将宗教起源与传播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复杂的认知机制,在保持客观性与实证性的同时,构筑了一种超越历史与文化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宗教认知理论。笔者以为,作为一门以"解释宗教"为学术旨趣的学科,宗教认知科学应更广泛吸纳文化等因素以确保其解释的科学性。尽管宗教所寻求的合理性不会因宗教的科学解释而消解,但在科学的语境下,宗教转换存在方式并寻求与科学兼容是一种现实选择。     

知识生产的空间性——以绿色革命之困境为例

绿色革命试图用农业科技解决全球温饱与发展问题。这场革命提高了粮食产量,却受到来自多个学科的批判。从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角度看,绿色革命的全球化忽略了知识生产的空间性。知识的生产依赖于空间实践,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中并穿越空间流通和相互作用;知识的可信性源于拟态工具的建设,空间的表征赋予建设行为以合理性,建成了的工具又是激发公众对知识可能性想象的表征空间;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仅在同质性空间中、并经由同质性空间的建构而成立。绿色革命的困境源于,它的全球化实质上是推广剥除了空间性的知识产品,而不是进行空间性的知识生产。对这一困境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思考"第二次绿色革命"在当下中国的展开。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专门科学团体的崛起——以中国化学会为例

20世纪30年代,各学科专门人才一定程度的聚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大力资助为专门科学团体的成立创造了适宜的条件.以1932年中国化学会的成立为发端,全国性的专门科学团体相继成立,从而开创了科学团体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化学会在创建时期,设立并完善了各种领导机关,制订并修订了会章,在国内外设立了分会并大幅度扩充会员,创办了3种期刊并形成了年会制度,从而凝聚了中国化学家群体,并使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得到国际化学共同体的认可.同时,会员齐心协力共度经费难关.专门科学团体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以麦尔赛纳为例

将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概括为"冲突"或"和谐"会带来掩盖历史细节的模糊性,我们应在尊重历史文献及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探索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科学革命初期,西方自然观面临着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自然主义及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三重力量的角逐。麦尔赛纳站在维护基督教义的宗教立场上认识到自然主义的异端性质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缺陷;他果断地接受并传播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以实现基督信仰与新自然观的融合,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量子信息科技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

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是当今最前沿的学术领域之一。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潘建伟、杜江峰等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抓住机遇,参与国际竞争,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论述了量子信息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从国家、单位、个人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了中国量子信息科技之所以能快速起步并获得蓬勃发展的原因。     

论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特征——以对《奇器图说》的受众分析为例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的传播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关键。《奇器图说》是中西力学知识会通的里程碑式作品,对于研究明清西方科学知识在华的传播极具代表性。在比较明末中西力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不同路径;以明清学者对《奇器图说》的认知为例研究受众群体对西方力学的认知特点,并分析明清受众特质对其影响,揭示出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力学知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动力与阻碍,及传播模式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高技术带动与中国大科学工程——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为例

高技术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标志,高技术带动是当下各国谋求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的主要方式。大科学工程是高技术群的集中点,通过国际合作发展服务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大科学工程来实现高技术群带动作用是一条有效途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作为我国首例国际合作建设的大科学工程,其高技术带动作用已经显现。本文以此为案例分析和探讨了大科学工程的高技术带动模式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中心的研究意义与学术取向——以古都长安为例

开展长安都城时代传统科学中心的专门研究既是建设大西安、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也是对长安学与区域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补充。这项工作应立足于区域科技史研究而对古代长安城的科学家群体和科学活动进行概括分析,对传统科技的区域发展进行历史解读,从科技史学角度突出汉唐时期古都长安的科学中心地位,并进而探讨长安精神的文化内涵以及宋元明清时期长安城科学技术的地方化发展历程。     

以千年看百年——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为真正理解科学的意义及其未来前途，必须了解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虽然这种认识早已成为业内学者甚至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有关科学与社会研究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也提出一个基于文化进化观的分析框架，并在一千年来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的讨论基础上评论了20世纪中国的情况。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没有现代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繁荣，没有现代市场制度就不可能有技术的进步，不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就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     

晚清摄影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传播——以杨昉及其摄影活动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沿海城市,直至60年代才进入北方,而在此之前山西人杨昉已开始了摄影实践,其所使用的摄影方法详细记录于手稿《朗山杂记》中。通过对其摄影技法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杨昉是较早学习并改良西法摄影技术的人士之一,代表了中国早期摄影技术发展的水平,促进了摄影技术的理论化与规范化及摄影化学知识的传播。探究杨昉及其摄影活动对厘清摄影术及西方光化学知识在晚清的传播过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体用问题的早期探索——以郑贞文与中华学艺社的科学文化实践为例

郑贞文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以其在日本丰富的留学经历开创了我国近代科学团体科学文化的先河,并吸收了日本科学文化本土化过程的经验教训,以中华学艺社及其刊物为阵地,致力于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局面。     

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科学传播实践中的知识论规范——从专长哲学和证言知识论的视角看

科学传播这项事业即有社会性维度也有知识论维度。理解科学传播并成功地进行科学传播实践不能忽视两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对当前以公众为主导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在理解社会性维度已有了许多成果,然而在理解知识论维度上却缺乏清晰的理论。文章论证当代证言知识论和专长哲学为理解知识论维度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