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信任社会”视域下的风险治理研究嬗变及趋向

传统社会构建基于权威和个体信任,现代社会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确立系统信任,尤其是专家系统信任的过程,信任品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风险使人类步入了"后信任社会"。后信任社会对专家角色、互动机制、政策框架进行了重构,风险研究呈现出新动向,表现在:由专家诠释风险转向风险感知构建的公众参与;由单向风险沟通机制转向风险沟通的多元互动机制;由外在的风险管理转向内生的风险治理模式。运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风险展开多维度研究,反思"后信任社会"的风险机制,构建转型期的社会信任体系有助于增强风险感知、促进风险沟通和风险治理政策制定,对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专家信任及其启示

自2019年岁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共战疫情、共克时艰。为深入了解疫情期间公众的专家信任和社会道德态度的变化,在疫情最为胶着的2020年2月中旬,课题组进行了为期5天、样本总量为10896的在线调查。调查分析表明：(1)公众对医药卫生方面的专家信任显著提升,引发了专家“人格信任”复兴,“系统信任”增强;(2)对一般意义上的专家群体的信任度无明显变化,专家信任的“豪猪困境”依然存在并持续有效,公众继续陷在虽不信任专家、但又不得不信任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中;(3)科学事实“政治化”与新媒体的“特殊催化”,使得专家信任复杂化;(4)锤炼专业技能,强化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是专家群体走出信任危机的首要途径。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与专家困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有限性、态势变化模糊性等特质对风险沟通提出更高要求。专家作为风险沟通的核心参与者,面临着认知、语言表达、传播和污名化等多重困境。构建“政府主导型”风险沟通应本着及时、坦诚和开放的沟通理念,并辅之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多元的沟通形式,如此,可为专家赢得风险沟通的先机和空间,在降低公众认知成本的基础上引导其理性行为决策。此外,通过相应制度安排来约束和鼓励自媒体参与风险沟通,也有助于将危机情境转化为科学传播的有利契机,为公众参与突发事件治理提供智力和舆论支持。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后信任社会的形成与应对

信任对于维系人类的认知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下,传统的人际信任已然无法应对科技不确定性,这就催生了以专家系统为核心的系统信任机制.但是,在后常规科学和后学院科学范式下,专家系统可信性的基础——专家专长的真理性和专家行为的至善性,面临着失灵和失范.如此,面对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公众需要依赖专家系统,...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策者、专家、媒体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通过综述前人对于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如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试图对于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启示。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策者、专家、媒体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通过综述前人对于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如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试图对于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启示。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科学与政治:欧盟经验与启示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涉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对二者进行有效调和。在疯牛病危机的压力下,欧盟进行了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改革,并确立了以风险分析框架为基础、强调风险评估与管理职能独立与互动、以信任重建为主要目标的风险治理模式。欧盟风险治理的核心在于重塑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兼顾科学理性与民主政治的回应性与责任。欧盟改革经验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改革的启示在于需要合理界定科学咨询的作用、增强风险评估的独立性与透明性、建立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并保障公众的实质性参与。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效度与限度

工程公共风险是指工程给公众、社会和自然带来的风险。公众是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承担危险后果的主体,因此公众参与应成为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诸多困境,应从普通公众、工程开发者、政府等多个主体的立场上,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公众参与的效度。同时,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的治理是有限度的,要避免参与不足,防止参与过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公众参与需要长期的积累,既需要制度的约束加以保障,又需要文化的积淀来孕育。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协同治理研究——以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应对与化解是工程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企业、行业、公众组成的工程共同体的协同治理是化解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途径。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论文基于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的方法,从协同治理的主体、机制和理念三个方面探究了九峰项目创新性和独特性的协同治理模式,它形成了以公众为中心,以"群众路线"为依托的多元主体互动的协同治理方式,建构起了平等协商、民主决策、利益均衡的协同机制,并立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调和,形成了共同担当责任与风险的治理理念。九峰项目是协同治理理论在我国具体工程活动中的创新实践,可以为其他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提供参考。     

工程科普模式论——基于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公众开放日”的实践

工程科普作为公众理解工程、参与工程,以及工程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已初步得到学界关注。工程科普不仅对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树立企业文化和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有重大促进作用,更能够增进公众对工程内部运行状态的有效了解,从而增进公众对工程的信任,有效降低舆情风险,缓解邻避危机,提升参与效率,对稳定工程与秩序也有重要作用。工程科普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方面,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为工程科普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其品牌活动“公众开放日”已连续举办8年,通过对这一系列品牌活动的调研,总结探索出我国工程科普的一般模式,为工程企业及工程共同体其他利益相关方开展相关科普活动提供一定的方法借鉴。     

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之社会功能

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对于公众自身、科学及整个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种信任应当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之内,信任缺失或盲目信任都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应该是一种理性的信任。     

基于风险考量的伦理决策研究

在风险社会,面对各种风险的表现与发展,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指向和冲突,常常会导致决策上的困境.因此,进行合理的"伦理决策",是我们面临风险社会所要做的重要选择.本文在对风险现状考量的基础上,对伦理决策的界定、过程、模式及决策依据做了全面的分析与论述,以期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使得新兴技术应用带来了出人意料、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新兴技术治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议题。新兴技术治理一般基于传统专家决策模式,但该模式不具有新兴技术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无法决定广泛社会主体的偏好和价值,更难以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问题。治理背景下,研究提出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新路径,并利用治理网络重新分配治理主体的权力、利用政策网络阐述多元主体协商和互动的博弈过程、利用公众参与实践获取多元主体充分和对称的信息,为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提供了有效的治理路径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