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人性论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荀子是先秦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观,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荀子的人性论是以＂人性趋恶＂为逻辑起点,以＂礼义之道＂为落脚点,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寻找人性上的依据。荀子的人性论闪烁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对两汉时期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影响

人性论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根据,要进行道德教育就必须首先理清人性论问题。先秦儒家道德教育的人性论不但对当时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包括两汉在内的后世儒家道德教育的人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学者孔子、孟子和荀子提出了各自的人性论思想,他们的人性论影响着两汉时期董仲舒与《白虎通义》中的人性论思想。     

关于中国性情论史的学术思考

性情论话题,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既不断地发展深化,而又长期地变动不居。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性情论,一方面以＂情＂激活了传统思想中某些已失去活力的部分,如礼乐、人性论等;一方面又十分警惕非理性的情、欲可能走向自由无限性的倾向。对于性情论这一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存在,过去哲学史、思想史界对它的研究,受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西方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认为先秦之＂情＂无＂情感＂义的陈见;二是反映先秦诸子性情论思想之文献的缺乏。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等先秦文献的被发现,使先秦儒家的重情思想和性情论思考浮出水面,并受到格外关注。准此,中国性情论史研究特别拈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先秦及后世性情论的基本形态,尝试对它们作一学术流变史的会通贯释。这有助于促动学者重新检视传统人性论内部结构的变化,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伦理基础重新定位,并包孕了平衡当代新儒家学者过度集中在心、性等概念上的诠释策略。从学科及学术思想的视野,中国性情论史研究在学术思路上应十分注重哲学伦理学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性与规约性,同时又注意从学科、学术交融中形成学术个性。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说 ,是先秦儒家“第一义” ,其义利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义、利何者为第一性 ;义利之辨证关系 ;如何运用义利观治国理财。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形成是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人性论出发分析先秦理财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学术思想自由.文化繁荣。产生了诸子百家。诸子如孔子、孟子、庄子;百家如儒家、法家、道家。史称"百家争鸣"。人性学说是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当时理财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人性论说起.揭示人性论本质,并以此分析先秦的理财思想。并以古为鉴。分析提出现代财政思想。     

先秦儒家财富观的人文性

先秦儒家丰富的经济思想,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财富观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等思想,在重视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更重视精神利益的实现。这种以实现人的自身对于社会和国家价值的高度伦理性经济思想无处不彰显了先秦儒家对于个体修养、个人价值的重视和寻求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人文精神。     

韩非“法”治哲学探微

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建立在他＂凡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韩非的法治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法＂论。纵观《韩非子》,它的＂法＂、＂术＂确实与＂道＂、＂德＂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可以这样理解,人性论,＂道＂＂法＂之论,二者合一,才能使完整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成立。本文试图从《韩非子》中的＂道＂＂法＂之论出发探析韩非法治思想,以窥韩非法治哲学的根据。     

从《中庸》看先秦儒家的君子之道

先秦时期,＂君子＂被孔子赋予道德方面的含义,并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结合《中庸》所论＂慎独＂、贵＂诚＂、＂时中＂等思想,正可一窥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作为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君子之道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说、“大一统”论以及“人有善质而未能善”的人性论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突出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显著的人本性和继承的创新性等基本特征。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对于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修辞学的角度重新解读《鬼谷子》

《鬼谷子》是先秦纵横家学派唯一的理论著作,蕴含丰富的修辞学思想。这篇文章以西方修辞学理论为视角,主要从＂修辞的定义＂、＂受众的分析＂、＂修辞的自我韬晦＂、＂修辞的文体风格＂四个方面重新解读了《鬼谷子》,指出了《鬼谷子》中的修辞思想与西方某些占主流地位的修辞学理论的一致性,从而肯定了这部书中修辞学思想的精妙和先进,强调了该书对于研究西方修辞学的中国学者的重要意义。     

王阳明人性思想探析

王阳明在批判吸收既往的人性思想的前提下,构建了一套以气为基础、以良知为核、以至善为目标的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人性思想。王阳明的人性思想试图消除宋儒二元人性论的紧张对垒、提出了富有辩证思想的道即性即器的人性论。该理论为明代人性论的转向、彰显人的主体性以及沟通生死等层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为当代人性论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冯友兰理性人性论刍议

冯友兰的人性思想是一种理性人性论.冯友兰的理性人性论与中国传统道德的人性论并不矛盾,相反,他的理性人性论是对传统人性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圣王崇拜”与“圣人崇拜”及其历史影响

在古代典籍记载中,＂圣王＂与＂圣人＂并没有从逻辑概念上加以严格地区分。先秦儒家作为诸子中的显学,并在后世挟六经以压百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它的＂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思想对于古代社会影响最为深远。作为先秦儒家三大儒的孔、孟、荀皆抱有根深蒂固的＂圣王崇拜＂之信仰,由于周敦颐、邵雍等人对孔子的极度推崇,产生了新的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道统信仰体系,真正取代圣王崇拜,成为儒家主流的信仰体系。＂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都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分析了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基本内容,阐明了其对于我们坚持“以德治国”的方略,构建和谐社会等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孟子》、《孝经》的孝道思想比较

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文献,《孟子》和《孝经》对＂孝＂都有着丰富的论述,前辈学者已经指出了两者的相似性。通过从＂为何行孝＂、＂何谓孝＂以及＂如何行孝＂等三个方面比较二者所蕴含的孝道思想,可见《孝经》与《孟子》的论述既有某些契合之处,又有着明显不同。这些不同显示出《孝经》鲜明的＂移孝作忠＂和＂教孝劝忠＂的思想特点,反映了先秦时期孝观念变化的一个侧面。     

人性的德育诉求

人性论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中心内容,也是道德教育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和理论基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说,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直接影响传统知识阶层的道德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人性论的角度审视传统儒家的德育理念,道德教育之必要;由于人性中的欲性,道德教育之可能;由于人性中的知性和仁性,道德教育之根本途径,在于"为仁由己",这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孔子到孟子、荀子,以至于以后的儒家学说,基本上都是这一人性内涵的演绎和发展。     

论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

南朝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从先秦圣人观发展而来,经过两汉及魏晋学术的熏陶涤荡,吸收融合佛道思想而成型。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从内涵、人性论基础和价值启示等个方面都凸显出儒为宗、融合佛道的特征。     

先秦儒道的立言根本--诚信

先秦诸子时代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确立了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价值形式和人之安身立命之所。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先秦儒道的诚信思想,深入挖掘诚信资源,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