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国粹:中国科学社与早期中国数学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自从1915年成立,一贯支持中国数学史研究.虽然第一任社长任鸿隽对中国知识遗产怀有轻视态度,但是比他年轻的社员对中国数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桥梁专家茅以升起了尤其关键的作用,先后介绍李俨、钱宝琮到《科学》杂志去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科学》在1915到1939年间发表的中国数学史文章,占了全国这方面的论文的将近20％.科学社之所以跟数学史研究者关系如此密切,可能有以下原因:1)数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在世界上被建立,成为一种模范,也创造了中国对国际学术贡献的机会.2)1890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形象.3)中国传统数学属于“安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跟当时的中医相比.     

科学与文明（英文）

自从19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对科学的理解中,科学与文明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从而取代了先前科学与基督教的关联。对文明的理解由于其与科学的关联而有所变化,其结果是对科学的期待有所变化,而这反映了有关文明是什么以及文明应当追求什么的理念的变化。这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偶尔伴随着人们将不现实的与错误构想的期待强加于科学与文明之上。通过探索形成这个关联的历史因素的偶然性,我们就能够探索当下存在的先验性与依赖性,并且将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领会重新思考这些关联的可能方式。     

布鲁诺·拉图尔在中国:主旨与问题（英文）

在与当代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作品相遇之后,我撰写了这篇简短的个人反思。本文开始于对他学术轨迹的综述,从他对科学的行动者网络分析,到他的自我批判,再到他后来的工作:为科学政策相关的外交行动铺设一条新的道路,以应对现代科技在行星尺度上带来的改变。随后,文章批判性地分析了拉图尔最近来访中国时展现的哲学性外交,并指出其中的一些优点和不足。这次访问本可以更加成功,但这些不足使得它的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科学社研究概述

中国科学社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目前研究还很薄弱，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空白，尚无法揭示中国科学社的全貌。另外，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将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简单定论为“唯科学主义”有失公允。     

竺可桢与中国科学社

竺可桢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并始终为该社的骨干,为其事业的持久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他在《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普及科学常识,传播专业的科学知识。他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呼吁社会重视科学研究,为推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社的科技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努力推进科技史研究。除《科学》杂志开设"历史传记"、"二十年来之科学"、"三十年来之中国科学"等专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名人传》、《中国科学二十年》外,中国科学社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等图书,促成了一批科技史家的成长。这些研究成果大多由各学科专家所撰,具有"内史"属性,当然也不乏"外史"探讨,不同时代的成果还反映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现实,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资料宝库,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整理与利用。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恩斯特·卡西尔（英文）

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是一位研究康德的重要学者,他或许是其导师赫尔曼·柯亨开创的导源于马堡的新康德传统中最重要的哲学家。卡西尔还创作了他自己的原创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该哲学远远超越了新康德主义现存的一切版本,也正是这种哲学随后在更广泛的人文科学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尽管如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卡西尔对我们理解与数学和物理学有关的精密科学以及那些被我们如今归于人文科学的学科(思想史、艺术史、文化史、宗教研究与哲学本身),都做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在康德之后,没有其他哲学家能像卡西尔一样如此深刻地置身于精密科学与人文科学之中,并借此取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来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卡西尔在其1942年的论著《人文科学的逻辑》中最为明确地论述了这种关系。我将勾勒一条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堡学派与卡西尔的那段哲学史中某些最重要的问题的路径,从而在该语境下理解卡西尔的论述。     

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历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1914-1915年由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建立,1918年总部迁回中国以后其在美国的组织一度涣散。1929年科学社理事会和总干事杨孝述委托清华大学留美监督梅贻琦重组美国分社,选举职员,召开年会,联络留学生,加强中美科技教育联系,成效显著。后来在1931年底梅贻琦被召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由赵元任、汤佩松、任之恭、裘开明等继续组织美国分社活动。本文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美国分社1929-1936年档案资料进行考察,认为科学社美国分社的历史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一直有着广泛的跨国因素,科学专业精神和爱国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科学家的两个强大驱动力,而自我管理是以科学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科学家共同体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贡献。     

诠释学的科学哲学与诠释学的实在论（英文）

本文将诠释学的科学哲学的原则与传统的哲学诠释学的原则放到一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后者的批判性议题的成立与否,取决于两个可疑的论断:科学探究令认知关系实体化,该实体化明确而又决定性地判定了科学对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的承诺。本文勾勒了拒斥这两个论断的方案。它反对如下假设,即科学探究由于缺乏资源来仔细审视展开探究过程中的认知关系的语境表述而备受困扰。在发展一种反对该假设的诠释学论证的过程中,本文讨论了一些与理解科学探究的反身性有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了在探究过程中与语境相关的诠释学情境概念。这种版本的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在本文中成败攸关,它在有关实在论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立场,该立场有资格成为一种诠释学的实在论,这恰恰是那种与任何形式的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断然决裂的实在论。     

史料与方法: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思考

自李俨、钱宝琮始,国内外学者开始用现代数学方法整理古代数学遗产,并建立了中国数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起,吴文俊倡导对于中国古代数学的"古证复原",提出了数学史研究"古为今用"的目标。今天的中国数学史研究正向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拓展。从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来看,存在三个互相关联并需要反思的理论议题。第一,辉格解释问题,其实质在于探究现代数学对古代数学的解释限度;第二,史料问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古代数学实作传统的多样性;第三,古为今用问题,它与前两个议题及数学史的学科定位有关。数学史的研究实践正通过独有的方式探讨上述议题,因此长期存在于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之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毕瓯与中国数学史

法国汉学家毕瓯是最早接触《周髀》以外中国数学著作并作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明代算书《算法统宗》的主要内容，中国人的位值制算筹记数法，全文翻译了《周髀算经》。但限于汉语水平，他未能读懂元代算书《益古演段》，因而与宋元数学失之交臂；他对《周髀算经》也颇多误解。因此毕瓯未能成为西方中国数学史领域的开拓者。     

知识与默认（英文）

我们将为德性知识论引入一种独特的默认假设(default assumptions)概念,后者一般地构成了胜任力。一个默认假设就是一个特定背景条件获得的假设,即(a)是一种相应的SSS胜任力处于适当位置所必需的,但是(b)允许不安全地处于适当位置,而且不为行动者所知。因此,行动者可能要冒一个背景条件失败的风险,以及紧接着而来的胜任力的丧失,而且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冒了这种风险。一种实用论入侵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在日常语境中能够诉诸默认假设。所以,我们的德性知识论包含默认假设之后,我们能够对哲学怀疑论进行一种全新的处理,从而为摩尔和笛卡尔施以援手。     

欧陆科学哲学的两条路径（英文）

如果你戴上我称为"欧陆式眼镜"的东西,运用欧陆哲学的视角来审视诸如探究、发现、实验、理论和确证等传统的科学哲学问题,某些事物就会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呈现,你就会看到新的事物,一切事物会彼此相关并以不同的方式与背景相关。透过欧陆式眼镜的凝视,让你倾向于关注两种事物:第一,那些妨碍你看得更清晰的事物;第二,事物"如何"显现,而非事物是"什么"。该隐喻有某种严重的缺陷,但仍是有用的,因为它提示了审视科学的传统视角与欧陆视角之间的巨大差异。它也能被用于发展"科研平台"这个观念,即科学不仅仅是一组活动,不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我们将之封闭的一组工具、实践和借此形成的知识,而是由诸线条的流动之网构成的,这些线条顺利地与紧密地整合入我们的世界并且塑造了世界的轮廓。我在本文中讨论了欧陆科学哲学的两条可能路径。一条涉及的是"解构性的重演",即对我们继承下来的科学概念(包括传统的分析性概念与海德格尔的"科学不思"的概念)的探究;另一条涉及的是可被称为"回归田野研究"的东西,即仔细地审视科学实践。接受这两条路径,将让欧陆科学哲学唤醒一大片重要的探究领域。忽略这些探究的领域,科学哲学将自食其果。     

战争烽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近些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是在有些方面仍存在着空白。如对抗战开始后的中国科学社,学术界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以抗日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为时间段,考察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科学社所做的艰苦卓越的斗争,并分析了其最终战胜艰难的原因。     

变形记：反思《科学、真理与民主》（英文）

本文回顾了自2001年《科学,真理与民主》出版以来,我对科学、民主和相关问题的思考演变。本书出版后我很快意识到“良序科学”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延展,因为其只关注了科学与社会互动的一个方向。气候变化的例子迅速促使我思考如何将科学信息合理地传递给公众。在阐述我的观点时,我发现古典实用主义的传统,特别是约翰·杜威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开始意识到在讨论科学时不应该事后才考虑到价值的问题,应该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嵌入对价值的精心描述中。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基于一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一个更宽泛的科学哲学概念、一种对所谓纯知识的怀疑论立场、以及对于“改造哲学”的重要性的信念。     

继承吴文俊数学史遗产,推进新时代中国数学史研究——纪念吴文俊院士诞辰一百周年暨数学科学与数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正2019年5月9日-10日,"纪念吴文俊院士诞辰一百周年暨数学科学与数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主持开幕式,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致欢迎辞,嘉宾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南华,吴文俊     

德国的技术史研究（英文）

德国的技术史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上升期和拓展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致力于出版各类技术发明与商业史的相关著作,并着力保留和整理技术文化相关的实物和档案,推动了早期德国技术史研究的建制化。1960年代之后,德国的技术史研究进入了拓展期。在联邦德国,工业大学和技术博物馆的历史学家们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史研究进一步建制化的主要力量。与早期工程师为主体不同的是,历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生产的历史以及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背后导致技术变革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1990年代后,消费史逐渐走入他们的视野,作为其研究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