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汉译西方数学著作在朝鲜

在17—19世纪,朝鲜主要通过汉译西方科技著作了解西方科技知识,朝鲜学者从《西洋新法历书》、《天学初函》、《天步真原》、《历学会通》、《律吕渊源》、《历象考成》等汉译著作中获取大量西方数学与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17—18世纪朝鲜对汉译西方历法与数学著作的引进,是朝鲜引进西学的关键．     

清初汤若望的“通天”角色与西学东渐

1583年至1775年约二百年间，以入华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揭开了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历史序幕，学术界习称为第一波西学东渐。耶稣会士成为西学东渐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明末利玛窦（M·Ricci）开创的“知识传教”策略奠定的。此种策略的要点是藉其西方科技知识赢得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进而打入宫廷，甚至争取归化中国皇帝，从而获得进入中国社会宣教的通行证。至明末崇帧间《天学初函》与《崇侦历书》的编译，(1)标志着由耶稣会士引发的西学东渐开始走向中西交汇的高潮。“天学”或“西学”，竟成明末朝野、学…     

简本《缁衣》首章的《诗》学义涵

简本《缁衣》作为一篇《诗》学特征鲜明的文献,目前围绕其展开的讨论多是文献学方面,义理的抉发相对较少,而以《诗》学的角度来阐发其意义的则几乎未见。本文选取简本《缁衣》中《诗》学义蕴最为丰富的首章,以好恶之情为线索,分析其中所启用的《诗》学资源及《诗》学义蕴,并试图揭示其中对于德的理解。     

中国古代天学之官营传统

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天学的官营传统 ,包括 :皇家天学机构之渊源、名称和级别 ;历代皇家天学机构之规模 ;明清两朝的钦天监 ;元、明时代的阴阳学制度 ;天学官员之考试选拔制度。最后特别讨论了张子信的天学活动 ,指出他可能是明朝中期以前中国官营天学传统中惟一的例外     

论《第七天》中的亡灵世界:"实际生活经验"的角度

余华在小说《第七天》中建构了一个"亡灵世界",以"亡灵"视角透视现实世界的荒诞离奇.从"实际生活经验"视角解读亡灵世界,发现《第七天》关注个体生存状态,通过叙述亡灵在死后七天时间寻找生存意义的过程,印证了死亡的"本己"和"在傍",也表明此在生存体验须放在时间中考察,才能抵达真理,显露生命最真实的面相,这与海德格尔"实际生活经验"哲学观点相通.《第七天》中"向死而生"的死亡书写,可看作是海氏哲学视角下"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显现,也是余华文学叙事上的一次转向.     

经学思想史视域中的先秦《诗》学文献——对《诗》学思想表现形式的反思

以往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论《诗》、解《诗》材料为基本素材。而有关《诗》的编纂、传习、应用情况的记述,由于其主旨都不在于思想的阐发,因而多被作为辅助性材料来使用。在这种认识下,先秦时期可供思想研究的《诗》学材料十分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赋《诗》、引《诗》的记载中分析、把握用《诗》者对《诗》的理解。此外,《诗》学思想的表达也并不局限于对《诗》的理解。引《诗》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纽带,将引《诗》所佐证的思想观念联结在一起,并由此组织起一个自由的《诗》学义理空间。引《诗》条目的组织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独立的篇章中自由地表达其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见解。这构成了《诗》学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闽地《诗经》学传统与黄道周《诗经》学述略

闽地开发较晚,但在五代至北宋初即已有蔡元鼎这样的《诗》学专家.至朱子兴学闽地,其所著《诗集传》在闽地影响深远.受其影响,闽地治《诗》者代有人出.黄道周浸淫于具有浓郁《诗》学氛围的闽南,一生治《诗》不辍.黄道周《诗》学著述散佚严重,但经过爬梳剔挟,还是可以发现其有大量的《诗经》学文献存世.梳理闽地《诗经》学传统以及黄道周的《诗经》学研究,可以引起学界对黄道周乃至闽地《诗经》学的关注和研究,以充分揭示其特点和价值.     

材料能量学——材料能量的关系,计算和应用

在给定的环境中，系统的功能取决于它的结构，学科的功能也与此相似，《材料能量学》是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合金能量学》的更新。该书的体系，目录，警句等在本文中做了摘要性介绍。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物栽培学》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作物栽培学》作为农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是河南科技大学重点学科,在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作物栽培学》课程组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根本出发点,坚持课程体系优化与教学改革,在理论教学内容、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方式方法、学习效果评价体系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效,提升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晚清汇编丛书对力学知识的传播

目的探讨3种汇编丛书《西学通考》,《续西学大成》,《时务通考》传播的力学知识,为理解晚清力学知识传播与接受的程度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原始文献分析法。结果 3种丛书不同程度地传播了西方力学知识。在知识内容方面,机械知识传播最广泛、完整。文本方面,《重学浅说》传播最广。知识体系的传播欠缺。结论 3种丛书中《时务通考》传播的知识难度最大,知识较为完整,且自成体系。但是3种丛书传播的知识都只是概念层面,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涉及得非常少,特别是原理与应用之间的关系少有体现。这说明晚清知识分子对力学的理解与接受主要在基本的知识层面,力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从泰戈尔莫言现象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泰戈尔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东方乃至世界文坛有着深远影响。他们文学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于在本土文学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坚守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在文化杂糅时代对本民族文学的扬弃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认同,本土与外来的结合,使他们作品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书写则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对其民族文学拔秀于世界文学之林具有非凡的意义。泰戈尔和莫言现象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文化参考。     

《圣经》与西方文学——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一

《圣经》与西方文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种种原因，我国在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方面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忽略《圣经》视野，致使在西方文学理解上出现了诸多误读。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可从《圣经》知识、《圣经》象征、《圣经》观念三方面着手。     

吴宓与梁实秋文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吴宓和梁实秋作为同门师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却有诸多不同之处。吴宓重视＂平民文学＂,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梁实秋则倡导＂知识贵族主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吴宓的文学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儒家传统文学观,而梁实秋的文学观则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学观。以二人为代表,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他们为沟通中西文化做出的共同努力。     

利玛窦在韶关对西方数学的传播及其影响（上）

利玛窦是沟通中西数学文化第一人。他对中西教学文化融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是一住传教士，而且是一住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在韶关传教6年。向瞿太素等国人系统地传播了西方的初等数学、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等数学知识，并与瞿太素一起尝试翻译了西方数学巨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使韶关成为西方数学系统传入中国大陆最早的地方。他所传播的西方数学精华使沉睡多年的中国传统数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使明末清初的中国传统数学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之后，逐步走上了现代教学萌芽与发展的道路，也使韶关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史上可以追根溯源的地方之一。     

颜色与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渊远流长,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彼此存在着很大差异。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成为中西文化差异的一面镜子。本文从颜色词入手,探析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及原因,旨在为中西文化比较提供一些思路、实例,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理解与借鉴。     

耶稣会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耶稣会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耶稣会士虽未能把西方宗教强加给中国人,却通过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使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新的风尚。从东学西披的角度看,耶稣会士输入的中国文化在欧洲产生巨大反响,激发了启蒙运动重要思想家的创作。     

西学东渐与“况义”之道——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渊源研究之二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义,采用“况义”之法,从文化层面入手,以基督教教义阐释古代儒家思想,并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双向的翻译、阐释和研究工作,呈现出与以往佛教东传时的“格义”不同的特色。这一工作从本质上讲具有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比较性质,而“况义”之法及其理论,也不失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方法论渊源之一,对于当...     

利玛窦在韶关对西方数学的传播及其影响（下）

利玛窦是沟通中西方数学文化的第一人,他对中西数学文化融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是一位传教士,而且是一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在韶关传教六年,向瞿太素等国人系统地传播了西方的初等数学、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等数学知识,井与瞿太素一起尝试翻译了西方数学巨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使韶关成为西方数学系统传入中国大陆最早的地方。他所传播的西方数学精华使沉睡多年的中国传统数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使明末清初的中国传统数学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相互融合之后,逐步走上了现代数学萌芽与发展的道路,也使韶关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史上可以追根溯源的地方之一。     

“回归”传统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争论实际上是西学与西学的一场争论,他们的思想来源都来自于欧洲。关键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主张要从西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以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功利性,弘扬中国文化的美学特质,所以他们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他们强调对西方学说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慎重择取。在一定程度上说,“学衡派”具有更健全的中西文化观。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调和与融合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中学在吸纳西学过程中的重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价值如何,如何进退?怎样去评估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传统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西方文化要不要吸收,如何吸收?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针对当时文化上顽固守旧与过度西方化两种倾向,梁漱溟、熊十力提出了“益欲中心”、“生命本体”说,他们从“昌明东方学术”着眼,强调立足本土,化合中西古今,创新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