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诗为词”涵义综论

苏词打破了诗词之间的界限，体现出词体不断向传统诗歌靠拢的趋势：题材上实现诗词合流，风格上诗词界限不断消弭，文本与音乐不断疏离，在功能上体现出由娱情向述志的转变，创作观念上诗词渐可等量齐观，技法上进一步向诗歌领域借鉴，这就是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内容。苏轼之后词的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诗为词”的创作方式，由“要非本色”逐渐为后来词人接受。     

苏轼“以诗为词”涵义综论

苏词打破了诗词之间的界限,体现出词体不断向传统诗歌靠拢的趋势:题材上实现诗词合流,风格上诗词界限不断消弭,文本与音乐不断疏离,在功能上体现出由娱情向述志的转变,创作观念上诗词渐可等量齐观,技法上进一步向诗歌领域借鉴,这就是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内容。苏轼之后词的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诗为词“的创作方式,由“要非本色“逐渐为后来词人接受。     

类诗与类曲——论词体特征在金元时期的嬗变

曾盛行于两宋的词体文学，在金元时代由于受到北方文化的薰染，其文体的性质、功能及表现形式等方面皆发生了某种变异，突出地显示为一种类诗与类曲的特征。所谓类诗，主要指词体形式上的徒诗化、内质上的言志化和语言上的古雅化。所谓类曲，则指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发生的类似于曲的通俗化．一方面是在曲文学尚未成熟时，词体自身的俗化；另一方面是在曲文学繁盛之时，词体创作中向曲体的靠拢。     

东坡词心即诗心

本文从东坡的词体观念出发，说明东坡词具有明显的诗化特点，从本质论上看，东坡以诗心入词，全面展示诗人的个性、气质和精神品格；从创作层面看，东坡以诗笔写词，把诗的题材、功能、意境、表现手法等大量引入词，为词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论元稹江陵诗中的荆楚地域文化特色

元稹贬谪江陵时期，是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他“元和体”诗形成的关键时期。全面考察元稹的诗歌，其贬谪江陵时期的“长篇排律”和“小碎诗章”都和荆楚地区的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诗作既包含了诗人自己和中唐诗风转变的若干信息，还反映了当时荆楚地方的风习和中原人对该区的认识。     

悲苦与绝望——秦观谪恨词的情感心态分析

秦观的谪恨词除了表现跟元佑被贬词人伤时忧生的共同政治恐惧心理之外，还突现了悲苦和绝望两种主导情感心态。这两种情感心态具有独特的内涵：悲苦表现为身世之感的悲伤和贬谪旅途的孤苦；绝望表现为对仕途、对归隐和对自身生命的绝望。而且这两种情感心态在被贬谪的不同时期既各有侧重又互相融合，贬谪前期秦观的情感心态以悲苦为主，贬谪后期则以绝望为主，从而构成了秦观恨谪词“凄婉”、甚至“凄厉”美学风格。     

从音乐附庸到独立新诗--论词乐分离于南宋文人词

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和蜕变。南渡以后，词人们或者拓展词体的抒情言志功能，或者注重词体的合律性和艺术技巧，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唐宋词的创作增添了色彩，但是，他们都未能圆满地解决歌词合乐的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他们创作中的种种流弊在某种程度上还使得南宋词合乐面临新的困境，加速了文人词向格律诗的转变。     

张孝祥词学思想初探

张孝祥一直被视为辛派,但他与辛派是有区别的,表现在词学思想上就是明显的诗化和雅化倾向.诗化揭示了其词学思想之渊源,雅化则是其后学的发展趋势.     

从《草堂诗余》的编选传播看南宋民间词坛风尚

《草堂诗余》是词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词选。该集初选于孝宗至宁宗年间,正是南宋词风确立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南渡后词体在主流文人手中迅速走向雅化、诗化,那么《草堂诗余》则集中体现了词在当时民间传播的风尚,具体表现为：注重应歌功能;柔婉、泛化的情感模式;平民化的尚雅之风。     

苏轼诗化雅词的精神之旅

苏轼运用“诗心”创作了大量的诗化雅词。这些词既以词言志，表现了经世事功的儒家诗教观，又传递了力图排遣和化解人生之忧和经世之悲，崇尚老庄任道逍遥、追求高蹈隐遁的思想，还体现了一种不随物悲喜、随缘自适的佛禅理达之境。审视苏轼诗化雅词的心路历程，可以正确体认苏轼调和三教而显现出来的圆融、通达的独特文化性格和人生模式。     

试论沈约对鲍照诗风的发展——《诗品》沈约“宪章鲍明远”辨

鲍照诗风＂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是以＂颠覆阅读＂方式引起世人注意的,但这样的诗风难以为继,其后继者亦不被世人所认可,只有沈约把鲍照的＂俗＂引向雅化,既多用民歌,又改＂险急＂为清新自然;既多写女性,又改＂倾炫心魂＂为文人趣味。沈约使鲍照所倡导的民歌与叙写女性文人化,于是成为南朝时诗歌发展的主流,这就是宫体诗。     

论朝鲜朝宗唐诗人群汉诗创作及影响

16世纪中叶后,在朝鲜朝思庵朴淳"诗学盛唐"的倡导下,出现了白光勋、崔庆昌、李达三大宗唐诗人。其后,除了士大夫文人群体外,这种宗唐诗风甚至波及到庶民阶层,这一阶层不仅包括以刘希庆、白大鹏为代表的平民诗人群体,也包括以许兰雪轩、李玉峰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群体。刘希庆与白大鹏互有酬唱,二人齐名,"并称一时",并受到了诸多士大夫文人的褒奖,成为宗唐的平民诗人中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刘希庆的诗歌还能结集出版,可以说是平民诗人的汉诗创作取得成功的先例。许兰雪轩等女性诗人的宗唐创作不仅受到了本国诗评家的认可,其诗名还远播中国。     

城市中的“人”与“诗意”——关于城市文学想象与建构的讨论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城市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主要的栖息地。长久以来城市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和建构一直都有悲剧化和悲情化叙述的倾向,但人类一直没有放弃在城市中寻找诗意的可能。城市中的“人”与“诗意”是城市文学想象与构建的一个重要且颇具争议的话题。通过对城市中的“人”与“诗意”的讨论,我们力图用一种新的创意和想象,来建构新的诗意,实现人类在城市诗意的栖居。     

外向型与内省化——柳永、周邦彦词情比较研究

历来治词者已注意到北宋词坛上柳永、周邦彦之间的承传和改造关系,但视野往往拘于艺术形式方面,对于他们之间由于审美取向的不同而导致的作品情感意蕴的差异论述不多。从这个角度切入,本文结合作家身世、社会背景和具体作品进行动态考察,描述了北宋词坛上词情由外向型向内省化、审美趣味由俗至雅的演变趋势。     

论现代格律诗回归的可能性

现代格律诗是最具有民族精神和现代意识的诗体，它的基点坚实且具有开拓精神，后期的继承者对诗体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发展了这种诗体，使它更具鲜活的生命力和美感特征；而当前自由诗正是因为缺乏民族精神和真正的现代化而难以为继，这就为现代格律诗沉寂了多年后重新回归提供了契机。     

重新审视鲁迅与革命作家的斗争

从当代大陆文学的历史教训来重新审视鲁迅与革命作家的内部斗争,就不只是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的意气之争,而是鲁迅试图纠正革命作家某些“左”的做法,阻止阶级写作形态的泛滥和政治文艺的形成,维护个体性自由创作所做的努力。鲁迅的斗争是很有远见的,对新中国文学具有反思的意义,它从实践上再次证明了鲁迅思想的历史穿透性。     

权德舆与韩愈关系探微

考察了权德舆、韩愈两位中唐前后相续的文坛盟主的关系.认为虽然权、韩存在诸多交游的时空条件和思想基础,但终未见有文字上的往返,这反映了以权德舆为首的贞元后期的文人群体,重清检礼法,不与或少与浮薄、躁进的进士新贵来往的人事交往关系.其中既有政局变更的原因,也有艺术追求、人生意趣的不同等方面的因素.显露出中唐新旧交替文人代际间转换关系文坛新秀既保持着对前辈们的应有尊敬,也在不断地突出前辈的牢笼,为树立起自己的门庭大胆地拓展着.     

“诗”与“画”边界研究:以王维诗为中心

新时期"诗"与"画"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否定者和肯定者两个派别。否定者认为,诗的表现力远比画强,所以"诗中有画"这样的说法欠妥;肯定者认为,画的表现力与诗相当,这在中国诗与中国画关系中更是如此,所以,"诗中有画"是不可轻易否定的真知灼见。     

宋代庐陵诗词作家作品量的统计分析

宋代庐陵地区出现了一大批诗词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在中国区域文化中也是一个奇迹。本文对宋代庐陵诗词作家作品量的统计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该地区文学艺术发达的成因。     

以赋为主体的理论归结——论《文赋》的思想主旨

西晋的辞赋创作极为兴盛。陆机把赋的表现领域拓展到诗赋创作自身,以赋体的形式呈现出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赋》论述的对象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辞赋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陆机结合自己创作心得对汉魏以来的诗赋特别是辞赋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调适了诗、赋两大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