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存有弊端,应有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取代之.而实现法律真实这一证明要求的手段,即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既有其合理的根据,又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法官在适用这一标准定案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试析刑事证明标准理论之法律真实说

我国学者们缘于对1996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所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的讨论,将“法律真实”引入刑事证明标准理论,法律真实说驳斥客观真实说曲解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客观真实说的缺陷作了切中要害、准确而深入的分析,因而,在与客观真实说的论战中逐步获得来越多的支持。然而,法律真实说由于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使其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本文介绍了几种主要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并且考察了西方两大法系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在借鉴了西方两大法系的精华和总结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具体构想.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衡量证据事实的最下限的标准，我国在未来出台的民事证据法或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设置相关的程序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应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应对高度盖然性标准从低到高的程度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探究该证明标准从低到高的程度用法律语言如何表述，特别是法官对证明事实不同程度的心证在民事判决书中的表述方式，对不同性质的民事案件的适用角度分析其层次性，以清晰的系统理论去指导司法实践。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传统的三大诉讼同一的“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与当今学术界积极倡导的“高度盖然性”民事诉讼最低证明标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以及本质上的统一性。民事诉讼应有自己的证明标准,其证明标准内部应有层次之分。在“自由证明”与“法定证明”相结合的模式下,合理地对“盖然性”进行程度量化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体现。     

我国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缺陷分析

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长久以来,基于种种原因,我国采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然而这一诉讼证明标准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无视三大诉讼以及相关诉讼证据制度的特点,有碍程序自身伦理价值的实现,同时又与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相左。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缺陷,因此一元化证明标准必然向多元化证明标准进行转变。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新释

长期以来,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过于抽象化、客观化和理想化,已不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需要对新刑诉法第141条进行重新认识。比较而言,国外的公诉证明标准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且更具可操作性。我们宜吸收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因素,确立“证据清楚有说服力、预期可予定罪”的公诉证明标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确立依据及当代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基本依据和目标指向,而且为衡量和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供基本尺度。结合时代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对于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目的解释之基本内涵

目的解释的目标是实现法律文本意欲实现之目的,而此目的是建立在文本作者意图与法律体系之意图基础上的.目的解释通过有机融合法规之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能够为法官对所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提供有力的证成.融合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目的解释,可以有效避免主观目的解释学说与客观目的解释学说单独适用时的偏颇.     

试论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

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是诉讼法学领域关系密切的一对概念,文章通过分析二者的关系,阐明二者也有一定的区别。     

论民事诉讼证明中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在民事审判中的良好运用,对于判断认定案件事实,定纷止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事实推定的概念入手,分析事实推定的哲学基础、现实意义,提出适用事实推定必须满足推定事实的难以证明性以及其与基础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性等一系列的条件.     

公诉证明标准的重塑——从证明标准的概念谈起

廓清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关系,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要求的旗帜下,从两个层次上对公诉证明标准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有足够证据"这一表述方式,并对如何具体把握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从庞杂的证明标准体系中理出一点头绪。     

浅析义务教育物理新课程的课程目标

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知识型和复合型人才,以前的教育模式存在许多缺点,而现行的素质教育也未达到理想的状况,文章通过对物理新课标的分析与研究,着重介绍新课标的内涵及其细化与实施,以期从事该课程的学习者和教授者对新课标有全方位的理解。     

等周定理证明史

等周定理是人类发现最早的数学定理之一，也是现代数学中一个重要定理，本文简要回顾了这一定理被证明的历史，对历代数学家的证明等周定理所作的努力与尝试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也指出这一定理曾是明清时期中西数学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怀特海论教育的目的

英国思想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作为机体(过程)哲学的创始人,其教育目的观深受其机体(过程)哲学的影响,同时还源于他对现代人自由的丧失和教育异化的深刻反思。怀特海提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为此,教育是一种融知识在内的(文化)智慧教育,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具有责任感和崇敬感的人才。     

有关条件不等式的参数法证明

本文指出并纠正了文[1]中的一个错误命题和两个错误证明。     

刑事诉讼证明主体的界定

鉴于目前理论界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主体的范围界定过大，因此有必要将证明主体与诉讼主张、证明责任、新诉讼模式等联系起来，以重新界定证明主体。在界定证明主体概念的同时，文章对证明主体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刑事诉讼证明的主体应包括公诉人、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法院等都不是诉讼证明的主体。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

刑事诉讼中一般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在某些物定情况下,控方只需证明初步事实的存在,其他与被指控犯罪相关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则转由被告方承担,如果被告方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推定,这就是证明责任的倒置,但并非所有被告人担证明责任的情形都属“证明责任倒置”,在一般情况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实际上是“证明责任正置”。证明责任倒置在形式上是“有罪推定”,但它对某些刑事案例件实体真实的发现极具必要性,也符合正当的法律价值取向。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须确立证明责任的倒置规则,但其适应范围须作出严格界定。     

论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与证明标准

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查明事实行为,是自向证明活动,具有客观真实的实体性倾向。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是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证明行政处罚事实依据的证明程度,是行政机关的证明事实行为,是他向证明活动,具有法律真实的程序性倾向。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相互影响,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具有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