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

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以程朱之学为背景,认为圣人无需思虑的原因是其能够去除思虑之私心、顺应万物自然之理并体悟天理。通过扬弃程朱之学,王阳明建构起了对“何思何虑”的独特理解,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何思何虑”的性质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而非效验;第二,达到“何思何虑”的主要途径是思虑天理和致良知,次要途径是去除私心;第三,去除思虑之私心的根本方法是穷此心之理,而非于事物上穷理,亦非分居敬和穷理为两事。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在明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阳明心学而非程朱理学成为众学者理解“何思何虑”时的主要参照。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顾应祥理学思想引论——以《惜阴录》为中心

顾应祥针对阳明后学16世纪中后期陷入虚寂和缺乏真实功夫的困境,在晚年猛烈批评阳明心学。特别是其作为阳明门人的身份从心学阵营内部对老师的思想进行批评令人寻味。在其看来,王阳明放弃了性善论导致诚敬功夫的缺乏,使天理丧失德性的浇灌,容易使读书人走向功利主义歧途。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观也与爱有差等的传统礼法秩序相悖。分析顾应祥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部分阳明后学是如何向传统程朱理学回归的,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批评阳明良知学的,这有助于增进对阳明学的了解。     

论阳明后学对“良知即乾知”的诠释及其争论

“乾知”出自《易·系辞上》,汉唐易学多以“知解”“知觉”释“知”,并未将“乾知”看作一词。阳明心学兴起后,浙中王门的王畿使用“良知”这一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解释“乾知”,提出“良知即乾知”这一命题。王畿此说的用意在于借助大生广生之“乾知”证明“良知”亦属实体性存在。也就是说,“良知”既是道德领域无善无恶的心性概念,同时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这一思路在阳明后学以及现代新儒家处引发了一定争论。如何界定“乾知”与“良知”的关系,折射出学者对“良知”概念的不同理解。     

求心理合一以自得的儒家圣人之学——青年王阳明的作圣之功述评

以往哲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哲理的层次，而于其重工夫践履的特色则把握不够。本其工夫体验之所得以成说立教，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阳明心学亦不外是。阳明之心学确立于龙场悟道，而龙场之悟则直接源于其青年时期的作圣之功。他早年以儒家圣人为志向，以究心性命为旨趣，经反复体验探求，终于悟到心与理一、自得的“心学”宗旨及其工夫途径。了解了青年阳明的这一作圣工夫历程，对领会其龙场所悟之道及其整个心学理论之归趣均大有助益。     

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探微

以理、物、事三个核心概念的新阐释为基点论述了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提出王学的体系是基于价值意义关系的建立,进而分析了王学的内在思维特质以及与朱熹理学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其对“理”、“心”、“物”、“事”、“知”、“行”等语词不同于理学而赋予的新阐释。在“心即是理”这一心、理无二的前提下,确立了心所具有的统治地位。在确立我之为我的根基之后,通过“致良知”这一道德践履的方式,将现实生活的“物”与“事”联系起来,主张“知行合一”,从而完成了从个体内心向外在世界的过渡,也为具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提供了一种可能。     

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思想或行为,都是要实现"圣人"理想。因此,他的心学也可称为圣学,"圣人之学,心学也"[1]。在阳明那里,"心"是圣学的本体论,"圣"是心学的终极目的,通过不间断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成贤成圣,则是心学主体性要求下的终极承诺和终极托负,当然也是心学或圣学的修养论或功夫论。圣人代表了人生境界的究竟和人性实现的完满,成圣的本体依据就在价值创造之源的内在本心（良知）的自觉,成圣的终极目标则不能脱离生活世界时时处处的当下道德实践。圣人之学就是尽心之学,尽心之学就是实践之学、超越之学。以"心"为出发点,…     

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

明代大儒孙应鳌,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人,官至工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19岁时,受业于王阳明大弟子贵溪徐樾,“即传其所受阳明心斋之学”,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对儒学,特别是对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造诣颇深。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评其为“海内群以名臣大儒归之”。孙应鳌乡居时,筑学孔精舍讲授儒学,为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作出不小贡献。其《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简称《琐言》),“为乡里立教”,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宋代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以及他们讲的穷“理”的途径比较繁难,士大夫把程朱理学当成获取名利的工具,使其学说逐渐丧失对人心的羁绊作用。王阳明批评明代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因此,他想从整饬人心     

格物致知观的发展－从朱子学到阳明学

“格物致知”自在《大学》中作为道德伦理修养的命题提出,经“二程”、历朱子学到阳明学,其内涵有了很大变化：在程颢、程颐那里,“格物”即是“穷理”;朱熹则认为“格物致知”即是要探究自然界即伦理道德 现象以求内在规律,在他看来,这内在规律也即“仁义礼智之总名”;“阳明则是把我“心”之“良知”推致到事物上,事物就有了“理”,一切事物之“理”,皆有我心推演出来,从而解决了朱子理论一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和所格之理与心中之理无法统一的矛盾。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格物致知观有很大不同,但都服务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江左王门心学的发展

王向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心学理论体系，它既符合时代的要求，亦比南宋法学精致和完整，但亦显示出更明显的内在矛盾．所谓“皆能推阳明未尽之意”的江右王门学派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地补充和发展阳明心学，王学正传邹守益详细阐发了师说的社会和认知功能，但没有缝合其内在矛盾，聂豹、罗洪先从逻辑上推出了“致良知”的功夫在于“归寂生静”。但过于玄妙的结论使其在功能上不大切实可用；刘邦采、王时槐重新审视心学的理论前提，提出了“性命兼修”和“透性”“研几”的修养理论。江石王学的“实──虚──实”的发展历程，构成了明代后期学术思想的主旋律．     

从生死考验到道德觉悟

龙场的经历和宸濠忠泰之变是王阳明人生经历中的两件大事,王阳明的思想在这两次事件之后都发生了变化:龙场悟道后,阳明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心学思想;宸濠忠泰之变后,阳明"始揭良知之教"。这两次事件对于阳明来说都可以看作是"生死考验",而在这样的"生死考验"之后,阳明均实现了某种意义的"道德觉悟",这一顺序似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分析生死考验对于阳明思想发展的意义,从阳明对生死问题的理解上来看阳明的学术发展,尤其是从这一问题入手,丰富对阳明"良知"的理解,即阳明的"良知"实包含德性之外的丰富内容。对于儒者阳明,并不存在独立于道德问题的生死问题,阳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是内化于其道德修养之中的,对于生死的超越,是阳明道德觉悟的契机,也是道德觉悟的直接体征。     

论阳明心学对图书馆员伦理养成的意义

图书馆协会制定的图书馆职业规范有助于图书馆员的管理,但对于图书馆员酌伦理养成仍有欠缺。阳明心学提倡的“致良知”,对于图书馆员伦理养成有启示意义。图书馆员应本着自己的职业“良知”。在职业实践中发用自己的“良知”,从而全面养成自己的职业伦理。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道德感情和法则二义分析--兼论其表达方式的缺陷及引起的问题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他的心学体系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圆融的概念，即包含着道德感情和道德法则二义。但是人们容易只从道德感情方面来理解它，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批评者的意见和对于他的学说在误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后学当中。对此加以分析并指出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有利于对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准确把握。     

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

本文是作者有关王阳明心学实践伦理学和德国现代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主体论的对比研究,目的是在作为中国仁学代表之一阳明实践心学和胡塞尔主体本位主义之间设定人类伦理学的共同根据:意志伦理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基础.作者认为在人类一切信仰和道德体系中,中国仁学表现出伦理学上最确当的立场,这首先是指人本主义主体内独立意志存在之肯定.但是无论是王阳明心学还是胡塞尔的主体学,都是在各自生存时代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其各自的伦理学思想都与其他相关历史思想因素结合在一起.本文意图通过将两人各自的“心学伦理学核心”与各自的其他关联方面加以合理“分离”,以突显主体的独立地位.本文所谓的“还原论”,实即从各自论述话语系统中进行主题逐一“分离”之谓.对于王阳明,还原论主要指将其心学与儒教政治社会观和禅学宗教观的分离.对于胡塞尔,主要指将其本体论和其西方形上学和逻辑学体系加以分离.本文的论述属于此一比较研究的描述性初阶,用以作为今后仁学、阳明学、以及现象学伦理学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准备.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他在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试比较聂豹与邹守益的“致良知”说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心学思想中较为成熟的一种理论,也是王门后学讨论的重要内容。江右王学是阳明心学的重要流派,此派坚持“由功夫以悟本体”的路向,通过渐修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但江右王门学者在“寂”还是“感”时“致良知”,以及“良知”与“意念”的区别等问题上,却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试就江右王学的聂豹和邹守益关于“致良知”理论中的“先天之体”、“未发已发”、“寂感”、“诚”、“明觉”等问题作些比较探讨。     

朱子学与江西之学

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有诸多学派,朱熹之前已有濂洛关闽之分,在朱熹之时,亦有江西之学、湖湘之学、浙东之学诸派.朱熹之后,历朝同样有诸多学派.朱子学派称"闽学",但朱子学不等于"闽学".朱熹称二陆之学为"江西之学",但陆象山之学不等于"江西之学",江西之学发脉于欧阳修、曾巩,经李觏、王安石,而成于周敦颐、张九成、陆象山."江西之学"以二陆心学理论特色得以"孤行于天下".江西是理学开源、心学萌生之地.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朱子学不入于江西,但江西是他讲学论辩任官施教的地方,朱子学与象山学同样在江西广泛传播,历宋元明而不衰.所以,江西是宋元明时代理学发展的核心区域.     

论王阳明心学的道德凸显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大师,其心学思想的形成是他一生实践成圣的道德理想的过程.在王阳明看来,一切学问都是为了人格的培养、精神境界的提高,他把道德学说从他的心学思想中凸显出来.王阳明心学的道德凸显是针对当时的道德沦丧、士风不竞的局面提出的救治之方.其心学就是一个以他的道德学说为核心的体系,该体系包含了心即理的人性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和致良知的道德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