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

摘要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在化学命名上,郑贞文在1919年发表了《化学定说名略》,次年,他又完成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这本书在无机化学命名上影响深远,被誉“对于化合物之命名,特能推陈出新,诚为命名之圭臬矣”^[5]。至于在有机化学名词上,从1919年开始,郑贞文便提出了一些有机命名原则,次年,他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会议,并且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可惜,他的有机名词几经修订,在1932年1月脱稿时,“适值上海抗日之役,竟遭一炬,并多年搜集之参考资料,亦荡然无存。”^[6]不过,至今依然能在《化学定说名略》及他与杜亚泉合著的《有机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一窥他最原始有机命名的想法与原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郑贞文在元素、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中的想法及原则分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在中文化学名词上不凡的贡献与成就。一、20世纪的中文化学名词在元素名词方面,从1908年由清朝学部所编译的《化学语汇》中,便可以知道,傅兰雅和徐寿在《化学鉴原》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即以一个偏旁与一个西文第一音节造字而成,已经为我国化学界普遍接受。在无机名词方面,在甲午战争之后,便逐渐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许多无机名词中插入一个化字,尤其是在二元质无机化合物的名词上。如calcium oxide(CaO),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名词是依据它的化学式来翻译为钙氧,1895年之后则翻译为氧化钙。而在有机名词方面,中国人就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有机系统名词。一来,19世纪大部分所翻译的中文有机名词是以傅兰雅音译的名词为主,如迷以脱里以脱里阿美尼(methylethylamine),如此四个字以上的音译名词,为数不少,便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至于丁韪良(1827～1916)、嘉约翰(1824～1901)及毕利干(1837～1894)等人虽然翻译了一些意译的有机名词,然而数量有限,也无法造成流行;而日本有机名词也是以音译为主,自然也无法形成广泛的使用及传播。直至1908年,虞和钦出版了《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才开始了中文有机化学系统命名^[7]。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的过程中,早些时候,是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来主导,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更加速了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脚步。不论是科学名词审查会或者国立编译馆,郑贞文都参与其中化学名词制订的工作。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几乎是仰赖郑贞文的热诚与毅力。在前一年召开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上,“译名组提案”是由郑贞文起草的,已成为《化学命名原则》的蓝本^[8]。二、元素名词20世纪初,元素名词受到日文名词的冲击,有些日译化学翻译书则是直接使用日文名词,如水素(氢)、酸素(氧)、窒素(氮)^[9]。有的则是将“素”字放在傅兰雅名词上,如锂素和铍素^[10]。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元素名词也蔚为风潮。除了益智书会或者博医会所使用的元素名词外,大部分的元素名词还是采用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名词,如《化学语汇》和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等。自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1916)到《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在元素名词方面,争议比较多的是氧、氢、氮、氯和砷的翻译^[11]。在氧、氢、氮和氯的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不含“气”偏旁的养、轻、淡和绿,另外一种则是冠有“气”部的昜、巠、和。养、轻及淡是否能简化成羊、巠和炎,进而转变成氧、氢和氮是一个争议的地方^[12]。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比较属意的冠上“气”偏旁的昜、巠和也备受争议,郑贞文则认为,“所造之字,骤观之似极其机巧,细察之则全涉牵强。”^[13]郑贞文认为,oxygen、hydrogen、nitrogen和chlorine等名词,应该翻译为冠上“气”部的养、轻、淡和绿,但可以简化成氧、氢、氮和氯。至于在砷名词上争议,则是在于采用音译的砷,还是传统的砒,或者是由信石所拼成的新字。至于其他元素名词上的译名,由于常常牵涉到是否会与其他元素名词相似音造成混淆,而建议修改^[14]。三、无机化学命名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文二元质无机名词便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两个元素名词之间插入一个“化”字。在早期,谈到二元质无机化合物命名原则,最详细的可能莫过于郑贞文所提出来的方法：拟联缀根名以名之,根名既定,则根与根相结之化合物,可加化字于根名之间(而略根字),称曰某化某,阴根之名居前,阳根之名居后。^[15]至于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共有三篇,则是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各类化合物命名包括齐全。第一篇为元素命名。第二篇则为根基及其化合物命名,涵盖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至于第三篇,则为错化合物的命名。虽然,其中“尚有不易而不便于通行之处不少,为最有系统而有价值之著作”^[16]。事实上,1932年所举行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决定：“单根二元化合物,照郑贞文先生译名商榷乙法之规定命名。”^[17]另外,在无机名词上,比较困难的是错化合物的命名,郑贞文的名词更是独占鳌头。四、有机化学名词《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的出现,开启了中文有机系统命名的时代。因此,虞和钦被誉为“替我国制定有机化合物名称的第一人”^[18]。虞和钦的名词看来有些繁琐,如异性二个一炭矫基易轮质(xylene,间甲基乙基苯)和壹﹒参﹒伍﹒三个一炭矫基易轮质(Mesitylene,1.3.5三甲苯)。另外,他所使用的字也比较深涩一点,如矫质(烷)、羸质(烯)和亚羸质(炔)。郑贞文便针对这些缺失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有机名词命名,即以完质、欠质和缺质分别来表示虞和钦的矫质、羸质和亚羸质。至于一碳、二碳、三碳等名词,郑贞文则是以甲、乙、丙等天干符号来表示,如此的有机名词看来就比较简洁^[19]。 1920年7月,郑贞文代表丙辰学社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的会议。由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正当性及权威性一开始便受到质疑^[19],再加上有机名词复杂繁琐,所以郑贞文便在会后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20]。 即使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奠定了有机化学系统名词的基础,现今所使用的烷、烯、炔、醛、酮和醚等有机名词便是他们所制订的^[21]。另外,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采用郑贞文的天干符号,不过之后的中国化学会还是将它纳入有机系统名词中。五、结论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中,在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命名系统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一枝独秀。不过在这过程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化学讨论会和中国化学会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郑贞文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时候是主导整个局势的发展。在元素名词上,19世纪由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已经流行多年,虽然有些名词被建议修订,但使用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20世纪元素名词能够变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无机及有机名词的情况截然不同,19世纪的名词并未流行。在无机名词上,早期时候,郑贞文就提出较完整齐全的无机命名原则,加上积极地参与这类名词的编译,使他的无机名词成为不可或缺的。在有机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中所编译的烷、烯和炔三个名词是否受到郑贞文的完、欠和缺的影响,是值得再讨论的重点。至于天干符号的使用是否与郑贞文担任国立编译馆化学名词审查会的主任委员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     

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之由来

文章主要目的是研究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词氦、氖、氩、氪、氙、氡的形成。在19世纪末，这些元素名词是以意译方式出现，如阴（氩）与曦（氦）。在1907年《化学语汇》第一次提出氩、氦、氪等音译名词后，惰性气体元素中文译名便开始往音译名词上发展。而氖字，可能最早出现于1908年。氙字是首次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然而在此前一年在化学讨论会所通过的是氤。至于氡字，是在1937年教育部所举行的化学名词审查会议中所决定的。     

几个生物化学用字辨析

“苷”和“甙”英文glycoside对应的中文译名为[糖]苷又称配糖物,简称“苷”,旧称“甙”。它是由糖类通过它们的还原性基团与其他含有羟基的物质如醇类、酚类、甾醇等缩合而成的化合物,“苷”和“甙”表示的是同一个概念。glycoside最早的译名出现在1932年。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在第86节复杂之糖类项下定为“配糖物”。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第92节,将glycoside一词定为“甙”[旧称配糖物]。后又于1953年该书的修订本中对为何定为“甙”字作了说明：《化学命名原则》(1932年)将glycoside定名为“配糖物”,因为名称太长,不便用作复合名词。故医学名词审查会创用“苷”字,但在化学中,早已规定芳香族与脂环族母核名称均用草字头的字代表,所以“苷”字与原则抵触,不宜采用。在其后于1955年由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在glycoside项下译为“糖苷”。由此看出医药卫生组并未采纳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查小组的建议。这两个词就在各自领域中使用起来,其结果造成了同一概念不同名称。到1960年《有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中有关章节被删掉,回避了“苷”与“甙”的使用问题,但随后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订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再版本)仍坚持使用“甙”字,由于该书有一定的影响,使不统一进一步加剧。其后在1977年编订《英汉生物化学词汇》(科学出版社)时,在有二十多个院校和研究单位参加的审稿会上,化学与生化界达成共识,认为“甙”字这个新造字字形怪异,学习者难懂、难记、难读。“苷”虽为草字头,但在化学名词用字中也有不少带草头的字并不具有芳香性,另外生化名词中此字出现的频率颇高,并考虑到生化界长期使用习惯,应此在前言中着重说明,化学界弃用“甙”改用“苷”与生物化学界保持一致。这一决定既达到名词的统一,又减少了化学造字,这个决定也反映在1980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在尔后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里得到全面贯彻,“甙”的作用在学术界逐渐减少,但在与其相关的学科如：生物药物和药用植物成分中已习惯使用“甙”字。由于多年使用改起来尚需时日,但这一不统一的名词已经引起了各审定委员会的注意。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999年公布的《药学名词》的前言中就明确表示：关于“苷”和“甙”,虽分别在生物药物和药用植物成分中已习惯使用,但存在争议。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考虑到在已公布的《化学名词》和《生物化学名词》中均推荐使用“苷”字,现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统一改“甙”为“苷”。最近修订的《中国药典》也改“甙”为“苷”。看来这个词的统一得到学术界的支持,这样既少了用字又减轻了学生学习的负担,避免混淆,真是一举多得的事。“肽”和“胜”最近语文界的一位朋友和我谈起化学用字“肽”和“胜”的区别,希望就我了解的一些情况作一介绍。严格地讲“肽”和“胜”是属于生物化学的用字,“肽”字最早见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于1954年11月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对应的英文名是peptide,沿用至今。“胜”字有两个出处,最早见于1922年北京协和医学校编印的《生理化学名词草案》,它对应的英文为proteins(今译为蛋白质)。另一个是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中,将缩氨酸,即n分子氨基酸,缩去n-1分子的水而成的化合物,总称为胜(peptide),亦称缩氨酸。这个字就等同于生化名词中的“肽”字,但在以后公布的1960年《化学命名原则》和1980年《化学命名原则》中,“胜”字就不再使用。“胜”字现在看起来并不陌生,因为它是“勝”字的简体字。但当时造这个字时,简体胜字尚未使用,而且作为化学新字读音为shēng(音生)属会意法造字。“蛋白(质)”与“朊”《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2期在“热点词\难点词纵横谈”栏目下,发表了几位专家对prion定名讨论的意见,大部分专家的建议中都赞成译为“××朊”或“朊××”。对于“朊”字的来历,本人翻阅了有关资料。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中写到“朊(音阮;英文名为protein)：protein称为蛋白质,但不便用作复合名词的词根。故本小组(注：指化学名词审查小组)特从“月”从“元”创用新字“朊”,定音为“阮”,作为蛋白质复合名词的词根。1951年7月中国生物化学会上海分会在其所编订的生物化学名词草案中,亦决定将protein译成朊。在该书译名原则中写道：“protein拟译为朊。protein一字为1939年荷兰化学家Mulder所创,意即生物最基本之物质,今译作‘朊’,其意义同。”上面这段文字中,看后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就是说“朊”是由化学名词小组最先定的还是中国生物化学名词上海分会定的。经查找资料,这段说明文字虽刊登在1953年《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的附录中,但1951年7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中已经使用了这个字,后因有些人对造这个字有意见,故在1953年修订本中加了说明,仍坚持使用“朊”字。“朊”字,由化学名词小组制订的,另外一个佐证：由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于1955年4月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protein仍译为蛋白[质],这是解放后第一个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看来是没有采纳化学名词小组的意见。这个词的译名在化学和生化界引起了混乱,直到1975年为配合1960年《化学命名原则》的修订工作,中国化学会化学名词小组,对“朊”字进行了讨论,提出废止“朊”这个生僻的单音词,代以通用的多音词“蛋白(质)”。尔后,我国第一本《英汉生物化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77)出版时,在该书前言中曾写到：“蛋白质或蛋白”(protein)与“朊”,经讨论推荐用“蛋白质或蛋白”,不再用“朊”。《英汉生物化学词汇》出版时国内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很重视,当时参加编订的单位有二十余个。1984年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也全部将“朊”改用“蛋白质”或“蛋白”。至此“朊”字使用频率逐渐降低。1990年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物化学名词》中也没有出现“朊”这个词。似乎这个争议已不复存在,但在前面提到对prion一词定名讨论中,生化界的专家们把“朊”字又提了出来,就此我曾请教过有关专家,若定名为“××朊”或“朊××”就必须对“朊”字有个说明赋予它新的含义,因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1984年6月5日(84)第4号简报“化学用字及读音”讨论会纪要中,重申1975年废除“朊”字的决定,“朊”的换用字为蛋白或蛋白质。关于1975年为何废止使用“朊”,主要是减少化学用字特别是造新字,二是尊重生化学界的意见,因为蛋白(质)一词在生化界已经使用习惯不便于更改。这次讨论对prion定名又启用“朊”字,笔者认为若“朊”字没有新的含义,仍代表“蛋白(质)”还是不造新字,使用“××蛋白”或“蛋白××”为好。     

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之由来

文章主要目的是研究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词氦、氖、氩、氪、氙、氡的形成。在19世纪末,这些元素名词是以意译方式出现,如(氩)与曦(氦)。在1907年《化学语汇》第一次提出氩、氦、氪等音译名词后,惰性气体元素中文译名便开始往音译名词上发展。而氖字,可能最早出现于1908年。氙字是首次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然而在此前一年在化学讨论会所通过的是。至于氡字,是在1937年教育部所举行的化学名词审查会议中所决定的。     

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

摘要 郑贞文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就致力于该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担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一大成就。统一化学名词的确立,是中西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表征,为化学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化学名词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并为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郑贞文(1891～1969),字幼坡,号心南,福建长乐人。13岁应童子试,中福州府秀才。15岁赴日求学。1915年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直到1932年。在商务15年中,编译出版了大量物理、化学和数学教科书;积极参与化学名词统一工作,是我国化学命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为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关于郑贞文仅有少量传记,多为总体介绍,从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角度的专题研究几乎阙如^①。本文以化学命名为个案^②,探讨郑贞文在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中的贡献。一、有机化学命名的紧迫性自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之后,审查有机化学名词成为该会的重要内容。在化学元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三者之中,后者命名的难度远远大于前两者,所以有机化学译名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有机化学名词命名与元素、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有很大差别,它们并没有按化学式翻译,自1868年有机化学被丁韪良正式介绍到中国时就如此。^[1]20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名词分歧迭出,给化学教育造成诸多混乱。《学艺》杂志曾刊登读者王确临来信,陈述当时化学教学面临的双重困难,从中可以感受到教育界对统一有机化学名词的强烈愿望：炭属化合物构造式的译名,颇不一致：马君武先生多译音,如CH₄、C₂H₄译为一炭、二炭之类(见该氏所著《实用有机化学教科书》)。梁国常先生多造字,如C_nH_2n+2译为充,C_nH_2n-2译为少之类(见《北大月刊》第一卷第七号)。现教授生徒,大感困难。课本定名之外,兼释英文于其右侧,以先生(指郑贞文——笔者注)及杜亚泉先生之定名为之补。即此可见读书之难处了！务望科学先生们速将名词审定出来减少一点痛苦咧！^[2]二、郑贞文与北京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夏,科学名词审查会在北京开会,讨论有机化学名词命名,国内各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均有代表列席。据郑贞文回忆,该会审查有机化学名词的大略情形是这样的：会议委员会“每天推举代表三人临时起草,议定大纲若干条。闭会之际,复推北京大学俞同奎、陈世璋、沈溯明诸先生,整理本届议案,并继续起草芳香族篇,以资明年讨论。”^[3]单靠科学名词审查会来审定名词,代表范围太狭,不能集思广益、充分吸收会外人士的意见。郑贞文一贯主张化学命名标准有三项,即严、简、有系统^[4]。而符合这三项原则的命名法事实上已经存在,那就是1892年瑞士日内瓦万国化学会通过的日内瓦系统学名。所以郑贞文提出,“我国有机(化学)名词,尚未确定。既无相沿之习,自应舍短从长,迳取占尼哇^①学名,为命名之标准,以期与各国一致。至中外文字不同处,酌加增减可矣。”^[5]学术思想的分歧,实际利益的驱使,郑贞文和其他代表的意见自然无法统一。所以郑贞文在会议之末提出的方案,引起代表的激烈反对。由于本届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会上审定的名词虽经教育部颁布,始终未能普遍推行。事实上,本届会议的争论可归纳为两派势力之争,即中国科学社与商务印书馆之争。审查会重要人员,大多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凡与该社接近者,先后采用此项名词。而反对力量最强烈者,则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之所以不采用该名词,部分原因是郑贞文反对,而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商务印书馆长期使用郑贞文所定的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系统,猝然改从他种系统,很不经济。商务印书馆是著名的出版企业,所以教育界一般采用该馆所用的化学译名,而不是科学名词审查会公布的名词^[6]。审定名词不仅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探讨,它是现代国家标准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一,政府有威信,是实现标准化事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反之,政权分立,审定名词成为民间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所谓的“科学”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北京政府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名词统一事业虽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根本无法实现。本届科学名词审查会结束后,郑贞文借助《学艺》杂志,继续进行有机化学名词命名的讨论,主要参加对象是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杜亚泉。《学艺》第二卷第六、八、九、十期分别刊登一篇题为《有机化学命名的讨论》同名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初,郑贞文主编的《学艺》杂志是化学界商榷、讨论和发表化学命名成果的主要专业刊物之一。三、在国立编译馆时期的贡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名词统一事业提上议事日程,遂于1928年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王云五为主任委员。委员会广泛搜集近期出版书籍,调查科学界采用化学术语的情况,分别统计,以观察大众对命名工作的意向。从1928年直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教育当局主要从事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基础。1932年6月,国立编译馆成立,郑贞文主持化学名词档案的整理,并参照各家意见,研究具体方案。1932年8月1日至5日,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全国各地的化学代表共45人聚于一堂,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化学译名方面,会议在郑贞文拟定的《化学命名商榷书》基础上,讨论通过《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原则》。会议结束前,代表们提请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细制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名词及仪器名词。此次大会中,郑贞文与李方训、曾昭抡、恂立4人负责整理提案。大会闭幕后,郑先生又邀请其他三位提案整理人和化学专家吴承洛,继续集中深入讨论他拟定的详细方案,遵照大会决议精神,加以讨论和修正。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函请郑贞文、王琎、吴承洛、陈裕光、李方训、曾昭抡、陈可忠、恂立等8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郑贞文任主任委员。嗣后三个月,编译馆及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各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意见,编成《化学命名原则》一书,1932年11月呈送教育部,同月26日公布,1933年6月出版。这是国立编译馆出版最早的一本科学名词。《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凝聚着郑贞文15年的心血和智慧,书中第一部分“定名原则”,集中反映了他的命名思想,主要内容有：1.凡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而免混淆。2.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3.所取之字,须易于书写,但在可能范围内,应以选用较少笔画并避免三文(即三个独立偏旁)并列之字为原则。4.所取之字,须便于音读,且不易识别之字即易于行文冲突之字,皆应避免。同音之字亦以避免为原则。凡用同字为偏旁以表示不同物系统上之关系时,应以各定不同之音为原则,假借之字,得定新音。5.凡旧有译名可用者尽量采用,旧译有两种以上各有可取之处时,应采用适合于上列原则较多者之一种。6.化合物各由若干单位集合而成,以采用介字连接为原则,但在不致误会之范围内可以从略。^[7]《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新出的化学书籍,几乎都采用此项原则。1937年虽修改过一次,但改动不大。不过对于比较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项原则的推行,仍有不少困难。这次译名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行,理由有下列几点：(1)政府威信日益巩固,不遵守此项名词的单位和个人,所出书籍不予审定;(2)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大战役中,旧版全部被烧毁,所以不再反对改用新名词;(3)国内化学专家,渐渐转向专门研究,对于译名问题的争执,不像以前发生兴趣,只求迅速统一名词,以资应用;(4)此项“原则”制定以前,曾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5)审查委员大多系对名词问题夙有研究的专家,所定名词比以前妥贴。^[8]四、统一化学名词的文化意义近代化学要在中国安家落户,化学语言即术语的中国化是首要一环,因为国人接受化学要以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为条件。这项艰巨的工作是由化学翻译家承担的。从科学史来看,民国年间是我国科学翻译的第三期。此间的翻译,已完全摆脱前二期对外人的依赖而纯粹“出自国人之手”^[9]。由于第二期的徐寿、傅兰雅等化学家已经为化学命名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10],所以,郑贞文等第三期化学翻译家的使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制定出与国际一致的命名原则。有了规范,化学才真正中国化,中国传统化学也才能真正如李约瑟所说,“朝宗于海”^[11],融入世界科学的进程。化学译名作为一种近代科学语言,是极其专门化的特殊术语。日本科学史家杉本勋说过,“在没有翻译成当地语的情况下,科学则成为上层贵族的垄断物,妨碍向民间普及和渗透。科学不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便被关在少数优秀分子的小圈子里。科学家作为世界主义者的特殊阶级,只是一味地模仿先进国的科学界,就不能从下面吸取新鲜的活力。而且使用欧语的高级文化和使用当地语的大众文化两者的差距日益扩大。”^[12]统一科学译名,编撰与外国科学词汇对应的中文规范词汇,是实现科学本土化的先决条件。化学名词作为一种科学词汇,它的统一,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实现了融合,化学从此获得了在中国扎根的深厚土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不再是少数化学精英的专利品,而成为大众共同学习和利用的科学文化之一。搞好化学译名统一,如同在两种文化之间架桥。一个好的翻译家要精通两种语言,能够“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13]。郑贞文先生留学日本13年,理论化学专业极为出色,深受导师片山正夫赏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5年,积累了丰富的编译经验。早年接受经典教育,是清末秀才,国文修养甚深,汉语水平为张元济所激赏^[14]。以上诸多主观条件,造就了化学翻译家郑贞文先生,使他适逢其会,成为我国化学名词统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文化是语言生存的根基和语言演进、发展的源泉。反过来,语言也创造着文化,它对文化有很强的渗透力,具有整合文化的功能。语言是载体,它以显性或隐性的状态把不同特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又通过对思维发生作用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从语言的整合功能来看,郑贞文等先辈化学家初始创建了化学译名的统一原则,标志着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融合的初步完成。新译名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根据命名原则不断新造的大量名词,是对我国汉语词汇的一大扩充,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第40页① 笔者见到的传记性资料有：(1)王治浩等：《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3期(1991),第38-45页。(2)王治浩：《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郭保章：《中国化学史略·郑贞文》,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② 关于化学命名,已有的研究有：(1)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0),第365-396页;(2)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第9-19页;(3)张澔：《傅兰雅的化学翻译的原则和理念》,《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第297-306页;(4)袁瀚青：《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袁瀚青、应礼文：《化学重要史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4—215页。以上研究均未涉及郑贞文先生。---------------------------第41页① 即现在的日内瓦。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于１９９８年１月中旬召开了无机化学名词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ＩＵＰＡＣ）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７日决定对１０１—１０９号元素英文名称重新命名的意见，审定了相应的中文命名。参加会议的有化学...     

化学术语click chemistry和one-pot synthesis的中文译法刍议

当前中文化学术语中存在粗疏翻译的现象,对click chemistry和one-pot synthesis的翻译即为两例。文章根据术语翻译信达雅的原则,建议将这两个英文化学术语分别译为"迅接化学"和"烩法合成",以取代在中文文献中常见的不甚合理的译法。     

氧氢氮的翻译:1896-1944年

ｏｘｙｇ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是近代化学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名词，它们在１８５５年由英国传教士合信以“养气”、“轻气”和“淡气”介绍到中国来。从字表面上，“氧气”、“氢气”和“氮气”这三个中文元素术语要比英文的ｏｘｙｇ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和初ｎｉｔｒｏｇｅｎ看来更具规则性，但这规则性并不是反映西方化学意义或理论的规则，而是中国自然哲学现和造字规则的呈现。     

噁唑和蝶啶的命名

笔者在《科技术语研究》（1999，第三期）上，曾撰写《二噁英的正确命名》一文，是因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欧洲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由于计算机字库没有噁字，所以媒体基本上用“二恶英”。时至今日，“恶”字这种错误用法仍广泛见于诸媒体。在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对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已经使用“噁”字如：“噁唑”。“二噁英”就是含氧五元杂环的衍生物。当时公布时使用繁体“噁”字，在汉字简化时将“恶”和“噁”统一使用“恶”字，忽略了化学命名中使用的“噁”字。     

聚合碱式氯化高铝多元盐的汉/英名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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