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义再认识--二重语义表现形态分析

将语言和言语划分的理论运用于汉语词义的分析中去,提出语言义和言语义是词的二重语义表现形态.从共时语用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两者间的语义联系,词的语言义在语境中有着向言语义转化的运动轨迹,并体现为具体显现、偏离变异、添加补充三种基本类型.     

副词“但、只、仅、才”辨义析流

东汉以来,范围副词“但、只、仅、才”之间建立了同义联系。辞书和古籍中往往用互训方法释义。然而,从历时纵面考察,这一组同义词的词义和用法是有较大差别的;即使是在共时平面上,也还有着细微不同。注意到这些差别,有助于揭示词汇系统内部联系和词义的发展线索,本文就义位叙述词义的衍变和传承关系,意在既能区别词义又可以显示其源流关系,一、义位“只管、尽管”,含“放心大胆去做某事,不必虑及其他”之意,用于 vp 前。汉时期“第”(弟)常有此义,“但”于南北朝时始有此义,“只”在现代汉语中作为语     

论翻译中的意义辨析及处理

翻译主要是译义,形式风格次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对意义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分类,其中概念义和情景义、描述义和感情义、本义和喻义、主动义和被动义、主题义和次要义是五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意义。辨析这几对意义直接涉及到翻译中对意义的正确理解及恰当表达。在翻译中译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的、动态的策略。否则,就会影响到语际间信息意义的转换,影响文化间的交流。     

简论动词性双音化结构的句法语义和语序效应--与英语对比的视角

在学界对汉语双音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双音化的句法语序效应：双音化动词（组）削弱了动性，宾语基本能够提前为话题，增强了汉语话题优先性类型特征；动词性双音化在历时发展中凝固了过程义和结果义，作格性增强，使汉语的词类交叉更为明显；动词性双音化蕴含一定的体意义，使汉语体系统更加完备；动词性双音化加强了汉语基本语言单位的可分析性。     

也谈词的义项发展和分类——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中的义项分类商榷

本文就原文中词的引申义是由基本义直接或间接转化而来的;词义的分类分为：基本义和转义,这两个观点进行了商榷。本文赞同的观点是：词义的其它义项是由词的本义直接或间接转化而来的。词的义项分类可以分为：基本义和非基本义;也可分为：本义和转化义等。     

浅析表人名类词缀“X手”之形成

运用现代汉语词汇及语法方面的理论知识,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历时和共时相结合,从语法化及词义引申两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生活中"X手"类表人名类词缀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原因。     

"偏偏+VP"格式及相关问题

文章论述了现代汉语中的“偏偏＋VP”格式在语义方面所表达两种语义：一是表背离性的“结果义”；二是表一致性的“行为义”。该格式在语用功能方面有两种：一是“凸显”的功能；二是“反驳”的功能，同时反驳具有程度差异。另外，表行为义的“偏偏＋VP”格式能形成取舍句，而表结果义的“偏偏＋VP”格式不都形成取舍句。     

从古汉语词“肉”谈常用词研究的重要性

常用词“肉”的基本意义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化，但是先秦汉语的“肉”义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肌”加入而专指人的肉，但“肉”依然是个泛称，仍可以用于指“人的肉”，并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词义缩小为专指动物的肉。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常用词的研究。常用词的研究对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型语文辞书尤其是断代辞典的编纂更有重要的作用。     

“给予”、“使役”义的“给”字句关系探析

“给”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的义位较多，其“给予”义是“给”字最基本的意义，也是最早产生的义位。通过对清代有代表性文本《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的搜索，对表示“给予”和“使役”义的句型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使役”义的“给”是由表“给予”义的“给”转变而来的。     

"名-谓"型复合词的结构方式及其与语素义选择限制的关系

现代汉语“名语素－谓语素”型（简称“名－谓”型）复合启有两种结构方式：偏正式和主谓式。同一种构成模式却形成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主要在于语素义的选择限制：前者是谓语素选择名语素，选择范围小，名语素表征的是谓语素的方式、时间、地点等，谓语素常表征名语素的典型特征；后者是谓语素陈述名语素，语素选择指向谓语素，选择范围大，谓语素不一定表征典型特征。语素义的选择限制确定了语素的组合关系，从而确定词的结构方式，并且制约着语用中对主语的要求。     

从共时和历时角度考察社会文化与词义褒贬色彩的关系

词义是属于历史范畴,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例如：词义的扩大,缩小,升格,降格等,本文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详细论述词义的升格和降格,也就是词义褒贬色彩的变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出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社会变革,和新的意识取向对词义褒贬色彩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据形构义”和“据义构形”看英汉构句之差异

“据形构义”和“据义构形”是语言中的两种基本结构力量。相对来说,英语是一种“据形构义”的语言,汉语是“据义构形”的语言。文章从关系词,介词的使用,形态特征,语序的作用,主语的省落与否五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这种对比对英汉互译以及英文写作时的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古汉语词“肉”谈常用词研究的重要性

常用词“肉”的基本意义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化,但是先秦汉语的“肉”义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肌”加入而专指人的肉,但“肉”依然是个泛称,仍可以用于指“人的肉”,并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词义缩小为专指动物的肉。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常用词的研究。常用词的研究对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型语文辞书尤其是断代辞典的编纂更有重要的作用。     

“炊”“蒸”的历时演变及其共时分布——兼论“炊”的动词义在浙闽粤方言中的遗留问题

从历时演变出发,考察“炊”与“蒸”在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中的演变历程,发现二者在中古汉语中演变为一组同义词,但在近代汉语中又再次分化：“蒸”进入基本词汇层面,而“炊”发生了语素化。而它们历时演变的特点也能在现代汉语方言点“炊”“蒸”的分布中找到例证：大部分现代汉语方言点中都保留着“蒸”的动词义,而“炊”的动词义仅遗留在少数浙闽粤方言点中,从书证材料与音变链条中可以找到“炊”的动词义被保留下的原因。     

“钞”和“抄”词义演变考

现代汉语中,“钞”主要指钱币,而“抄”多表书写、抢掠等动词义。历史上“钞”和“抄”的词义交错纷繁,“钞”由“用以叉取的金属器具”引申出书写、劫掠等动词义;魏晋时“抄”作为“钞”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出现,至唐宋逐渐替代了“钞”的词义;宋代“钞”成为指代纸币的专有名词。     

泛指义、特指义与成语释义

词在储备状态下具有泛指义和特指义，但进入具体语境后却只能用其中的一个意义。因此，在成语解词和释义时必须辨明泛指义和特指义。以“节用爱人”“根深柢固”“乌合之众”“画龙点睛”“咬牙切齿”“画蛇添足”为例，说明目前出版的成语词典和综合性词典往往不注意辨别泛指义和特指义，或误以泛指义为特指义，或误以特指义为泛指义，而这些都不利于对词义的正确理解和语义的准确把握。     

对关中话一个语法化个案的考察

＂人家＂是现代汉语中一个功能复杂的代词。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广泛调查了其在各大方言中的分布,也追溯了其历史发展源流,最后得出其两个语法化过程。     

Good 含义的引申与译者的选词

Good是常用形容词,词义灵活多变,搭配能力很强。通过几本权威词典提供的Good释义义项,探讨了英汉词汇意义各自的特点、提出大胆而合理的词义引申是高质量翻译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译应选择恰当的具有引申意义的汉语词来表达或根据上下的逻辑关系进行引申转义,甚至再引申再创“义”,以使原的思想表达得更加准确,译更加通顺流畅。     

语义修辞刍议

语义修辞是中国传统的修辞方法，也是最基本的修辞方法，语义修辞同语汇系统的语义有密切联系，主要研究语词的具体意义，即语词运用中的意义。包括本义修辞、同义修辞、精确义修辞。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简练性。     

“和”与and语法化对比研究

汉语“和”与英语and的语法化过程都可以归纳为：动词→介词→连词。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对比分析它们语法化的过程、原因和理据，发现不同的人类语言的结构类型，在语法化的演变途径上具有一些共性，其机制是人类对语言的相同认知。同时认为，“和”与and的语法化过程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促使研究者在语法化领域具有不同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