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有死麕》诗旨考辨

《野有死麕》诗旨历来解读颇多,主要观点有恶无礼、刺淫奔、述杀礼、赞贞女、叙民风、寄托言等。诗中"麕""白茅""朴樕"等名物,反映先民思维观念与先秦风俗礼制,为传达诗旨的重要意象。结合《诗经》编修原则与历史语境,《野有死麕》之诗旨应为"恶无礼"。     

《毛诗序》和《诗集传》对诗旨理解的不同

作为《诗经》宋学的集大成之作,朱熹的《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有批判,突破《毛诗序》"美刺言《诗》"对诗旨的牵强附会,主张"以诗言《诗》",试图从文本出发探求诗的本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诗的本来面目。朱熹虽对序是否合乎诗旨产生怀疑,主张不依序说诗,但在具体释诗过程中存在并未完全废序的现象,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魏源《诗古微》解说《国风》诗旨特色探微

在解说《诗经.国风》诗旨方面,魏源《诗古微》颇具新颖独到之处：一是注重《诗经》诗篇本意的探讨,否定《毛诗》美刺说,大胆解说爱情诗,有助于恢复《诗经》的文学审美;其次,魏源论诗注重地理风俗视角,但没有停留在泛论层面,而是和具体诗篇的诗旨分析密切相连;同时,魏源没有古今汉宋的门户之见,在吸收《毛诗》合理因素的同时,大胆采用三家诗说,广泛吸收宋儒诗说,可谓融贯群言,兼采各家诗说。     

先秦《诗经》接受与原始宗教思维——《诗》的原生态的追寻

《诗》的至高性体现为它的＂法典性＂,即所谓＂宗教性＂,也就是《诗》在其接受过程中呈现的若隐若现的＂神性＂——原始宗教思维（动作、仪式思维）。通过引《诗》、赋《诗》和用《诗》,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宗教思维围绕《诗》所发生的内化、外延和转化。这让我们不得不猜测《诗》的原始状态便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咒语＂或＂祈祷辞＂。     

“孔氏之门如用诗”义辩

在《诗品》中,钟嵘的一个＂孔氏之门如用诗＂之喻,令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的学者为之却步,有少数研究者尝试作出解释,却终不得要领。笔者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探索,首先针对个别学者对＂孔氏之门如用诗＂之喻的合理性提出的质疑,进行了多重辩驳。在对三种不合钟氏原意的理解作了逐一剖析之后,笔者以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视角,对＂孔氏之门＂和＂用诗＂作了探究,最终提出了可行的解读方式。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亚枝花”之“亚”释义

白居易诗题＂亚枝花＂之＂亚＂,历来释义不一。根据其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与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的解释,结合元稹《使东川.亚枝红》自注,取其纵者而言,意为＂低＂、＂俯＂、＂垂＂,＂亚枝＂解为＂垂枝＂较为恰当。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清代阮元的三家《诗》研究

阮元的《三家诗补遗》是清代较早的三家《诗》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在王应麟《诗考》的基础上多有补充,二是提供了关于三家《诗》派别划分的诸多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多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但给后来的三家《诗》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     

“无心插柳柳成荫”——论《现代》杂志与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

探讨《现代》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编者在社会变动中采取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立场,大量译介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中的努力实践使得本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潮流的《现代》,却于＂无意＂中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潮的崛起。     

“诗佛”王维的佛诗艺术简析

王维素有诗佛之称,他＂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从而使其诗歌佛性十足,正确理解这三个方面,是理解王维诗歌的关键。     

浅析“诗为活物”

钟惺从本体论论说了作者与读者理解不一致的合理性,不拘一格地提出＂诗为活物＂观点,认为正是创作主客体及文本自身的＂活＂性成就了＂诗为活物＂。其具体表现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断章取义＂、＂自情自得＂,充分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阐释的哲学意境。     

诗言外交

外交本是一门讲究含蓄的艺术,以诗来言外交,其含蓄,其深邃,其哲理,或许比常规的外交方式更胜一筹。人们常说“诗言志”,殊不知诗还可言外交。外交本是一门讲究含蓄的艺术,以诗来言外交,其含蓄,其深邃,其哲理,或许比常规的外交方式更胜一筹。我国春秋时,使节必须会《诗》,所谓“达乎诗而使”。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当时,熟悉《诗》是使节一     

论汉代《诗》学对《诗》的理论统括

汉代《诗》学对《诗》的理论统括，其路径在于用补理性的武器将《诗》的极富个性生命情感（或感性）化的东西和超理性的敬畏膜拜“天”的仪式及心理驱赶到道统域。探究其路径的话语含蕴于我们今天仍有进一步阐述之必要。     

翁显良先生的译诗观

翁显良是诗歌翻译仿译派的代表人物,对古诗英译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他不朽的译诗作品和文论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这一翻译理念：译诗关键在于＂再现意象＂、＂改创声律＂。     

经学思想史视域中的先秦《诗》学文献——对《诗》学思想表现形式的反思

以往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论《诗》、解《诗》材料为基本素材。而有关《诗》的编纂、传习、应用情况的记述,由于其主旨都不在于思想的阐发,因而多被作为辅助性材料来使用。在这种认识下,先秦时期可供思想研究的《诗》学材料十分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赋《诗》、引《诗》的记载中分析、把握用《诗》者对《诗》的理解。此外,《诗》学思想的表达也并不局限于对《诗》的理解。引《诗》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纽带,将引《诗》所佐证的思想观念联结在一起,并由此组织起一个自由的《诗》学义理空间。引《诗》条目的组织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独立的篇章中自由地表达其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见解。这构成了《诗》学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浅析玄学派诗歌的特点——以约翰·邓恩诗中运用的“奇思妙想”为例

本文试着介绍玄学派诗歌的特点。以约翰·邓恩的《告别辞：莫悲伤》、《跳蚤》两首诗为例,对玄学派诗歌采用的＂奇思妙想＂进行分析,探究其独特性及对20世纪现代诗歌的影响。     

《诗经·终风》篇诗旨集评与新探

《终风》篇的诗旨历来歧说众多，文章一方面对此作了分析汇总，同时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不同前人的新说，认为此诗是一怀春女子在阴雨天由于思念心上人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