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逻辑学研究对象的选择

如何明确教育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关系着这门学科的独立性。从教育学研究内容出发对此做出的划分只是把逻辑知识当作工具,且囿于传统逻辑范畴,使得这门学科成为教育学的子集。现代逻辑方法使用的划分主张逻辑服务于教育教学,实则暗含着逻辑教育的目的。杜威的教育逻辑实践对划分有重要借鉴意义。产生于西方的教育和逻辑在东渐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联系,教育逻辑学研究对象对应于教育与逻辑结合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这正是教育逻辑学产生于当代中国的必然性所在。     

2008年诺贝尔科学奖的联想

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看,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精确,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良好的求异求新传统。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直观、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思维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不够注重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科学缺少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我国科学文化传统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也许是我国至今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因素之一。     

论“礼”对中国悲剧意识的制约

中国的悲剧意识有其独有的丰富内涵,而没有必要以西方意义上的悲剧意识为标准,这不过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定势而已。中国悲剧意识中并不缺少西方美学范畴的悲剧意识,只是表现有所不同罢了,而＂礼＂正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由于＂礼＂的强大＂,礼＂的阻碍,最终使中国悲剧意识消解了。     

中国科学文化必将复兴——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五

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一些精粹内容将要复兴，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作为对“还原论”方法的补充，还需要从整体上研究复杂性事物的方法．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又在这一方面做得最成功，积累最多的经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最精粹的内容之一．就是从整体上研究世界、研究人类、研究事物的．离开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你要想从整体上去研究复杂性事物是非常之难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都没有掌握这种方法，而中国早就掌握了．到现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经验．西方文化要从头去创立这种方法很难，不是说几十年、几百年就能突破的．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只要总结得好，去芜存精，把确实迷信、愚昧的东西去掉，保留它的精髓，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再加上学习西方文化，中国的科学文化一定会复兴．     

中国科学文化必将复兴--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五

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一些精粹内容将要复兴,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作为对"还原论"方法的补充,还需要从整体上研究复杂性事物的方法.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又在这一方面做得最成功,积累最多的经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最精粹的内容之一,就是从整体上研究世界、研究人类、研究事物的.离开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你要想从整体上去研究复杂性事物是非常之难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都没有掌握这种方法,而中国早就掌握了,到现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经验.西方文化要从头去创立这种方法很难,不是说几十年、几百年就能突破的.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只要总结得好,去芜存精,把确实迷信、愚昧的东西去掉,保留它的精髓,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再加上学习西方文化,中国的科学文化一定会复兴.     

《诗经》中的理想爱情模式--从中西方爱情观念比较引出的思考

爱情是古往今来人们歌唱不已的一个主题，但经过比较，就会发现中西方文化中爱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差异。本文试图从中西方爱情观念的这种差异出发，结合传统文化的研究重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爱情模式，以期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与重视。     

詹明信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对大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大众文化承担着后现代主义社会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詹明信后现代文化理论对于我国大众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深入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与重组,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更好地解决中国出现的问题,使中国文化健康发展。     

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运行机制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并以我国社会转型作为背景依托，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主文化和亚文化、文化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要解决这种矛盾，就要在客观反省传统文化中超越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超越西方文化，在利用市场经济的同时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大力弘扬主旋律是我国文化转型成功的关键。     

古今中外类逻辑思维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类逻辑是逻辑学中的重要分支,它以类为核心概念,以类比推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类逻辑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起源与发展路径:中国古代,墨家的"故""理""类"三物逻辑为类逻辑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作为逻辑学创始人,在研究三段论时离不开类逻辑思维;培根在科学实验中推崇归纳法,其中也蕴含了大量关于"类"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中外类逻辑研究更加深入,类逻辑思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创新功能,是现代类逻辑研究的重点。     

中国文化中的整体功能思想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色

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艺术 .在中国文化中 ,整体功能思想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文化特色 ,这一点可从《周易》、《老子》、阴阳五行学说及中国的绘画、建筑、园林、书法等文化艺术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 ,中国艺术具有由整体功能思想而形成的艺术美学特色 .     

逻辑东渐与中国近代时期哲学的革新

西方逻辑在中国近代时期（1840—1949年）的第二次东渐,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逻辑东渐促成了当时哲学观念的新变化;第二,逻辑东渐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和方法;第三,逻辑东渐诱发了“逻辑哲学”这一全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出现。西方逻辑东渐对中国近代时期哲学革新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新文化建设蓝图的一种有益探索——妥善处理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进步文化成果,扬长补短,择优而从。     

中国文化中的整体功能思想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色

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艺术.在中国文化中,整体功能思想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文化特色,这一点可从<周易>、<老子>、阴阳五行学说及中国的绘画、建筑、园林、书法等文化艺术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中国艺术具有由整体功能思想而形成的艺术美学特色.     

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在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现代化的发展过程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锋，而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唯一的西方模式，所以在两种文化的交锋中，我们来寻找两种文化的最佳结合点，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唐前叙事与中国文化思维

用西方叙事学来解读中国叙事文本,从而创建具有充分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叙事学”,可以说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着的讨论,但是,十年弹指一挥间,这种努力却收效甚微。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反思其原因,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没有认识清楚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的叙事学本原差异,基于对西方叙事学“满腔热情”的引述和赞扬,导致了西方叙事学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不加区别的机械搬用;二是缺乏对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叙事资源进行系统总结,这里既包括叙事实践资源也包括叙事理论资源,尤其是对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有着基因意义的早期“准叙事”资源进行总结,因此往往并不明白我们自己的家底所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以为,既要认清中西差异,又要有充分的自知之明,踏踏实实地首先把基础的工作做好,才有可能建构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叙事学”。本期组织的笔谈,即是一组相对完整的先秦至隋这一中国文化基因形成期的叙事总结,相信会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发展中国网球文化的思考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中西方网球文化的现状与全球网球文化发展的特点,旨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球文化发展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中西方网球文化在网球物质文化、网球制度文化和网球精神文化都存在较大差异,并提出中国网球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网球物质文化;健全和完善网球制度文化;整合中西方网球精神文化.     

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框架中理解幽默?

在系统地梳理幽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理解以及西方幽默理论和中国幽默起源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视角探讨幽默的跨文化差异,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为基础,总结中国式幽默的特点。指出探索中国人幽默人格的路径,提出从心理距离和辩证思维等视角对幽默做进一步研究的思考。厘清上述问题对理解文化与幽默的关系以及中国式幽默的内涵有重要价值。     

都市农业的文化影响特征分析

文化与农业之间存在着长久而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国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其悠久的农耕文明,同时,中国文化的演进也一直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从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发展直到现代的都市农业,文化对农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文化如此深切影响都市农业发展并形成中西方不同的都市农业形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次分析文化的基本特质,并从这四个层次分析文化影响下都市农业发展的特征.研究表明,在多层次文化影响下,中西方都市农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特征.对于都市农业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可以为都市农业优化升级提供参考,为农业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直言命题的运用并非纯逻辑的——评逻辑教材自身的逻辑矛盾

普通逻辑(或称形式逻辑、传统逻辑)所研究的命题形式(或称判断形式)之所以具有抽象的概括的与纯形式的性质,是因为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或称思维的逻辑形式)时,要暂时撇开思维内容。而现行逻辑教材中,谈及“正确运用直言命题”时,却不顾这一特性,将命题的形式与命题的内容“相提并论”。既然逻辑学只研究逻辑问题,就不该涉足非逻辑问题;命题运用既涉及逻辑问题,也涉及非逻辑问题,就不能推给逻辑学去解决,否则,必然出现逻辑矛盾: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只是思维形式,同时,它又不仅限于思维形式。     

2011语言逻辑和符号学学术会议在我校隆重召开

2011年6月11日,由重庆理工大学与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和符号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承办、浙江省逻辑学会协办的2011语言逻辑和符号学学术会议在重庆理工大学明德楼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十几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数十名逻辑学精英汇聚一堂,就相关论题展开充分而热烈的交流。     

“大中华”/“大西方”日本观的终结

检讨起来，两种东西深刻地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日“大中华”，一日“大西方”。从文化心态上说，前者表现为华尊夷卑、崇内鄙外的文化自大，后者表现为崇洋媚欧、“月亮也是西方阿”的全盘西化。从思维方式上说，前者一切皆从中国寻找根据，以中国的尺度对日本加以裁剪，按照这种逻辑，日本的一切来自中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翻版；后者处处从西方寻找根据，以西方的标准对日本的一切作价值判断。其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