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名词

“非典型肺炎”(简称“肺炎”)是一个特定时期内性质比较特殊的用名。现在看来 ,不是很恰当。但当时是在时间紧迫、情况危急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就诊 ,但必须给出一个名称来。“非典”是一个暂定名。现在应该将它规范。我赞成叫“萨斯病” ,“萨斯”即英文SARS的音译。如同现在叫艾滋病一样。如果只叫“萨斯” ,我认为不好 ,因为从字面上看不出它是一种病 ,或者大家会认为是一种商品。“萨斯病”经过名词委给定下来后 ,可以向社会上公布 ,新的名词定下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旧的名词就会慢慢地被淡忘 ,自然消失。将来等…     

中国为何独钟“非典”？

去年11月底,广东佛山发现了第一例中国的“非典”(沙斯)病人。12月初,在河源又相继发现了第二和第三例。广东的医生觉得这个病很怪,病人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症,而且肺很硬。后来,他们又发现这个病有高度的传染性,有很强的致命性,是非同一般的肺炎,因此把它列为“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非典型肺炎就这样在中国大陆传开,后来,为了方便,又简称之为“非典”。如果不知就里,乍见“非典”,大概很难猜想那是什么东西。看它的全名,非典型肺炎,似乎也看不出它的“厉害”。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给这个病定了一个新的名字：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也有人译成症候群,综合症)。英文简称为SARS(发音为萨斯)。于是,全世界都称之为SARS。唯独中国继续称“非典”。新加坡华文报章现在已经统一了SARS的华文译名,称之为“沙斯”。为什么不是“萨斯”(有些地方如BBC中文网站就用“萨斯”)呢？这里要告诉读者的是,统一译名委员会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经大多数委员赞同而确定下来的。多数委员认为,对学生来说,沙比萨较通俗,虽然发音稍有不同。从音译的角度来看,萨斯当然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考虑到这里的语文环境,以“沙”代“萨”,相信读者可以谅解。中国大陆的媒体多用“非典”一词。有人认为,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但也有人反对“萨斯”,其理由可以归纳如下：1.中国医生在4月12日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此病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这是中国医务工作者对世界医学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语言也必须记录。非典已经成为中国官方使用的标准语汇,也为广大中国人和世界所接受……”2.认为该病其实应该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被各方接受的命名。而且,“疾病的中文名称并不一定要遵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中国的中医源远流长,对很多疾病的命名比西方要早。3.音译没有太多的理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外国人也看不懂。我想,这样的观点很值得商榷,也站不住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体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字母词,也有不少音译词。比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等,都是音译词,大陆媒体不是用得不亦乐乎吗？“萨斯”、“沙斯”也只是遵从这样的音译原则而已。此外,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应该和其他各个成员国一样,遵照世卫的规范名称才对,坚持自己定名,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中国官方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要“非典”到底。笔者觉得,如果中国不用“萨斯”或“沙斯”,至少,按大陆现在的流行做法,直接用字母词SARS也比“非典”为好。(2003年4月)(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本刊有删节)     

对SARS制定科学术语的意见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 ,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 ,可以说是突如其来 ,而且来势汹涌 ,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 ,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 ,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 ,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英文缩写为SARS) ,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 ,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 ,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建议用“萨斯”作为中文译名

2002年11月,我国广东出现传染性肺炎,由于其病因不明、临床表现和病程特殊、有别于细菌性肺炎,而被命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后来用得更多的是“非典型肺炎”,并进一步被简略为“非典”。2003年3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新出现的呼吸道传染病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意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缩写为“SARS”,于是在我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华文地区便有该缩略词的不同中文译名,如“萨斯”、“沙士”、“沙斯”、“萨丝”、“沙氏”、“沙示”等等。“非典型肺炎”不是新名词,传统上指因感染肺炎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贝纳立克次体和病毒等而发病,传染性不强,临床症状不典型,与胸部X线表现不一致的一类肺炎,是相对于感染肺炎链球菌而发病的典型性肺炎而言的。可见,“非典型肺炎”是一个概念较为宽泛的病名。我国当初称“非典型肺炎”,事出有因,但时至今日,科学界对这一新出现的传染病已有一定的了解,如世界卫生组织4月宣布科学家发现这次发病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等,再使用概念宽泛的“非典型肺炎”已经不合适了。“SARS”最先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命名的。他不幸染病,于3月29日在曼谷以身殉职。为了纪念他,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出现的传染性肺炎命名为“SARS”。目前国外学术界、新闻媒体已基本接受并开始使用“SARS”这一名词。它的中文译名可借鉴于“艾滋病”的翻译。艾滋病英文全称为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意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中文译名一度也有“爱滋病”、“爱之病”、“艾滋病”等,最后统一为“艾滋病”。因此,“SARS”也可以根据缩略词来音译定名。在目前几种中文译名中,“萨斯”比较符合中文发音。所以,建议目前使用“萨斯”作为中文译名。其实,SARS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从术语学来看,病名若能按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单义性、约定俗成等原则来命名;确定的中文病名,要符合中文的语言,能“望文生义”,反映出该病的特点,那是最为理想的。众所周知,SARS爆发以来,仅有半年时间,尚有许多未知数,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但尚不能排除其他病原体;对SARS的病因、传播途径和源头、发病过程、致病机制的认识尚不清楚,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SARS还不能算是一个理想的病名。当然,如果SARS(萨斯)继续沿用下去,也就约定俗成了。 (2003年5月底)①王永炎院士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②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

最近在我国出现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也就是“萨斯”病 ,而我国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到现在一直把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 ,并且简称“非典”。笔者认为 ,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 ,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 ,从而和世界接轨。因此 ,建议我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带头使用“萨斯” ,逐步取代“非典”。SARS是世卫组织的正式命名　SARS ,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最近出现在亚洲并且传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式命名。“萨斯”是英文缩写SARS的译音。作为缩写的SARS取自severeacute…     

有关沙、萨之争

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的英文缩略语SARS，我是主张径用字母词(SARS)，即不翻译，让它直接进入华文。
别说学过英文，只要学过汉语拼音，看到SARS，小学生都能拼得又快又准。目前，媒体径用SARS的现象日益普遍，易写易拼是原因之一。不过，有的人不喜欢字母词，不喜欢在华文中掺杂英文，所以还是要翻译。
在中国大陆，有人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但是用“萨斯”者少之又少，“非典”独领风骚。台湾媒体用SARS的频率大大高于非典型肺炎。香港用得很乱，SARS、非典、沙斯、沙示或沙士都有，使用频率较高的是“非典”和SARS。
马来西亚媒体用非典型肺炎的频率高于SARS。BBC中文网用SARS和“萨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用SARS和“非典”。
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将SARS音译为“沙斯”，华文报从4月17日起正式采用这个译名。在周边国家或地区，新加坡是唯一以“沙斯”为规范译名并加以推广的国家。我认为新加坡做得对，做得好，此举满足了广大语言用户的语用需求。
徐惠民先生认为用卷舌音“沙”起头来译SARS有欠理想(《没有必要弃“萨”取“沙”》，刊5月3日《联合早报·交流》版)。这个问题，统一译名委员会是考虑过的。委员会主席吴俊刚先生说，弃“萨”取“沙”是为了照顾新加坡学生的华文程度(《中国为何独钟“非典”？》5月2日《交流》版)。可是徐先生认为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因为最近一个时期“萨达姆”在报上天天都提，学生对“萨”字怎会陌生？加之新加坡学生压根儿就不管“萨”还是“沙”，都直接用英语说SARS。
说到翻译中的音准与不准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不同文字之间的音译，尤其是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之间的语音转换，很难绝对准确，一个新译名推出后，能够约定俗成，就好了。比如AIDS，新加坡从开始到今天还是用“爱之病”，全世界华人社区，大概也只有新加坡用“之”而不用“滋”字。中国大陆一开始混用，后来规范为“艾滋病”，可是，在大陆之外的其他华人社区大多仍用“爱”字，鲜用“艾”字。“之”字也翘舌，那又怎么样？都用了20多年了，一点都没问题啊！
我看，“沙斯”和“爱之病”有异曲同工之妙。翘舌就翘舌吧，无伤大雅。
(2003年4月)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本刊略有删节)     

有关沙、萨之争

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 ,SARS)的英文缩略语SARS ,我是主张径用字母词 (SARS) ,即不翻译 ,让它直接进入华文。别说学过英文 ,只要学过汉语拼音 ,看到SARS ,小学生都能拼得又快又准。目前 ,媒体径用SARS的现象日益普遍 ,易写易拼是原因之一。不过 ,有的人不喜欢字母词 ,不喜欢在华文中掺杂英文 ,所以还是要翻译。在中国大陆 ,有人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 ,但是用“萨斯”者少之又少 ,“非典”独领风骚。台湾媒体用SARS的频率大大高于非典型肺炎。香港用得很乱 ,SARS、非典、沙斯、沙示…     

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

最近在我国出现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也就是“萨斯”病,而我国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到现在一直把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并且简称“非典”。笔者认为,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从而和世界接轨。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带头使用“萨斯”,逐步取代“非典”。SARS是世卫组织的正式命名 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最近出现在亚洲并且传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式命名。“萨斯”是英文缩写SARS的译音。作为缩写的SARS取自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全称译出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这是今年2月底3月初由世界卫生组织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大夫命名的。正是因为这位大夫在研究这种病毒的时候不幸突然病逝,才使得国际社会猛然对萨斯的危害性有了极高的警惕性,因此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病正式命名为SARS。而且从那之后,国际社会就很少有人用“ATP,atypical pneumonia”,也就是用“非典型肺炎”来描述这种病了。“非典”概念比较宽泛而不准确 萨斯病去年11月从广东一开始发现就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当时由于医生对这种怪病不够了解,用一种内涵和外延比较宽泛的“非典型肺炎”来命名这种病症,是情有可原的。非典型肺炎的概念比较宽,而且过去已经出现过,而“萨斯”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传染病,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所以,现在国际社会用SARS,而不用ATP来形容这种疾病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非典型肺炎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病,通常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很少有生命危险。如果我们时至今日仍坚持使用“非典”,不但与目前国际通行做法不相吻合,而且与一贯主张和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精神不相吻合。特别是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种病定名为萨斯,我国仍然沿用“非典”,这就未免有些过时了。 (2003年4月)     

对SARS制定科学术语的意见

编者按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而且来势汹涌,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缩写为SARS),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2002年11月在广东省首先发生一种突发的传染性极强的严重的肺部疾病。已知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在临床初始实践中暂称此病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当时病因不明的情况下,这个暂时命名还是合理的。后来因为名字太长,为了简化,就称之为“非典型肺炎”。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医学上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类名,它包括了已经知道的十多种病,将一个原本较为泛指的名词用于这次突如其来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不够科学的。以后由新闻媒介把“非典型肺炎”简称为“非典”。由于“非典”一词不断广泛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老百姓不知道,媒体宣传多了就接受了,已成为约定俗成,以讹传讹而不考虑此名的科学性。我认为,这个不适当的名词应该及早地抛弃,加以纠正。对于疾病的命名方法通常是：1.以病原体或原因的方法命名。以肺炎为例,譬如各种细菌引起的肺炎,就把各种细菌的名字放前边,像军团菌肺炎、链球菌肺炎(还有病毒、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肺炎等)。我想这种命名最好,它对诊断、治疗上有指导意义。2.以病因命名,如吸入性肺炎、放射性肺炎、通气机肺炎等。3.以解剖部位命名,如大叶性、支气管性、间质性肺炎。4.以发生地点命名,如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5.以症状来命名,如休克型肺炎、SARS……上述五种命名以病原病因性命名对治疗帮助最大,应作为规范化命名的首选。有的病用描述性命名,这是因为对病不大了解,病因不太清楚,所以根据症状的表现来命名。“SARS”的命名就是这样由来的。将本病称为SARS,是根据WHO派到越南工作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Carlo Urbani医生,他将所见的第1例本病患者首先上报WHO,并根据其临床表现称之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译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以其英文缩写简称SARS。Urbani医师本人在研究本病时被感染而病故。WHO在2003年3月为纪念Urbani医生的贡献,正式将其命名为SARS,后来为国际上广泛应用。由此可以看出SARS是本病初发时期提出的命名。由于当时对病的本质还不了解,SARS有不合理的地方：SARS只是症状描述性的,既未突出其传染性,未说明它是一种肺炎,也未包括可能的病因;而且称为综合征,而非独立的一种新的疾病。“综合征”与“独立疾病”在医学上是有区别的。综合征是各种原因引起的相同的一组症状,不是一个病。病原定了就应转为用独立疾病命名;SARS意思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严重”的说法一开始是严重的(也有的病例开始就不很严重),以后时间长了,人们有了免疫力了,就会变为不很严重了;这个名字也没有体现出传染性来;也没有说明原因是什么。总之这个名字只是纪念性的,现在看来就不太理想。在没有决定更好的新名词前,我们可以暂时先用SARS或萨斯。随着SARS研究的迅速进展,现在WHO已肯定了它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制定科学术语的时机了。关于命名,我赞成还是病因式的。香港已建议将其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没有反映出它有强烈的感染性。故我建议命名为“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感染性,又提出病因是冠状病毒引起的,所以治疗方面,病毒方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对症治疗。以后有效防治方法就会出来了。适当的时候是否可简称“传冠肺”、“冠肺病”。英文名communicable coronavirus pneumonia(CCP)。我建议在WHO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出推荐用这种更好的科学术语来统一国际上的名词。 (2003年5月底) ①翁心植院士是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名词委员会主任。     

见证一个新词（SARS）的诞生、演变及所思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种非典型肺炎的疾病概念,和代表此概念的名称,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在中国和世界突然迅速传开,成为使用频率空前高的科技热点词。这是一件将被写入人类疾病史的事件。我们从术语工作的角度见证、观察这个事件及其新词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化,对研究我国的术语工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并从中探讨、认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一、诞生和演变据报道,去年11月在广东首先发现了一种有肺炎病状的呼吸系统病例,但因为这种病有一些特别症状,按常规方法不能医治,因此早期都说这是一种“怪病”。因为概念不清就没有正式名称。随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所长、萧正伦副所长在临床实践中,于2002年12月22日称其为病因不明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就是此病最早订的病名。钟南山院士说因为名字太长,慢慢地大家就叫“非典型肺炎”(其实是一种类名,已有十多种病均属非典型肺炎),并广为接受、传播。据笔者观察,把“非典型肺炎”简缩称“非典”是今年3月间出现的,例如北京晚报4月初编的“远离‘非典’健康呼吸”的小册子只有封面书名用“非典”,文中全部是用非典型肺炎。新闻媒体(及口号)特别注重词语的简化,特别是标题,要用最少的字浓缩要点,文字要求简洁、明了。此时国内由大众媒体(也不知谁开的头)起始的缩名“非典”因其简洁、上口,又因为先有了“非典型肺炎”的名称,“非典”的概念大家也知道,很快为大家接受。于是至今,这个简称已铺天盖地地占领了各大众媒体的主要阵地(近来SARS的用法有上升的趋势)。在媒体上,一些组合词甚至用“非”、“典”、“炎”一个字代表,如抗典、无“非”、抗疫、防炎等等。笔者认为这只能是特殊时期背景和特殊语境下的临时性简化语言用法(一般都加上“”说明是特殊词)。并不是代表这种病的科学术语。疾病发展形势的迅速,各种宣传普及的空前广泛,在这种特殊的“战时”,已不容人们去推敲这个词是否科学,是否准确(现在知道也有一些科学家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作为这个特殊病的代词已为大众(包括一部分领导。但科技界用得较少)接受。各种媒体的读者曾有人质疑此名的科学性,已不管用。例如5月初北京晨报收到读者反映的有关的文章和电话,编辑没登,只在报纸小小的一角上说明“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抗击‘非典’,不应将精力花费在并不紧要的‘咬文嚼字’上”。为了科学,为了民族文化,也为了历史,这个问题理应落在有关专家,特别是搞术语命名的专家肩上。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把这种病称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此名尽管不一定好(症状名、没有传染性特征),但同样简洁、上口,已为全球所用(或同音),包括一部分海外华文媒体和我国的科技界人士。按照常规在引进国外新词时有音译、意译两种方式。SARS的意译词太长,且表意并不好,各华文媒体都未取。SARS的音译名明显优于意译名,音译为海外媒体普遍选用。但由于汉字有一音多字的情况,选字多姿多彩,例如“萨斯”、“沙士”、“沙斯”、“沙氏”、“沙示”等等,当然直接用SARS的也很多(这是命名方法中处于上升之势的字母词法)。我国用的“非典”,海外媒体很少用。还有的学者在报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用“非典”。对于SARS的汉文名,目前我国有关部门还没有正式的意见。这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关部门反应迅速。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经研究将其定为“沙斯”,华文媒体从4月17日起正式采用这个译名。他们这种责任心和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目前除用SARS外,译为“非典型肺炎”。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工作委员会主席杨欣儒教授来信说,这种译法过于笼统,不够明确。他们想了解中国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意见,以便研究。这促使我们要尽快定出比较正式的术语。二、几点思考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检验了我国的应急机制,暴露了方方面面的不足和问题。现在各部门,各方面都在思考,改进工作向前看。我国的名词工作也有一些值得研究、改进的问题。1.全国科技名词委要作好新词命名工作。目前的工作方式对各学科系统性地审定名词是必要的,但对经常产生的新词则反应过慢,没有较快、较灵活的反应机制,与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相符合。2.怎样对待名词规范化工作合理的滞后性与紧跟科技发展形势的适时性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新概念出来要等到概念清楚、稳定了才能定规范名;也有人认为我们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名词命名工作要跟上,不能等到混乱以后再来打“马后炮”,要早定名,早统一。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增加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可先提出阶段性、过渡性、引导性的推荐名、试用名等。统一名词是严肃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正像人们对科学事物的认识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完善一样,我们不能把统一名词看得过分“凝固”。应允许有些名词随着科学的发展变化而同步发展、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科技名词更好地促进科技交流。3.引进国外科技名词的方法。长期争议的音译、意译、音义结合,以及近年提出的直接引进“字母词”等等,应如何正确对待。4.术语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矛盾与统一问题。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这个问题更突出,应该有明确的认识。5.术语的大众化与科学性的特点和关系。非典型肺炎由于SARS对社会有强烈的影响,很短时间内就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通用语。笔者认为大众使用的术语应更通俗、易懂、简洁;科学术语更强调科学性、与国际接轨,所以“非典”不能成为国际交流、科技交流以及代表国家的正式用语。但是当前大众用得已很普及,在当前特殊时期对非专业的大众媒体可以不强制立即禁止、苛求,而应该是加以宣传、引导。笔者认为,这种少量的大众用语和科学术语不一致的情况不能认为是名词不统一,是俗名与学名之别,应该允许。这类似于电脑和计算机同时并存的情况。6.华人文化圈术语的交流与协调问题。华文(汉文)是华人文化圈沟通、交流的载体,是共同的财富。信息化、全球化形势越来越发展的今天,大家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越加频繁,术语的交流和协调的必要性成为更突出的问题。SARS的华文名称有七八种之多,交流很不方便,大家希望有共同的较好的名词,就是典型的事例。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是华文的大本营,我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把名词工作做得更好,并逐步建立与华人文化圈沟通的渠道。7.各种形式的媒体对推动名词术语的统一(当然也包括混乱)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代媒体的种类之多、传播之快、内容之广,以及科技知识进入大众社会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过去认为是“神圣的科学殿堂”内使用的科学名词,如今许多已通过大众媒体快速进入社会(因特网技术也是一例),如何提高媒体工作者对统一名词的责任感,减少随意性,如何为他们创造条件,也是我国名词工作新的问题。这次突发性疾病中,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声音成为人们最快了解信息,普及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承载这些信息、知识的名词术语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这种情况也是空前的。科学家对SARS的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对病原学、流行病学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病毒种类、起源、防治等还有许多未知数。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名词也可能随之继续发展变化,并相应地产生出科学的、稳定的术语。最后,关于目前怎样为SARS确定好的汉文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国内“非典”一词流行最广,但它不是科学的名词,是目前特定时期的,在没有更好名词时,由大众传媒“轰”出来,并为普通民众接受的临时性简略代称。随着疫情消退及好的科学名词推出后,它会慢慢淘汰的。“非典型肺炎”一词是典型肺炎以外各种肺部炎症的统称,是一个类名,SARS是其中新发现的一种。这个词没有反映病的特征,没有专指性。但在疾病流行初期,人们对病的认识还不多的紧急情况下,这个词正确地指出了疾病基本特点是肺炎,在这段时期中,对治疗和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定的缩称名,已为国际认同、使用。但我国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命名有许多不足之处,不应成为国际和国内的规范名,只能是“过渡性”的名称。当前为了方便与国际交流,笔者认为科技界暂时可用,一般媒体可用,或音译为“萨斯”。另外因为这个病最早是在中国发现的,我国的科学家应该创造一个更科学、更准确的术语(学名)(正如“AIDS”除“艾滋病”外,还有一个表义性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称谓),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据笔者不完全的了解,一些科学家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下面附表作简要介绍,供大家参考、比较。同时在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病各种名称的产生及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的轨迹。正如曾光教授说的：“开始时人们对这个病是仓促上阵的,连个名字都没起好”。这个名词命名发展变化之快,关心的学者之多都是空前的,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到产生一个较科学、准确反映概念的术语。注：1.4～5月大众媒体多数称“非典”;2.赞成或赞成暂称“萨斯”、SARS的人较多,未全列出。(2003年6月)     

论点摘登

湖南师大刘重德教授提出可暂用SARS中译名“萨斯”。他说,关于音译姓名,无论是英译中,还是中译英,根据个人从事翻译工作半个多世纪的经验,第一个准则是切合或近似原音,例如英国戏剧家shakespeare之译为“莎士比亚”,中国“孙逸仙”之按粤语发音之译为Sun Yet-sen,莫不如是;第二个准则为“约定俗成”,上述两人之译名,早已得到世人共认和通用,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第一个准则。至于字数或音节数之多寡,则无关重要。根据上述准则,认为暂用SARS中译名“萨斯”作为过渡,既无伤大雅,又可家喻户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郭岩：建议用“痧示”作为SARS的中文译名。虽然它未必是最理想的译名,但是,第一,“痧”字在中医学中指急性病(如霍乱等),这与SARS的特点之一“急性”相同,“示”字有“表现出”的意思。第二,“痧示”一词不仅使人能一目了然地知道它是一个病名,而且符合汉语的结构规律和译名的基本原则。这只是个人管见,仅供参考。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张翠霞认为：使用SARS不利于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也对我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个冲击。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中,究竟有多少人会读英语？认不全英文26个字母的也大有人在,因此,SARS英文名不利于传播和交流。有关部门应及时地做好新词的命名工作,尤其对于外来语,及时地给出一个中文名,是非常重要的,是对维护汉语语言纯洁,弘扬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在没有定出一个科学的合适的中文名之前,用萨斯、非典未尝不可,只要不是直接用英文SARS。     

版权声明

外来的科学技术名词总要有一个对应的中文名词，这就遇到了怎么翻译的问题。翻译的方式包括意译和音译等。意译最主要的是要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出名词本身的科学内涵。音译则是径直地按普通话发音的汉字标明外来名词的音节。一个名词究竟应该音译还是意译，难免会有争议。比如，“激光”和“镭射”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例子。[第一段]     

一位院士的名词情结——访北大药学院王夔教授

久闻王夔院士对名词工作极为热心,每次提及,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的老同志总是赞不绝口：“20多年来,王院士一直非常认真投入地做化学名词,让人敬佩。”是什么让一位院士如此热心名词工作呢？带着疑问和崇敬的心情,笔者采访了王夔教授。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王夔院士神定气闲、沉稳平和,是位敦厚、慈祥的长者。当谈及如何涉足名词工作时,王院士沉吟片刻,说道：“当时我们觉得名词工作很重要,是化学界甚至科学界共同的基础性问题,加上和全国科技名词委王宝瑄同志联系比较多,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定名问题,就进到这个领域中来了。当时的环境和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也没有现在的发表研究论文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挺投入的。那时我们都没有计算机,通过手写,制作卡片,收集整理名词比较困难。不过那时名词比较少,现在的名词爆炸性地增加,今天做起来难度就大多了。这是一。第二,那时我们对以前审定的个别名词有些看法,需要研究。而且每一个关于名词的不同意见背后都是科学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所以我们也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把这个问题力求解决得圆满一些。再有一个督促我们做的,是两岸名词对照交流的问题,当时两岸已经有过一些接触,比如一起参加过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逐步了解到大家对学术交流的问题最关心,而其中名词是障碍,你这么叫,他那么叫,难以交流,我们也看了台湾的化学名词本子,看了后也深有感触,因为它还是国立编译馆编订的名词,国立编译馆是1932年在大陆成立的。他们的化学名词,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有不合适的地方。于是我们力求把台湾的老师找来,进行对照和交流,后来就有了两岸统一元素命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责任也就更大了。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开展起名词规范工作。”王院士接着说：“在无机化学名词讨论中,张青莲先生、梁树权先生、戴安邦先生、申泮文先生这几位老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们积极参与,而且特别负责,有时为一个名词争论好几年。很多名词就是这么争论出来的。他们非常认真,互相较劲儿,往往在一封信中,就给你引经据典,查了很多资料。有时他们会打电话来问这个名词最后怎么定的,那我们就必须交代清楚。不过有时意见始终不能一致,我们就要走‘中间路线’,设法找一个两头都能接受但是又符合科学内涵的名词。”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名词规范工作很重要啊。”王夔院士感叹道。“新的现象新的概念出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有新的名词了,如果一提到某个名词,大家都能明白,那就能很好交流了。所以,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所有的学科都以名词为基础,一个学科的名词规范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在科学的课堂里,你总是要给科技名词以科学的定义,按照名词是什么,定义是什么,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慢慢引导出事实或者现象,比如说,这个名词叫氧化还原,那么,什么是氧化还原,定义是什么,这是必须说清楚的,没有这样确切的名词和定义,就会使学生概念不清,糊里糊涂。”“我想,名词混乱情况至少有这两种。一是,如果这个名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可以宣布这个词叫什么,然后大家都跟着它走,但是至少在化学学科里,多数是外国人先命名的,要把它变成中文名词,就得翻译,而翻译时大家比较随意,你取这个词,他用那个词,结果造成不统一了。还有另一种情况,我的研究领域需要跟生物学结合,我了解生物学名词有这样一个特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可能叫不同的名字。我猜想,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的对象做出来的,比如,你是在1949年用一个什么方法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叫什么什么酶了,我在另外一个材料里发现一个酶,我又管它叫什么什么酶了,最后放在一块,哦,原来大家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可是这些名字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已经在用不同的名字。内行人也许知道,对外行来说就乱套了——这到底谁是谁,怎么回事？不清楚。所以外行人进到一个学科里,常常会遇到名词混乱的问题,我们化学这种的情况少,生物学里头特别多。”名词不光是给内行准备的谈到对当前名词工作有何建议和想法时,王院士说：“名词是给内行准备的,同时是不是还考虑到外行了？这个外行当然不全是说老百姓,你在这个学科是专家,在别的学科可能就是外行。比如,现在大家都用统计学,统计学里的有些名词我就搞不清楚,但是我要用它,因为所有试验结果的分析都要统计。就要用统计学理论和知识。全国科技名词委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要关注一下。”审定名词要结合中文语言环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王院士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审定出的名词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就很难流通开来。有好多的名词很难说就是你这几个专家用,别人不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定SI单位的文字叙述问题。比如说物质的量,因此按规定不能叫‘摩尔浓度’,而应该叫‘物质的量浓度’,我要是说氢氧化钠的浓度,就必须说‘氢氧化钠的物质的量浓度’。如果译成英文,岂不成了笑话？我们经常举这种例子来说明制定名词不能不顾语言习惯。还有词组,其实把词组搞好,也很重要。现在常常说的‘后什么什么的’,如后现代主义,英文把‘后’搁在前头,那么到底是‘基因组后时代’,还是‘后基因组时代’？再如化学生物学,英文有叫chemical biology的,还有叫chemobiology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化学生物学定义究竟是什么呢？”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有机试剂、金属离子水解沉淀的掩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三个名词是否就能勾勒出您的科研创新工作轨迹？”笔者问道。“应该说第二个名词不必要,”王院士笑了笑,“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研究的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里的应用,所以开始所做的有机试剂和分析掩蔽研究都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那时候学苏联,苏联在这方面发展很快,我们是按照人家精神做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创新,顶多新化合物掩蔽有一点点创新,思想上有点新,别人很少做,但是掩蔽这个词是旧的,所以你还不能说你本身是创新的。后来我们搞生物无机化学,是配位化学在生命科学里的应用。”“生物无机化学在国外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等到‘文革’以后,70年代末,我们重新回实验室,发现‘冒’出来一个新的学科。而那时有机试剂研究比较衰微,因为有机试剂是依附于分光光度法、比色法,而这些方法后来被新的方法,如原子吸收等代替了。所以我们就挑选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个方向。在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方面,是有一定的创新,因为从国外到国内,在几年以前,大多数生物无机化学都不是拿细胞作为研究对象的。拿细胞做实验有困难,而且研究的人如果是化学家,对他们来说,培养细胞,处理细胞,在细胞层次上测定,又难做,又复杂,结果也不像化学实验那么确切,所以多是生物无机化学研究仍然按生物配位化学模式去做。我们因为在医学院,有特殊条件,而且医生们和其他的老师们也希望我们在化学上跟他们‘靠拢’,我们得到他们的帮助,也得到他们启发,所以,我们搞的细胞层次的生物化学是有创新,无论从概念上和实验方法上,都是比较先进的。”“我们搞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是研究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中的化学事件与生物效应的关系,探索生物无机化学反应间的规律。就是说,生物体里头有许多的无机物,像钙离子、磷酸根等等,它们在生物体里起着一定的生物功能,叫必需的离子;那么外来的,不是必需的,比如说汞、铅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对细胞造成影响,这个影响有时可能看着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我们就总结这些规律。它们之所以表现在正的、负的影响上,主要是和必需的金属离子有相似和相异的差别,这其中我们觉得有一个所谓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问题,通过这种分析,可否总结出一套东西来,用以反映出这些必需的跟不必需的之间、相同地方和不相同地方之间,怎么就能表现出有毒或有益了？或者说在低浓度下有益,在高浓度下有毒？这就提到了统计学名词——聚类分析。你看,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采访后的启示从谈话中,笔者体会到了一位院士的名词情结。偶尔翻开《院士思维》一书,看到王夔院士写下的一段话：“在热点和冷点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我知道这是众人所不为的,等于在广漠中踽踽独行。同行少,可借鉴的经验少,论文被引用少,被理解的少,或许终生无人喝彩。但是,相当多的创新工作,都是在甘于寂寞的心态下进行的。”笔者彻底恍然：虽然王夔院士指的是从事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创新工作,其实名词规范工作何尝不也是这样？冷点、独行、无人喝彩……这些也是与名词工作结缘的,看来这种情结是天然的。正是这种割不断的情结,才促使着许许多多像王夔这样的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热心参与名词工作。     

SARS中文名称的建议——萨斯

20 0 3年 3月 12日WHO昭告世界严重疫情时使用了“非典” (AtypicalPneumonia ,ATP)的称谓 ,但是 3天以后WHO意识到它的不准确而改为SARS。[1] 4月 12日WHO确认新的冠状病毒为SARS病原。[2 ] SARS描述了疾病的严重、急性和呼吸道三个重要特征。SARS的命名原则和艾滋病的英文名称AIDS类似。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准首字母缩写。艾滋是AIDS的音译。根据NLM医学百科全书“非典”的定义 ,“非典”和SARS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病原学术内涵的术语。[3 ] “非典”不是SARS的音译或意译 ,也不是SARS的别称 ,更不是中…     

关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几点看法

对于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我接触得很少,而这很少的接触也只限于数学的某些方面。我主要是从一个数学名词使用者的角度来谈论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所以这个标题可能不恰当。但我觉得,各学科名词有其共性,我国各学科名词的审定工作也有其共性,因而“解剖麻雀”仍然可以起“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这样做就难免会把某些特殊性当作共性。如果读者认为本文不适用于数学以外的科学名词,那就请在阅读时,在有关地方,加上“数学”两字。当然,即使限于数学名词,我的意见也可能有许多错误。本文只是作为名词使用者和名词审定者之间的一次思想交流。(一)关于选定名词的原则我完全同意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的根本要求是三化(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二性(科学性、通俗性)。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些具体原则,作为三化二性的补充。我举数学名词的一些例来加以说明,为了省得写出有关概念的定义,例中用了些惯用的英文名词。1.名词最好能较准确地表达其所代表的科学概念。其次是照外文字义汉译,不得已时才音译。关于最后一点,意见较一致,现在的名词,音译过来的也极少。下面只谈前两点。外文名词一般是能表明其所代表的概念的,因此,从外文字面汉译一般是可以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外文本身的局限性,一字多义,以及概念发展等),这种译法也有时不妥。例1.英文skew本身有“斜”的意思,但有些数学概念,英文名词虽冠以skew一词,其实与“斜”无关,汉文用“斜”就不妥当。如skew symmetric这个副词,《英汉数学词汇》¹⁾(以下简称《词汇》)中汉文都作“斜对称”就不妥。skew symmetric matrix(或skew matrix)skew symmetric teusor都和“斜”不相干,把它们依次叫做“斜对称阵”,“斜对称张量”就不妥,远不如《数学名词》²⁾(以下简称《名词》)把skew symmetric定为“反称”(“反号对称”的简称)。又如skew lines,《词汇》作偏斜〔直〕线³⁾,《名词》作敧斜〔直〕线,也都不妥。两条skew lines可能是垂直的,而不垂直的却可能skew。有不少人把这种直线叫做“异面〔直〕线”,这个词表面上似乎和“共面直线”相对立,其实不然;因为即使是共面直线,也总有两个不同的平面(即“异面”)分别经过它们。“共面”的反面是“不共面”或“非共面”。我用了“相错直线”这个词,可能未必理想,但我以为比“偏斜”、“敧斜”或“异面”强。即使用“非共面”或“不共面”也比“异面”好。例2.《名词》在其“序例”中指出,当form表明“齐次多项式”时就用“齐式”,这是很好的创造。可惜《词汇》却用了“形式”和“型”。这两个词自然是从字面译过来的。“形式”的缺点,正如《名词》序例中说的,“容易使人误作通常的而非数学的词语”。至于“型”,用处也不少,《名词》和《词汇》在type下就注有“型”这个词。例3.geodesic一词,《名词》里列了三个汉语名称：“短程线(最短程线),测地线,大地线”,其中后两个是照字面译的,而在复合词中则都用“短程”,其倾向性是明显的。《词汇》保留了“测地,短程”两词,但在复合词中,则专用“测地”,我以为是后退了一步。例4.geometric series有两种常用汉名：“几何级数”和“等比级数”,前者是直译,不如后者好。geometric mean也与此类似。例5.unimodular group一词可以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一种是行列式等于1的线性群,汉文可作“幺模群”(或“单位模群”),比“特殊线性群(special linear group)”强。这两个名词代表同一概念,我认为可以放弃后一个。另一种是左不变测度和右不变测度相等的李群,这种群就不能叫做“幺模群”而可以叫做“单模群”。虽然也是直译,却考虑了其内容的特殊性。这个例也说明,有时需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直译。例6.circular helix通常叫圆柱螺〔旋〕线,general helix叫“一般螺〔旋〕线”,都是直译。但“一般螺线”是指切线方向和某个固定方向作固定角的曲线(包括直线作为特款),它一般不作螺旋状,所以是名不副实的,不如叫做“定斜曲线”。spiral叫“螺线”或“蜷(quán)线”,前者容易与helix混,后者太不通俗,可否叫做“卷线”？2.科学名词的总字汇量要扩大。在名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下,名词和概念要一一对应,过去一个名词代表着不止一个概念(以及一个概念有着不止一个名词)的情况必须改变,而专门名词象普通常用词语的现象也要尽可能避免。这就自然地要扩大科学名词中所含的字汇量。汉语词汇丰富,只要运用适当,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完善解决。扩大字汇量也完全可以不违背通俗化的要求。例1.“域”字通常可以代表(a)domain of rationality又可以代表(b)连通开集。习惯成自然,要改一定会遇到阻力。过去有人把(a)叫做“体”,这个名词在《名词》里还保留着,可否重新起用？另一方面,英文的field既代表(a),又用于诸如“矢场(vector field)”,“直线场(field of lines)”等等。这类的field就都可以袭用“场”字不变。这样,“体”,“域”,“场”就区别开了各不相犯。此外,integral domain就叫做“整环”,region就可以叫做“区”(不叫“区域”)。例2.“矢〔量〕”和向量代表着同一个概念,我倾向于用“矢”。同样,“幺”和“单位”比较,我倾向于用“么”。“幺矢”比“单位向量”不更简明吗？例3.interval现在多数人叫“区间”,远不如“节”好。我记得“节”是老名词(解放前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算学名词汇编》就可能用“节”,手边无此书,无法核查)。例4.“无尽”,“无穷”,“无限”我记得早年是有明确分工的。“无尽”是指个数的无尽。《名词》中还可以找到“无尽集”,“无尽小数”,“有尽级数”,“无尽级数”等词,现在把“无尽”,“有尽”都贬斥了(我个人偶然还用,有时还用“无数”)。这就增加了“无穷”,“无限”的负担,《词汇》中各有一百多条,而且有时一个概念既用“无穷”又用“无限”。可以考虑恢复“无尽”这个词,让三个词适当分工。我还觉得“无限”和“无极限”字面接近,最好能避免象“无限序列有极限”或“无限序列有上限”之类的说法。例5.algorithm叫做“算法”,太一般化了,《数学名词补编》¹⁾里还保留了“规则系统”和“演段”,可用。graph叫做“图”,有时可以,有时不妥(如“图论”)。例6.upper bound和least upper bound现在依次叫“上界”和“最小上界”或“上确界”。我总觉得不妥,因为“界”的两边应当是不同的,界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名词》里bounded set下保留了一个“囿集”,这个字是可以用的,但也许有人嫌不通俗。我曾用了“栏”²⁾字,于是bounded就是“有栏”,upper bound就是“上栏”,而east upper bound就可以叫“上界”,互不混淆。例7.类似地,“情况”不如“款”,“共变”不如“协变”,“一致”不如“均匀”,“大括号”不如“纽括”(“括弧”也可叫“圆括”),“密切”不如“吻切”,(“密”字已用于“密度”,“稠密”),“有理”不如“命分”,……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概念在迅速增长,而若干年来数学名词所采用的总字汇量却相对地在缩减,这个矛盾应当引起重视。这条讲的是“开源”,下面讲“节流”。3.名词能短则短这条原则道理较明显,上面举的例有些也可以同时说明这条原则的运用。总之,如果有长短不同的几个名词都代表着同一个概念,而其他条件不相上下,就选用其中较短的一个;如果名词中有可删的字就删掉,例如criterion就可以叫做“判准”而不必叫“判别准则”。有人总想避免用单字作词,其实不必。点,阶,高,…,人们用惯了,即使不太方便,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4.冠以人名的名词,如已有适当的代替,就选用后一个。(参看《补编》的“序例”。)数学上冠以人名的名词是很多的,其中绝大多数如泰勒级数,洛伦茨变换是很难找到替身的。但也有例外,如“罗巴契夫斯基几何”又名“双曲几何”,我以为宜用后者。另一种非欧几何就叫“椭圆几何”。这是符合“系统化”原则的。又如“交换群”就不必叫“阿贝尔群”。再举英文名词混乱导致汉文名词混乱的一例。英文Gaussian curvature又名total curvature,汉文曾把它叫做“全曲率”而Gaussian curvature的面积分就叫做“总曲率”。但因英文有时也把这个面积分叫做total curvature,于是后来就有人把Gaussian curvature叫做“高斯曲率”,把它的面积分叫做“全曲率”。这也涉及曲线曲率(挠率)的线积分是叫“总曲率”还是叫“全曲率”的问题。(二)外国人名汉译问题如何处理外国人名问题,不同作者有着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在所有科学文献中,外国人名全部译成汉文。但这种办法有时似无必要,例如在涉及科学史料时,外国人名很多,其中有些人名并不常见,只是偶一提到,全部译成汉文,就未必适宜。另一些人主张全部不译,保留原名,这办法最省事,但也有难以贯彻之处。首先,有一批人名,汉译早已通用,如牛顿,欧几里得,爱因斯坦等,实在不必故意回避,至少,也应注上汉译。其次,有些人名,可用汉字(如日本人名)或拉丁字母(如英、德、法、意、西等)或俄文字母(如俄、保)写出,有的可转写成拉丁字母(如印,阿拉伯),情况也够复杂的。总之不能全用原文。再次,这种办法,有时使读者不知如何正确读音,不便记忆,更不便于国内外交流。当然,还有用第三种办法的,就是一部分用原文,一部分汉译。我主张：外国人名都应有统一汉译,至于行文中如何使用,则可由作者根据情况区别对待,不必强求一律。至于人名汉译,自以音译为主,而音译自应根据其本人的民族读法,例如不能按英文拼音规律来译德、法人名。为了统一汉译,除了已经通用的不必另拟者外,应一律参照统一的译音表。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辛华编的《译音表》,包括了85种外文的汉文译音,可以作为统一译音表的基础,必要时,只须经过语言专家重审,即可定案。有了统一译音表,即可先把较常见的外国科学家人名译成汉文,公布实行。其余外国人名可暂由作者根据译音表自拟,遇有分歧,再谋统一。对于这种译音法,我个人的经验是,译成汉文后,往往可以破译回去,实在方便。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大多数科学家人名的汉译问题。但还有一些人名尚待商榷。例如日本科学家人名用汉字,但读音和汉语不同,是否应注上其英译？朝鲜和越南等国人名又如何处理？类似问题希望请有关专家研究,再作出决定。外国科学家人名的汉译,是涉及一切学科的问题,应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负责,以免出现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译名的情况。由于各学科都有不少冠以外国科学家人名的名词,外国人名译名表更应当从速制定,首先公布。当然,对于较常见的人名,在公布前要征求有关学科专家意见,使它们的汉译和通用的一致;如有分歧,则协商解决。(三)其他科学术语问题最近见到江嘉禾同志一篇文稿,提到“成套术语”问题。他举数学中的in和into,on和onto为例,认为由于我们没有统一区别它们的方式,同一句外文就会有不止一种汉译,而不同汉译就可能有不同涵义,而且对于同一种汉译不同读者还可以作不同理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常用术语,的确可以有统一处理的办法。我们可以把“…maps E into(onto) E^*”译成“…把E映射到E^*之内(上)”,但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定,又不加注释,读者仍然会理解错了,此外,我觉得现在常见的术语也有不尽确切之处。如“趋向(趋近)于极限A”,就值得商榷,我以为“趋于极限A”更好;因为,那句话要陈述的是完成质变的后果而不是描述量变的过程。这种微小的差异,也许无关宏旨,不过顺便提及。但这和另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即科学汉语的问题有关。我们汉文科学著作正在迅速增多,这对于我国科学的普及与提高当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科学汉语,包括我自己写的在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语句不合乎汉语规律(过分西化),有的用词不当,有的句子太长,等等。这就增加读者的困难,甚至导致读者误解其内容。我们承认,汉语和其他语言一样,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汉语还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吸取外语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文言文中也有许多合理因素应当保留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总不能过分偏离或违背仍然公认的汉语传统的规律,语法,句法,结构等等,否则就会严重影响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据我了解,已经有不少同志注意到并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希望语文学家和科学家紧密合作,对此作出贡献。由于现行的汉文科学出版物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人便怀疑汉语能否正确表达科学思想,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汉语历史悠久,词藻优美丰富,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起过并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种准确、严密、简练、通畅的科学汉语一定会逐步完善起来。(四)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科学名词工作是有基础的,成绩很大,也有缺点。我对于这方面的历史,只是略有所知,而且主要也是关于数学名词的,但仍愿就管见所及,加以回顾,并作粗浅分析,目的在于引起重视和讨论。谬误之处,必定不少,望熟悉情况的同志指正,以便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保证这次名词审定工作,取得满意的,预期的成果。我国科学名词之所以有目前的基础,首先要归功于我们广大科学工作者长期的辛勤工作。凡是创造过科学名词的人都有一份功劳。古代的科学家们不用说,只说近、现代把西方科学介绍来我国以及在本国土壤上发展科学的人,对于科学名词的创造,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些人在使用和创造名词的时候,自然主要是从自己工作的条件和需要出发的,很难要求他们有全局观点。他们在介绍西方科学的时候,所用名词自然要受到有关国家名词体系的影响。这些因素当然会造成名词不统一和缺乏系统性。二十年代,我国科学家们开始下决心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下,科学家们博采古今中外科学名词的合理成份,制定了审定名词的原则,第一次系统编订了各种科学名词表,这是开创性的工作。可以想见,当时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我国科学名词工作的一个跃进。以数学名词为例¹⁾,科学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3－1931年审定的《算学名词汇编》于1938年出版;1936年审定的《数学名词》(由国立编译馆)于1945年出版。(这套名词,下文简称为科学社名词。)可惜在当时条件下,出版时间落后于审定时间很多,又值战乱期间,未能广泛流通,因而这套名词,未能为广大数学工作者所充分利用,即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作者引以为憾的是,这两本名词虽也曾用过,但早已失落,草拟本文时无从参考。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名词室的主持下,在科学社名词工作的基础上,对各科名词重新厘定和补充,使我国科学名词工作又迈进了一大步。仍以数学名词为例¹⁾,1956年和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数学名词》和《数学名词补编》。(这套名词以下称为科学院数学名词。)这是科学社数学名词的发展。由于以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尚未提到日程上来,这两套名词有一个共同点,即同一个概念下有时并列了几个名词供人选择。我感到可惜的是,科学社数学名词中某些好名词未能在科学院名词中保存下来。其所以如此,也是可以理解的：科学社数学名词既未能充分普及,以后的作者有时就不免自造新词,新词流通既广,根据“约定俗成”原则,就取代旧词了。科学院数学名词公布之后,名词混乱现象略有减少,但远未终止。其客观原因,我估计主要是四个。第一,名词表发行量小,又未再版,不能充分普及。第二,一个概念多个名词的情况仍不少,又都只是参考性的,不带任何强制性。第三,它本身有其缺点,即科学性、系统性还存在一些问题。第四,后来出版的词书发行量大,在一些人心目中,其实际权威性大于经过专人集体审定的名词表。应当指出,这些问题之产生,都有其历史条件,尤其是不可以苛责于名词的审定人的。我国自然科学名词的全面审定,现在是第三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的。它有更明确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原则,这使它有极大的权威性。它是在前两次审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丰富的经验教训足资借鉴。科学名词规范化在国外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山之石,所以攻玉”。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次工作提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例如：1)必须动员尽可能多的科学工作者关心并参加这项工作,使它具有足够的群众基础。为此,就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建立必要的联系网。2)关于组织工作,除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外,还应成立外国人名汉译审定委员会,它和各学科分委员会都应是常设机构,负责分批审定名词及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3)各学科审定名词时,都应有自己的具体选词原则。4)审定各学科名词一般可以科学院名词为基础,参考科学社名词以及其他词书。5)每批审定名词出版,必须保证供应,根据市场需要,随时翻印。6)为了保证这次审定的名词有权威性,须制订一些措施,例如规定某些出版物(包括词书)必须采用,但同时也要欢迎提出意见,供修订时参考。总之,有了审定名词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原则,我们只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把权威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注意工作方法,就一定会取得工作的全面胜利。注释：第1页 1)齐玉霞编订,1982年科学出版社版。2)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订,1956年科学出版社版。3)方括表示可省略的字,据《名词》。第3页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196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2)相当于德文的Schrankc。第5页 1)参考江泽涵《我国数学名词的早期工作》数学通报1980年第12期。第6页 1)见上页底注。     

审定统一科学名词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

大家盼望很久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我内心十分高兴,热烈祝贺！科学名词需要审定与统一,才便于交流经验和学生学习。如果名词各行其是,必然会形成错乱,不能互相了解。在旧中国许多科学家曾努力把外文科学名词,译成汉文,花了不少功夫,但由于未曾统一,各行其是,学生学习须死背硬记外文名词,增加了学习困难,我们老一辈人都深知彼时的苦楚。解放以后,党对科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名词室,在郭沫若院长主持下,审定了一批基础科学的名词,花了几年时间,又征求了全国科学家意见,终于完成和公布了这些名词,在国内已经施行,效果很好。竺可桢副院长曾同我说过：“印度一位文字学家,到中国访问,他认为把全套外文名词,能用中文译出,是一件奇迹,简直不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已经做成功了,所以我国对于科学名词的翻译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科学不断在进步,尤其六十年代以后,进展特别迅速,新的科学名词飞速增加,现在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进一步把科学名词重新审定,是我国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非常及时和需要的。回忆五十年代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以本人所参加的工作为例,先把已有的汉译名词收集起来,再根据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把一本美国出版的新词典所译成的底稿,作为蓝本,请了若干位专家,在北京讨论审议,每周用一天时间,共花了三年才完成。有时可以因为不同意见,互相拍桌争论,但终于获得统一结果。我们当时争议的原因大致有这几种：(1)中国的科学名词译法大都是意译,就是根据原文的意义来译,很少音译。那么对于这些外文名词的原义要了解,有的人不甚了解,只从常识来判断,当然会引起非议;(2)在当时日本的名词,有一定影响,他们从前很多是采用汉文古书中的名词来引用的,这是好的,值得我们采用,但是有些名词他们引用错了,而我们再坚持错译,那便引起争论;(3)有些名词在学术界已经通用,硬要引经据典把它改掉,那也不必,因此也会争论;(4)有些科学名词是从前所没有的,完全是新生事物,要找出一个正确恰当的汉名很不容易,有时须要造出一个新汉字,当时汉字简化委员会和汉语拼音等组织会提出抗议,也是争论问题之一。六十年代以来,科学进展特别快,预料未来十年科学将会加速发展,所以新的科学名词也随之而迅速增加,而且可以是新生事物、新发现的原理,如何用汉文翻译出来,困难一定会有的,须要我们努力去做。前面已经说过,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汉译科学名词,须要具备一些条件：(1)对于科学名词的科学内容和意义必须彻底了解,这点也很不易做到,因为新的名词最先发表在原始著作中,科学著作每年都有成千累万篇,那能都已读过,必须有人去找寻摘录;(2)既是由外文译成中文,那么对外文和中文的修养程度要求不能不高,否则如何审定？有些名词在不同的学科都是相同的一个字,例如femur(复数为femora)在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都有这个字,有译为股或股骨(高等动物),有译为股节或腿节(昆虫);又如humerus(复数humeri)在高等动物译为肱骨,而在昆虫则译为肩。诸如此类的名词同一字而有不同译法,我们审定时应怎么办？我认为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例如高等动物是内骨胳,有股骨,而昆虫是外骨骼,只能称股节;至于肩则更应存异,例如人有肩,而昆虫的肩则指翅的外角或中胸背板的前角。由于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身体构造截然不同,不可能也不需要求得译名的一致,只可存异。但是必需说明：我们遇到可以求同的还是以取得一致为上策。我们这儿所指的“名词”相当于外文的“term”,而不是语法上的“noun”。因此名词中还包括其它许多形容词、数词、冠词等等,例如bi－,di－,deuto－,binary等,中文上只有二、两、双,用那个字正确恰当？还有许多外文的颜色,汉语用于颜色的没有那么多,外文没有绿只有青,也是互相不同的,至于新发现的物质,新发现的现象等等,文字上从来没有过,则须造出新字来,这在化学、物理学中累有出现,我国造了许多新字来译它们,过去文字学界人士对此颇有意见,其实这些字非新造不可,因为在原来的康熙字典中根本没有。人类文化不断在提高,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哪能用旧有文字来框住它,文化愈高,词汇愈多,这是进步现象,无可非议。还要说明一点,“名词”与“名称”是两回事,即term与name之别,中外都是区别看待,但近年竟有把这两词混淆起来,在运动中有人强迫科学家翻译许多名称,这是愚蠢的！例如世界上昆虫有一百多万种,他们乱抓几千个昆虫名称,认为有用处,其实不然,昆虫通用的是学名(拉丁文的双名法),至于普通名称则随各国语言不同而异,大多数昆虫只有学名,尚无普通名称,硬要译成中名是浪费而无必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党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的提高很重视,将来可能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科学名词出版,汉译的名词,再转译为某一民族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新名词材料来源,如果找到一本新近出版的名词字典,那当然落得现成,尤其大都可能是英文版,比较容易了解;如果没有这样一本现成的东西,既然是新名词,就必需从文献中去零找,那很费时费事,数、理、化、天、地、生以及其它学科,都各有细致的分支学科,可以就专长分工去做,当然还是一件费功夫的事情,但是如果做成功了,那在词汇方面还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这样做,而不要弄一本外国的十年廿年前的现成材料,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学科不同,内容各异,但各学科一定有许多共同的原则性问题,把共同的原则定下来,有章可循,大家分头去做,名词审定统一工作便能做得又快又好。前面说过,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奠基石,对于我们的后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对于我国的科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个人对于名词工作经验很少,只是就我所知提出来同大家交流经验。我和大家具有同样的心愿,今后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把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做好！     

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词符其义”

1986年1月20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扩大)会议纪要中指出“关于名词审定的公布形式,委员会重申,以中文带头,并附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气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86年3月24日北片(北京)会议,4月5日南片(南京)会议〕纪要中也指出“中文打头,配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这与过去出版的英中科学词汇(例如英中气象学词汇)有所不同,后者是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的。这种不同是目的不同所致,根据这些不同,我们可以对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加以探讨。英中自然科学词汇,编写目的在于从英文来查阅相应的中文名词,以便在英译中时确定合适的中文译法。所以一个英文词可以列出几个相应的中文词。具体译法要根据英文词的内容、词义及该英文的上下文来决定。因此,必然需要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例如“Polarization”的相应中文为“极化”与“偏振”。但在谈到电磁波时,不能译为“极化”,只能译为“偏振”。而在谈到物质因磁感应而分正负两极时,只能称为“极化”,不能译为“偏振”。我国科学名词,大多来自外国词的翻译,所以有人一见到中文科学名词,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外文原词,虽然有些名词来自外文的意译,但也有不少中文科学名词来自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这是因为按字面或词面来翻译,最为省事,而且有些文字翻译者,不一定是所译这门学科的专家,有时所译的是一些新引入的科学名词,一下子难以从原文中体会到其确切的含义,不得不按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虽然如此,大多数用这种办法翻译出来的中文名词还是确当的。但是也还有一些外文名词由于用这个办法翻译,译成的中文名词不能符合原文的真正涵义,很不确切。但由于长期而广泛使用,就难以改正过来。例如云雾物理学中,常用“Concentration”一词,一般译为“浓度”,其实还应当看具体情况。当讨论溶液性云雨滴成分时,译为“浓度”是可以的。但如谈到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凝结核、气溶胶质粒或雨滴个数时,虽然英文也叫“Concentration”,中文应当译为“数密度”,而不应译为“浓度”,以免和溶液水滴成分浓度的概念相混淆。另外,“科学名词”和“习惯术语”是有区别的。“科学名词”是根据词义来厘定的,它应当是“名词符合实际含义”。而“习惯术语”有的固然就是“科学名词”,但有的却是某一些科技工作者为了使用方便,习惯对某一概念所作的通用称谓,它可能是科学名词的简称,这种简称有的简得合理,有的却简得很不科学。也可能仅是对原始概念中某一、二个特征的形象化夸张之词或类比之词。所造成的术语只能片面地表达原概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名词”,只能称为“习惯叫法”,如果对这些习惯叫法采用“望词探义”的办法探索其原义,只能造成认识的混乱。我们应当对它们进行修改,使之成为科学名词。外文书籍杂志中常有应用不确当的术语的。例如“Aerosol”,原义是“气溶胶”,表示既包含气体,也包含其中悬浮质粒的一种整体物。但为了方便计,英文中又将“Aerosol”表示这个整体物中的悬浮质粒,即将气溶胶中的悬浮质粒也称为“Aerosol”。这种为方便而采取的一词两义,是不恰当的。把一个东西的“整体”和“部分”都用同一名词表示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因为它必然会使人误解。可以认为：作为“气溶胶”意义的“Aerosol”属于“科学名词”,而作为“气溶胶微粒”意义的“Aerosol”属于不确切的术语。将“Aerosol particle”简称为“Aerosol”是应当反对的,正如把“气溶胶微粒”简称为“气溶胶”是荒谬的。可是英美科学文献上竟不合逻辑地广泛采用这种错误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词汇中列为：Aerosol 气溶胶,气溶胶粒子这是不妥的。应当改为如下的列法Aerosol 气溶胶Aerosol,(particles),气溶胶粒子较好。后一种列法,等于是否认“Aerosol”可译为气溶胶粒子,而是肯定“气溶胶粒子”的英文原文应是“Aerosol particles”。另有一种名词不能表达词的本义,这种情况是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一般说来,最初确定一个科学名词时,总是“名符其义”的。因而是确切的。但以后由于科技的发展,实际意义突破了名词的表面意义。起初仅是略有突破,故名词还基本上尚能表达意义。其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实际意义突破名词的表面意义较多,名词已不能很确切地表达实际意义。最后突破点过多,原名词不仅不能确切表达内涵的实际意义,而且如按原名词的表面意义来追索实际意义,会大大误解含义。可见“词”与“义”两者,“义”是主动方面,“名”只是为表达“义”而确定的。由于意义在不断随时代而发展,名词也就有“生、老、病、死”或“一分为二”。当涵义因发展而不能由原名词来表达时,原名词就成为废词,或者原名词重行规定其使用范围。其不能为原名词所表达的部分含义,另订新词。例如“Green house effect”译为“温室效应”,其义为将来自太阳的短波辐射尽量允许通过而到达地面,而阻滞地面及低层大气的长波辐射逸向太空的大气保温效应。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效应与农业上的温室玻璃保护室内植物、保持室内温度不致下降的作用是一样的。因而认为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是十分恰当的。这样就把大气的这种保温效应,称之为“温室效应”。但在1909年,胡特(R.W.Wood)做了一个实验。他建了两个相似的小室,一个盖了玻璃,另一个盖了岩盐晶片(roek salt)。岩盐对长波及短波辐射都是透明的,因此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应不存在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仅存在于盖玻璃的小室,预期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内,温度应低于盖玻璃的小室。但测量结果,这两个小室内达到了几乎相等的高温。这说明温室效应并不是主要由于玻璃能令短波通过而将长波吸收之故,而主要是由于玻璃或岩盐晶片阻止室内暖气上升,不使热量移出室外,又阻止室外较冷空气进入降低室内温度所致。根据研究,玻璃阻止室内冷暖空气交流造成的保温效应比它允许短波辐射进入而阻止长波辐射逸出的保温效应大到四到五倍。但大气的保温效应却的确是由于大气能使短波辐射透入而阻止大量长波辐射逸出大气所致。这样一来,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变成为不伦不类。如果再将大气的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就成为“名”不符“义”。在这种情况下,R.G. Fleagle和J.A.Businger在《An Introduction to Atmospheric physics》(1963)中建议将大气的允许短波通过并阻止长波逸出的保温效应改称为“Atmospheric effeet(大气效应)”。J.M.Wallace和P.V.Hobbs在《Atmospheric Science,An Introductory Survey》(1977)中也同意这个新名词。但这个新名词并不确切。因为“大气效应”这个名词太含糊了。例如我们在大气中观测星体,由于星光的散射,使我们看到的星,似乎较大,这也是大气的效应。此外,“蒙气差”也是大气效应使然。所以为区别大气的光的效应,我认为应称之为“Atmospheric heat preserving effect,而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写为：Atmospheric(heat preserving)effect大气保温效应较好。括号表示英文原文中没有,但是应补上为好。另一方面,“温室效应”(Green howe effect)这一名词是否废用了呢？也不废用。由于薄膜温床、土壤增温剂的发展,它们的增温效应或保温效应的确与玻璃温室的效应可以类比。因此“温室效应”的内涵意义已与气象名词史中的历史上“温室效应”的意义不同了,它仅表示由于安装了透明或半透明膜状或片状物,使室内外空气及热量难以交换而导致的室内保温效应。这是旧名词有了新涵义,使旧名词得到了新生。但旧涵义却给予了新名词“大气保温效应”了。由于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到通行,有一个推广过程。具有旧涵义的“温室效应”一词,在气象、气候学界久已通用。而且在相邻学科中也在采用。很多人还不知道上述胡特的实验,因此目前仍有不少文献在把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我们有责任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将其纠正,并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中,名实相符地确定“温室效应”和“大气保温效应”这两个名词,并明确其间的区别。综上所述,英中科学词汇是以英文词为主来考虑中文译名的。所以必需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中文译名必须按英文名词的实际含义来译,而不是字面或词面的翻译。又因为一个英文名词,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词义。因此一个英文科学名词应当可以配有几个不同的中文名词。但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审定中国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标准当然应当是中文科学名词是否与其实际含义相符。而不是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相符,这是因为用中文科学名词的是中国人。他在写中文科学论文时,并没有必要先考虑所用名词相当于英文什么词。他要使所写的论文能为人看懂,所需要的是他所用的科学名词能否表达名词所代表的实际意义。能表达,则其论文就能为人看懂,否则就不能被人看懂,从而先去写论文的目的。在科学教学中,也要求“名符其义”。使学生接受科学知识较为顺利。如果审定名词的人首先考虑的是中文名词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的意义相符。那么由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不一定都是和实际含义相符。结果所确定的中文科学名词,就往往做不到“名符其义”,这样的审定是失败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虽然不必考虑外文,但确定名词后,仍应考虑与中文科学名词相应的外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科学须要国际交流。但是这时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所以应是根据中文科学名词来翻译外文,即中译外的问题。并不是从中文科学名词来追索外文的原词问题。而且在“附以外文”或“中译外”时,也不应只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而是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实际涵义来译。当然如中文科学名词在审定时已能“词符其义”,则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亦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审定中文科学名词后所列的表应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的意义。当然,中文也有科学名词和科技习惯用语之区别。在我们进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对于合乎名词内涵实际意义的习惯用语,也应当作为科学名词加以肯定,但对那些不能表达真正涵义的习惯用语性名词,却是应当摒弃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它们译为外文。例如“飞机拉烟”这一习惯用语是指飞机凝结尾迹。但可能被人误解为飞机被高炮击中而边飞边冒烟燃烧的现象。既有“飞机凝结尾迹”较确当的名词,就没有必要再用“飞机拉烟”这种不确切的习惯用语。尽管“飞机拉烟”还在有些飞行员中使用,但在科学名词审定中,应否定这个名词以防止不确切习语的扩散。方法就是不将这个词列入科学名词之列。这是有利于科学名词的纯洁化与规范化的。什么叫“名符其义”呢？一个名词只能用少数几个字。但却要表达其实际内涵意义。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对于较为复杂的意义,要想简单明了地表达在名词中,有不少困难。只有含义较为单纯的,确定名词才较为容易。如“雨量器”、“云系”等。较为复杂的,则名词中点出其最主要特征即可。如“寒潮”(“寒”是指其冷暖特性、“潮”是指其来势特点)。再复杂些的如“雷达”〔它是英译中造出的名词,原文是“Radar”,而“Radar”是英文“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与测距)”的缩写〕它能很好表达其内容意义。表达风向与等压线关系的定律有许多种表述方法。并曾为许多人发现过这种关系。为强调白贝罗(Buys Ballot)的功绩及其表达方法,所确定的“白贝罗定律”这一名词也是确切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应对名词的含义重行加以明确,以达到“名符其义”。例如“湍流”一词,从字义来看,按《说文》,湍：“疾濑也”。查《辞海》,濑：“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可见“湍流”原义是水流过沙石而产生紊乱的流动,属于“动力乱流”。另一方面,外文乱流叫“Turbulence”,“湍”音“Tuan”,其始音相近,因此将“湍流”作为“动力乱流”的名词,有其优点。但不应推广其意义为包括一切乱流。因为将“湍流”包括“热力乱流”显然没有根据。“湍”字明确地仅有动力乱流之义而无热力乱流之义。也有人将乱流称为“紊流”(“紊”表示丝线之乱),用它表示各种乱流当然可以。但正象用“湍流”表示“动力乱流”一样,这名词太古气盎然,不够直截了当。其实,既通俗、又直截了当、不会引起人们误解的名词“乱流”已为不少人采用了。而且在“乱流”前面加上“动力”或“热力”两字而变为“动力乱流”或“热力乱流”,就能表达两种产生原因不同的乱流,既方便、也含义明确、又妥贴,因此用“乱流”这一现成名词是很理想的。它符合“望词知义”、“词符其义”的原则。当然,用“湍流”两字似乎“典雅”一些。但“典雅”和“妥贴”两种属性如互不相容的话,从确定科学名词的原则来说,我宁可要“妥贴”,因为“妥贴”意味着“词符其义”,至于“湍”音“Tuan”与英文的“Turbulence”的始音相近的优点,早已因为“湍”字太“典雅”而常被人误念为“Chuan(喘)”所抵消掉了。因此从“词符其义”的原则来许定,我认为用“乱流”、“动力乱流”、“热力乱流”等一套名词较好。当然,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气象书籍将乱流称为“湍流”,但是也有一些书仍用“乱流”。当前是气象学名词审定之时,审定的目的就应当是判定名词的优劣,并以“词符其义”为标准的。将“乱流”定为规范化气象学名词,并无多大困难,只要在审定表中写为：乱流(曾称湍流) Turbulence 即可。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果中文的科学名词以中文打头,配以英文,而英文是根据中文词翻译的,并不是追索中文科学名词的英文原词,因而会发生下列一些现象,即：先由英中科学词汇中由英文名词查出相应的中文名词,然后再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利用此中文名词查出相应的英文名词。这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最初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科学名词,可能出入很大,这不是矛盾了吗？我认为这不是矛盾,而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必要追求这种相同。但是由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我们要求的是按原英文名词的实际意义译出的,即使是按英文名词的字面或词面译出。但极大多数是“词符其义”的。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名词,绝大多数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是相同的。审定表中的英文名词,又是按“词符其义”的标准译出的。因此可以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按上面办法所得的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原始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名词是相同的。仅有在少数情况下,这两种英文名词并不相同。相同是合理的,不相同也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不相同,或许正可说明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科学名词,由于通过“词符其义”的甄别,更科学、更确切,而且由此所译出的英文名词,也更明确、更具体、更易使读者明了其内涵的意义。结论是：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应是“词符其义”,气象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也应当是如此的。     

论名词术语的缩略化（摘要）

名词术语的缩略化是各种语言文字的普遍趋势。缩略化的优点是简洁明了,便于书写和记忆。作为一种信息,缩略化的名词术语有利于信息的记录、传输、存储和检索。西文的缩略化有其简便之处,即取其每一字的起始字母,即可组成缩略语。其中许多缩略语已为公众普遍接受。中文的缩略化则需从名词中取少数字组成,若选择适当意义明确不易误解,也可为群众接受。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相当一部分名词术语源自西文,其中许多缩略语已成为习用。在这些缩略语中,一部分可以音译,如TACAN为塔康、LORAN为罗兰等;一部分可以意译,如LASER为激光等;但多数西文缩略语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缩略,有些缺少元音字母无法音译,若将全部中文对应词写出又嫌太长。因此作者建议在名词术语中保留西文缩略语,这也符合汉语拉丁化的大方向。电子学名词共约5300多词条,其中有缩略语的约400余条,占8%弱。作者就电子学名词中,音译缩略语和意译缩略语以及不需译的缩略语作了分析比较,并对今后处理此类词语的工作方向提出一些看法。     

论“非典”

2002年11月中旬以后,广东省佛山、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以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为特征的病例。症状和体征表明病人患的是肺炎。医师发现病人的肺部失去平常的弹性,并且这种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对这种疾病,他们使用了“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疾病会蔓延到世界各地,造成那么大的社会影响。疾病开始流行之后,许多实验室进行了病原体研究,陆续在标本中发现副黏病毒、衣原体、metapneumo病毒、冠状病毒等,分离到冠状病毒的实验室为数最多,而且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与已知的冠状病毒都有所不同。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就是病原体。对这种新的疾病,我国最早称为非典型肺炎。当前,我国社会上常用“非典”两字来称呼它。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称之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英文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关于这种疾病的名称,人们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常从媒体上看到“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的疾病”的说法。这种说法并不正确。首先,“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一词并非新的创造。1938年,这个概念由Reimann第一次提出的。“非典型”是与“典型”相对而言的。1889年,巴斯德从大叶性肺炎患者分离出肺炎双球菌(今称为肺炎链球菌),证明它就是大叶性肺炎的病原体,以后,肺炎链球菌性肺炎就被认为是“典型”的肺炎。Reimann报告的一组病例,其症状、体征和胸片与“典型的”肺炎(肺炎链球菌性肺炎)有所不同,“非典型”之名由此而来。非典型肺炎指一组急性的传染性肺部疾病,具有类似的临床表现和放射学特征,其病原体包括肺炎菌质体(或不很准确地译为支原体)、立克次氏体、衣原体、军团菌以及多种病毒^[1]。《英汉医学词汇》^[2]、《英中医学词海》^[3]中均收录此词。有人说这个术语比较含糊,建议不如径用SARS的音译,称之为“萨斯病”,并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但准确的病名应能指明发病部位、临床表现、病理变化、发病原因等;在感染性疾病中,发病原因即指病原体。许多疾病刚发现时,人们不了解它的本质,无奈笼统地冠以“综合征”之名。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当找出病原体时,“综合征”也改名为“××病”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一词的提出,也说明人们开始时还不认识这种疾病。因此“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一词也同样宽泛、笼统,是一个过渡性的“字纸篓”式的术语。乍一见到“萨斯病”一词,谁能猜出其中的奥秘呢？而且“萨斯”两个字已经意味着“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再加个“病”字,“萨斯病”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了,这岂不是画蛇添足？笔者认为,音译是一个不可取的办法,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术语又不得不尽快介绍来自外国的最新信息时或可偶一为之,但与其音译还不如直接搬用外文(用拉丁字母表示或转写的)形式。上过学的人都学过汉语拼音,即使把原文念错,其错误程度也不会大于音译造成的错误。汉语是历史悠久,表达力很强的语言。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准确表达概念内涵的术语。而且与国际接轨不等于与英语接轨,为什么用英语的音译就是“与国际接轨”呢？法国人不会这么做。法语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语言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法文版文件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法语词是syndrome respiratoire aigu sévère,首字母缩拼词为SRAS,而非SARS。笔者认为,如果本病的病原体证实为冠状病毒,则本病的准确名称应为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为“冠毒肺炎”似亦无不可。也有人建议用厄巴尼的姓氏命名这个疾病(厄巴尼氏肺炎),以纪念这位为人类健康献身的勇士。     

建议定名为AUP

今年 2月与洪涛教授同去广州时 ,广州已有“非典”这个名词。据说当时已有人提出用“原因不明肺炎” ,但因为“原因不明”有可能引起群众恐慌心理 ,所以使用了“非典”。我认为 ,“非典”和“SARS”都不是好名词 ,缺乏科学性。这两个名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人们面对这个新疾病是仓促上阵的 ,连它的名字都没起好。3月 8日 ,我国有关部门和人士同WHO第二批代表团进行会谈 ,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就SARS(本文暂用SARS表示这次疾病 )同WHO代表交流。当时我代表中国作“流行病学报告” ,我使用了AUP(acuteun specifiedpneumonia) ,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