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境中的科学

科学是社会的产物,其发生和发展只能在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说明。科学本身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只能在社会历史中得到解释。本文运用语境分析方法,将科学当作一种文本放到产生它的社会大背景中去考察,提出“社会语境”和“科学语境”的概念,探讨了它们的结构,进一步揭示了语境作用于科学的机制和科学语境产生科学知识的机制。     

科学的社会契约与后常规科学

科学的社会契约描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府以经费资助和给予科学家自治权来换取科学发现及技术创新。随着科技活动的发展,科研方式、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契约的两个隐含前提——科研诚信与线性模式——受到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冲击,使原契约关系受到了挑战。后常规科学描述科学知识生产的新状况中科学知识质量标准的转变以及对同行评议的质量控制方式的扩展,为科学的社会契约的调整方向从理念上提供了启示。     

社会环境对农业科学的影响

农业科学作为一项事业，它的出现、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地得以实现的，而是一定时代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著名科学社会学家B．Barber认为，影响科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有结构差别和文化差别、价值体系、工具需要、经济因素，政治结构和需要，宗教、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的分层制度等。科学哲学家G．F．Kneller认为，影响科学的社会文化因素有世界观、思想方式，哲学，民族的科学传统、舆论、教育、政治和经济等。本文主要讨论经济、政治期社会意识形态三种环境因素对农业科学发展的影响、制约作用。     

论科学自主的社会根源

在整合科学与社会的哲学努力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构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主张,“科学的”和“好的”不能划等号,好科学要由好社会来提供担保,而好社会的关键在于奉行民主协商原则。基切尔选取的规范性立场,实际上要求用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支配科学的进展。这里也有风险,整体利益可能落不到实处,结果和强纲领的情况一样,科学对社会成见的矫正力量倒是先失去了依据。本文主张,通过阐明科学自主的社会根源,兼顾科学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科学的约束两个方面,实现科学与社会的更好整合。     

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

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的进展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的文化研究，其实质是科学观念的变迁，即以实践的科学观取代表象的科学观。宏观上对科学论的进展作出描述，提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以及解决进路，即强调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反思性特征。     

“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

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的讽刺之作的发秀,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     

社会风险的科学界定及其局限性

社会风险的科学界定提出了以一种专业化的方式并通过专家的权威,客观地确定风险的可能性。在科学促成并界定的风险与对这些风险的公共批判中,风险的含义一直存在着关于风险的客观性、风险的维度、风险的量化、风险的统计单位的争论。风险的社会文化的途径把风险讨论放置在一个社会建构的框架内,把风险看作社会化的过程,否认了绝对风险标准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为风险政策问题的系统阐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解决方案框架。     

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

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科学的发展机制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显著特点,这不仅是受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苏联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这一研究导向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与社会方面

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历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及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分会(DLMPS)主办的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大会。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第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于8月9日至15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这是该大会自1960年在美国召开以来,近半个世纪首次在亚太地区国家举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届盛会,他们在为期一周时间里,交流学术成果,建立中外学者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本届大会在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学术发展、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参会学者研究领域集中在哲学逻辑(包括非经典逻辑、逻辑与语言,逻辑的哲学基础,作为建模工具的逻辑)、一般科学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哲学等。在此,我刊特别就各个专题组织笔谈,以反映当前在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学科发展趋势。     

从社会系统机制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本文从社会系统机制的新角度，较有独到见解地分析知了宗教与科学的三大社会历史关系及其特征。认为宗教与科学这两大社会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作用机制，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载体，它与科学之间即有相互竞争，排斥一面，又有彼此依托，互相促进的另一面。     

学者社会的旨趣--从近代科学职业化谈起

17世纪中后期，欧洲科学逐渐实现了体制化，并形成以科学为业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同时，中国明清之际尽管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但基本上仍属于经验总结型的科学成就，却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科学体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学者社会尚未发生职业化的转变，他们的兴趣还是“为政治而做学问”，这种分野使得百年以后，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和中国复古主义运动运用科学方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大异其趣。     

科学发现的社会基础——评布兰尼根科学发现的赋值模型

科学发现研究是科学技术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自然发生的客观事件,发现的地位获得仅决定于发现的原始文本。布兰尼根通过对孟德尔遗传定律等案例的详细考察提出科学发现的赋值解释模型,主张科学发现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社会建构的结果,科学家和科学解释者根据可理解性标准从备选的研究成果中选择并赋予其发现的地位,同时,赋值模型对于多重发现和科学发现优先权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何以拒斥社会建构论?——论拉宾格尔对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回应

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科学家对此并不认可。化学家拉宾格尔从科学争论的终结与关于科学的争论的无终结的对比、另一种科学是否可能、社会建构论者反对的科学方法到底指什么及这种指责能否成立等几个方面对社会建构论提出了质疑。本文对拉宾格尔的质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价，并力求作出中立的判断。     

“科学终结论”社会反思

进入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重大发现逐渐稀缺。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关于科学终结的质疑。虽然该说争论已久,但疑云至今仍然遮蔽着科学视野。面对国家创新大势,有必要进行系统深入的再认识,以正确制定应对方略。重大科学发现应该具有革命性、受验性和简单性。科学衰落的成因包括研究客体的尺度变化、研究手段的力量限制和研究主体的内质嬗蜕,其中社会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根据科学前沿的实际,研究方向应该由纵向"掘进"改为与横向"回采"并举。科学不会终结,但其进步是一个量变和质变交互进行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与技术不同,科学量变中包括思想积累和灵魂自洁,经历的时间可能较长。     

科学理性与社会参与:论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这篇论文以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探索，着力探讨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论文首先是探讨近代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即从科学的器物，知识层面到科学的体制，社会层面再到科学的精神，价值层面，这个过程是科学家与中国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思想基础，其次论文是从一些典型事件来分析这种互动关系的科学－社会意义和科学－文化意义，即科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思想推动到体制推动，演绎出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论文最后拟探讨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及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