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的由来

明代科举分经取士,每经以第一名为经魁,故称“五经魁”,简称“五魁”。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自恃才华,想显露一下自己,在一次科考中,改名扮成举子混入了考场。没想到发榜时才得了第五名,十分气恼。     

清代教育制度的变化

清朝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明朝的教育制度,但也进行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官学方面,在国子监增建辟雍,设置不同类型的学校,开设特别的课程.地方教育体系方面,清代书院官学化程度更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在科举考试方面,清代科举防范措施完备,场规周密,对考试舞弊者的处罚较重.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已成为科举制的附庸,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     

论明代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

贵州建省以后,明朝统治通过兴办各类学校,发展书院化,推进科举取士等政策,推动了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改善了贵州社会人口质量,贵州各族人民化水平的提高,为贵州民族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     

试论“壬辰倭乱”中明朝与朝鲜对日本“封贡”问题的交涉

1592年,日本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出于对朝鲜“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明神宗决定援朝抗倭。但在抗倭问题的配合上,朝鲜与明朝一直存在分歧,朝鲜反对明朝对日本“封贡”即是分歧之一。国家利益是影响明朝和朝鲜“封贡”问题交涉的根本要素,但文化因素在古代东方国家关系中亦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甲”不是“前三名”

通常用“名列三甲”来表示“位居前三位”,这种比喻是错误的。用“三甲”排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明、清时期参加中央级考试(先会试,后殿试)的各省举人考中进士后被列为“甲榜”,     

晚明士人弃科举原因及生活方式分化探析

明朝晚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政治黑暗,经济分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些士人放弃科举成为一种潮流,这一现象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分化,或选择归隐式的别样参政,或因经济诱惑转而经商。士人的这些活动对晚明的思想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选》烂,秀才半”谚语产生和流行的时代考论

＂《文选》烂,秀才半＂是我国科举史上比较著名的一句谚语,但对其产生和流行的具体时代则众说不一。笔者从科举考试中秀才科的变迁和《文选》在科举中的地位变化两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这句谚语产生的年代应在隋唐之际,且在唐宋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南宋新的作文风尚引导潮流之后才逐渐为新的科举谚语所取代。     

古代“冒籍现象”的缘由及对策探究

“冒籍现象”产生于宋代，几乎贯穿科举时代之始终。冒籍现象是科举士子对考试公平的诉求，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冲突。通过对“冒籍现象”成因、对策及其效果的透视，揭示“冒籍现象”久治不愈的直接原因在于分区固定解额制，根源于区域间经济文化的差异。     

明末王武纬出使朝鲜与“联鲜图奴”之议

明朝末年，已成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仍派人与明朝进行秘密联络。于是，一些明军将领便产生了“联鲜图奴”的想法。崇祯十三至十五年，副总兵王武纬先后三次率船队由登州出海，与朝鲜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但明朝在明清战争中居于劣势，并不能提供强大武力支持朝鲜公开反清，朝鲜与明朝并未能达成正式的盟约，“联鲜图奴”之议最终只能流于空想。     

唐代“献著赐官”现象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有“献著赐官”的现象,时人将其诗歌、赋颂、文章等进献给皇帝,就可能直接获得官职.唐人献著,既有“投匦”的具体方式,又有“自举”的制度保障,且与科举中的“制科”相关.“献著赐官”既是一种补充科举的特殊选官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推动唐代文学的繁荣有客观影响.     

清代地方生员“入泮”述概

明清时代，读书士子顺利通过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童试，便可获得生员资格，拥有“秀才”这一科举的最低功名。“入泮”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们便异于普通百姓，或由出贡、入监肄业而得官，或继续参加更高级的乡试、会试，得中举人、进士而入仕。但是功名利禄最终只是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更多的士子则混迹在人海茫茫的科举大军中走完自己的人生。     

下跪喊冤者的“中国式杯具”

自明朝以后,中国的官员们越来越矜持自傲,早已不会放下身段主动倾听百姓的声音,遑论为民间断冤狱解疾苦。     

“家天下”时代的国家利益

相当于明朝崇祯年间(17世纪上半期),法国的枢机主教、相当于首相的黎塞留提出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命题。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黎塞     

简评“三杨”与明内阁

“三杨”是指明朝前期三位长值内阁的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废中书,罢丞相,加强皇权专制以来,每天事无巨细,他都得过问批示。据吴晗同志考证,朱元璋在罢相之后,平均每天要看两百多件奏章,处理四百多件事。这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皇帝,是难以长期承受的。他不得不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此后,明朝的内阁制度便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中,内阁的各种制度和惯例,在杨士奇,杨荣、杨溥相继入阁,并长期值阁的过程中(杨士奇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逐渐出现和成为定制的。实际上,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到宣德和正统初年,亦即“三杨”值阁     

廉洁为何叫“两袖清风”

古时人们说官吏廉洁,往往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明朝有名的廉洁官吏于谦,就曾在他《入京》一诗中有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自述。现代常借用两袖清风来赞扬廉洁奉公的干部,两袖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正>长城全长约21000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其入海处的山海关因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军事意义、建筑意义、人文价值等,被誉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北倚燕山,南临渤海,位于河北秦皇岛市东北,包括瞭望塔、炮台、箭楼等建筑。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曾在这一带驻扎,     

“官立模范,借绅力以期普及”——略论清末新式学堂的官绅合办模式

科举制度是抡才教育,新式学堂则为培才教育。清末改废科举,兴办学堂,官绅合办是兴办新式学堂所常用的模式。这一模式在几位朝廷大员讨论兴办学堂及改废科举的奏折中逐渐形成,内涵也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于政府所颁布的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中。清政府采用这一模式有两个原因：一是基于国家财力不足的考虑,二是受传统办学模式的影响。     

唐代考试初探

唐初的统治者重视兴办学校,使官学与私学并举以培植人才,学校成为人才的重要来源。唐朝又重视科举,它继承隋朝的科举制度,并把它进一步完善化,成为选拔人才的一条主要渠道。学校与科举两者相辅而行,学校培养人才供科举选拔,是科举赖以发展的基础;而科举是学校生员必经的出路,成为支配学校的重要力量。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重视科举的作用,抓住科举作为关键的一环,以左右学校,学校也就完全被纳入科举的轨道。封建政府对学校如何培养人才,并不怎样费心加以过问。它依靠科举作为验收的关卡,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按照政治需要挑选人才。虽然每年选取的名额极为有     

“状元及第粥”的由来

相传在明朝,广州西关有一个叫伦文叙的小男孩,由于家里贫困,七岁便出来卖菜。但由于他从小就很喜欢听人家吟诗作对,有时自己也能随口吟出几句,所以在菜市里不时有人缠着他吟诗,甚至误了卖菜。     

论清代广西临桂陈氏家族的文化特点与文学创作——“清代广西文学家族研究”之七

清代广西临桂出现了一个以陈宏谋、陈兰森、陈元焘、陈继昌等为代表的文学家族,其成员在科举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在清代广西无出其右,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远不如在科举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与这一家族的文化特点有密切关系。因此,这在清代广西的文学家族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