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自由追求理想--对雪莱和徐志摩大自然诗歌的比较

雪莱与徐志摩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都善于借用大自然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歌颂"美好"理想,反对"丑恶"现象,因为大自然总是赋予他们以无限力量.通过对他们的大自然诗歌进行仔细比较,试图找到中英两国诗歌之间的必然联系.     

旨趣相同各具风姿——顾况、李贺诗歌“新奇美”之比较

顾况和李贺是我国中唐时期两位重要的诗人。他们生活年代有异。辈份不同，亦不隶属于同一诗派，然他们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有一个共同的旨趣，那就是对于诗歌新奇效果的刻意追求。他们都驰骋惊天骇俗的神奇想象力，注意在字法、句法和修辞上精心锤炼，追求语言的传神性，同时针对不同的诗歌题材，交替使用“化常为奇”和“化奇为常”两种表现手法，营造诗歌“新奇美”。但鉴于顾况和李贺在生活道路、阅历、艺术个性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追求诗歌新奇效果的实践中，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姿。     

威廉·华兹华斯与“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华兹华斯177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坎伯兰湖区（Cumberland）。他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个领袖人物。大自然是他诗歌歌颂的主要主题，他因此也被誉为“崇尚自然主义者”（“Worshipper of Nature”）。他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表达他对大自然的真切的爱，他认为大自然除了给人以感官之美外，还给人带来智慧和力量。1797年诗人华兹华斯与塞·特·克勒律治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开始。     

避繁趋简的客观体现－－再论标点符号超常法形成的原因

本文从散文体和诗歌两个侧面对标点符号超常用法的成因进行探索，认为追求书面语言的经济简省是促使标点符号超常用法形成的重要原因，诗歌中的标点符号超常用法同时还与对“诗行”的充分利用密切相关。     

“梦”与“花”：顾城和海子诗歌创作之比较

“梦”与“花”，分别是顾城和海子诗歌文本中重要的意象。在“梦”的世界里，在“花”的掩映中，深藏着诗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渴望。顾城在他的“梦境”中表达了对“未来”和“远方”的追寻，而海子诗歌的“花朵”开放在“返乡”的路途，“回望”和“留守”是他的精神姿态。顾城用“梦”建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海子则用“花”营造了一个“神性世界”，他们诗歌的书写方式就是他们生命的书写方式。“梦”与“花”，和他们所生活的现实语境分别构成一种“对抗”和“超越”关系。     

因错出奇 无理而妙－－杨万里诗歌中的错沉描写浅析

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脱，风趣自然，以“活法”著称。本文试从错觉描写的角度对扬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初步的例析，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其“活性”的成因及审美效应。     

平淡论诗学观之管窥—兼论“滋味＂说与“平淡＂论的异同

在诗学评论中，批评家们都非常推崇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风力”和“丹采”的融合统一。而宋代梅尧臣却持诗歌贵“平淡”的诗学观点。梅尧臣和钟嵘的主张同是诗歌的审美理想但却相反，这乃是源自他们主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梅尧臣所说的“平淡”更侧重关注人自身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返观自我的冷静谛视，是人生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心态。     

疯狂：急性知识分子的经典病症－－堂吉诃德与狂人比较研究之一

堂吉诃德与狂人都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疯子”形象。这两个艺术形象深刻体现着急进小知识分子的典型病症：疯狂。他们的疯狂是由于“天赋使命感”而“去做不可能的事”，高度的智慧和想象力导致其处于孤独和“不可描述的重围”之中。而人类的劣根性“看客”现象，又使他们成为“被看”的“戏子”，陷于要救群众，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剧命运。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理过其辞 淡乎寡味－－论李季的诗

李季是一个辛勤的诗人，他的早期的诗，特别是《王贵与李香香》，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后期的诗，由于面对新的生活而找不到恰当的形式，更由于对形式的误解，终于使他的后期诗歌无法取得比前更大的成果，推及当代其他诗人，无不在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和对诗的本质的困惑中，终无所获地走过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的一生。     

七绝圣手笔下的“愁”－－漫谈王昌龄的七言绝句

诗家夫子王晶龄笔下的七言绝句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享有极高声誉。笔认为，以“愁”为情感基调构筑诗篇是王昌龄之擅长。本旨在通过赏析诗人有关“愁情”的七绝，展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巧夺天工的意境营造手法，并从“边愁”、“春愁”和“离愁”三方面分类评述。     

评“新潮派”诗歌

前些年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新潮派”诗歌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新潮派”诗歌有何特征？它的发展方向发展？它是否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潮派”？诗人们是否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的是中国诗歌之“举大Xian者”？他们是否是中国诗歌成熟的标志。对此，过去尚无一篇全面的评论文章。本文就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新潮派”诗歌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介。指出：“新潮派”诗歌正陷入泥沼之中，如不自拔；将无前途可言。     

鲁迅和波德莱尔诗歌美学比较

鲁迅和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有明显的差异。本文考察了他们对诗歌“真、善、美”和艺术形式本质的阐述并结合他们的创作进行细致分析，对这两位文学大师诗歌美学的异同作了充分的揭示。     

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达－－对喜剧性自然意象双重艺术内涵的考察

民胞物与。物与，是杜甫仁学精神的合理外推，而同时，大自然以其所涵载的宇宙生气昭示着人类生命应具的秩序，诗人在其诗作中以喜剧性（自由）自然意象展示了这种心灵与自然双向交流的形上内涵：自然对生命的启示，在自然的映照中的对人生悲剧的理性观照与超越要求，对“天人合一”的体认，是诗人宇宙化了的泛人性（“本善”）精神。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同光体诗人的荒寒之路

“同光体”开创了一条诗歌创作的“荒寒之路”，维护了中国古典诗歌最后的辉煌。重在探究同光体诗人作为文化精英守望古典诗歌的心路历程，剖析他们在坚守古典韵致的同时所流露的承担的痛苦，试图对同光体诗人作心理层面的解读。     

诗缘情而言志－试论诗的本体

关于诗歌的表现内容，有“言志”说、“缘情”说以及“情志合一”说。“诗言志”本有丰富的内涵，但作为儒家政本主义文学论纲，被人为地抽象化，于是有“缘情”说的矫枉过正。“情志合一”说则是双重否定之后，“缘情”与“言志”的整合。     

南北朝的书法美趣与诗歌创作

书法与诗歌，是南北朝两朵瑰丽的奇葩，二者关系甚密。南北朝书法兴起于秦汉魏晋书法的基础上，其创作，北朝尚碑，故碑书尤兴；南朝禁碑，文人习书，仅在尺素之间，故隶草盛行。其书法之美趣为“力”、“韵”、“意”，这既是他们书法创作的追求，也是他们用来衡量书法优劣的标准。南北朝诗人得此美趣之后，致力于诗歌理论的研究和艺术关的创造，并灵活处理了三者之关系，打通了书法同诗歌之关节。     

“小我”与“大我”统一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一

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小我”与“大我”论实质是诗歌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论,主流派观点认为,“小我”是诗歌伤口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以“小我”写“大我”要力求“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它对现代诗歌创作与理论建设有重要价值。     

扩展与回归——戴那·乔亚的诗歌形式观

作为“新形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当代诗人和评论家戴那·乔亚在批判诗歌学院化导致“次文化”危机的同时倡导传统形式诗歌的创作。乔亚在诗歌形式方面的主张可以从“非个人化”的写作模式、“去精英化”的文化考量和“回归传统”的形式外观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三方面相辅相成，都是为了扩展诗歌功能，使之回归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