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双边道德风险的服务外包线性分成契约

运用团队生产模型,考察了存在双边道德风险下发包方参与生产的服务外包最优线性分成契约。分析了产出弹性系数、成本系数和谈判力因子对线性分成契约的影响,指出最优线性分成比例由产出弹性系数确定。研究表明:谈判能力不影响最优线性分成比例、双方参与努力水平和系统产出,但能决定双方从合作中分享的剩余。最后,用数值算例验证了主要结论。     

多任务道德风险下应用服务外包激励机制研究

应用服务提供商(ASP)的服务绩效由其硬件条件及软件水平所决定. 针对如何平衡激励应用服务提供商在硬件及软件建设的多任务投入问题, 以客户企业期望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应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应用服务外包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 并分析了贴现率与成本替代强度对契约激励效果的影响. 研究表明, 贴现率较低时, 客户企业应选择正式契约对应用服务提供商进行激励; 随着贴现率的增加, 关系契约的激励效果增加; 关系契约中, 不同任务之间的激励效果具有互补性, 且随成本替代强度逐渐增强.     

不对称信息下服务外包中的客户企业参与机制

建立有效的客户参与机制能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外包服务项目成功率.针对不对称信息下,客户企业参与外包服务生产后,服务商是否会努力工作,以及如何激励服务商努力工作问题,建立了客户企业参与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客户企业参与行为对服务商工作努力程度、收益共享合约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客户企业参与行为与服务商的工作存在互补关系时,客户参与度与服务商工作努力程度正相关,且随着客户参与的增加与之匹配的收入共享激励系数应增加;反之,客户参与度与服务商工作努力负相关,且随着客户参与的增加与之匹配的收入共享激励系数应减少.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     

道德风险下重大工程协同创新激励契约设计

针对重大工程协同创新契约设计不合理导致创新效率低的问题,结合重大工程协同创新高度复杂、协同主体动态更替等特点,建立以创新产出和成果转化整体收益为目标的委托代理模型,设计双边道德风险下重大工程协同创新激励契约,从而求出最佳努力水平和最优激励系数等结果.并与无道德风险下的契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考虑双边道德风险时,...     

信息安全外包激励契约设计

研究了信息安全外包背景下委托公司如何通过激励措施来协调管理安全服务提供商(MSSP)的努力水平从而有效地控制信息安全风险的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和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三种契约模型,即一般惩罚契约、部分外包契约和奖励-惩罚契约.然后对不同外包模式的均衡结果分别讨论并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部分外包契约优于一般惩罚契约,但只有奖励-惩罚契约能够诱导MSsP最优努力的同时也使委托公司获得最大的回报.结论对信息安全外包的契约设计和风险控制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IT外包的质量风险防范契约设计与分析

针对IT服务质量测度不确定性和质量成本信息不对称两种质量风险因素,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质量测度不确定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质量成本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问题,刻画了相应的能够缓解质量风险的契约,并量化比较了两种质量风险因素对IT服务质量和客户企业期望效用的不利效应。研究结论为质量测度不确定和非对称质量成本信息下的契约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客户企业采取措施降低质量测度不确定性和质量成本信息不对称程度提供决策依据。     

一类道德风险情况下的最优保险契约模型

针对投保人的行为影响所保事件发生 ,但不影响损失大小的情况 ,使用委托 -代理理论建立了相应的保险契约分析模型 ,对这种情况下的最优保险契约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我们证明这种情况下 ,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 ,但所保事件发生后 ,投保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与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无关 ,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风险分担 .最优保险费与投保财产成反比.     

公共政策与创业企业中的契约安排

研究了公共政策与创业企业效率间的关系.由于创业者受到财富限制,许多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往往无法取得所需的外部资本,或创业者取得的股权少于合理的比例;同时,由于创业企业中存在双边道德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投入的努力水平无法达到最优.研究发现,政府可以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提高创业企业的效率,如通过事后财政补贴的方式,使得更多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获得创业资本,提高双方的努力水平;或通过对创业者和投资者设置不同的税率,改变创业企业股权配置的范围,有利于创业者取得更多的股权比例,从而提高创业企业的成功概率.     

生产外包中机会主义行为的非契约防范

为了防范生产外包中存在的承包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采取契约和产权的措施。但这类措施并不总是有效的,有必要采取一些非契约和非产权措施。通过建立和分析模型,讨论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生产外包企业应该采取的防范卖方机会主义的非契约和非产权措施。     

风险规避、双边道德风险与风险投资的融资结构

考察了双边道德风险情况下创业者风险规避的风险投资模型.首先应用变分法求得最优融资结构具有非线性形式.其次,给定三段线性融资结构,应用数值方法求解模型,发现三段线性融资结构大多数呈现出可转换证券的特征.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限定融资工具为可转换优先股所导致的创业者的效用损失较小.从而验证了风险投资中广泛采用可转换优先股的合理性.     

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最优激励契约与备货联合决策研究EI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研究了代理人过度自信对委托人最优激励契约设计及最优备货决策的影响,建立了代理人过度自信时的最优激励契约与备货联合决策模型,得到并比较了代理人过度估计和过度精确两类过度自信类型下委托人的最优激励契约与最优订货量决策,并数值验证了相关结论.研究发现:库存耗尽的阈值契约是最优的契约形式,且不同过度自信类型对最优联合决策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与代理人完全理性情况相比,过度精确(过度估计)会导致最优契约的奖励提高(降低)以及最优订货量降低(降低或提高);过度估计可缓解道德风险引起的最优订货量偏高现象,甚至产生比无道德风险情况下更高的利润,而过度精确可能进一步加剧订货量偏离现象.     

不对称信息下企业污染治理外包的契约设计

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排污企业将污染治理外包的契约设计问题.研究表明,当排污方无法准确估计治理成本,也无法观察到治污方努力水平时,排污方通过提供"对赌式"计费方式的契约菜单可以消除道德风险带来的影响,而常见的线性两部制计费方式则不能.排放标准越严格,超标惩罚越大,线性两部制计费与最优计费方式间的差距就越大.     

道德风险约束下的最优融资结构——动态金融契约研究综述

债务违约、企业资金链断裂与破产,以及宏观层面的金融危机等经济金融现象促使经济学家反思金融契约的资源配置效率与风险问题.以契约理论的建模技术为逻辑主线,以信息非对称环境中最优契约设计与融资结构优化为关注对象,结合融资结构、资产定价与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动态金融契约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评述,并根据金融契约理论发展逻辑导出公司金融与资产定价的理论融合方向.基于理论发展路径,初步探讨了动态金融契约理论的未来拓展方向,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特点给出了该理论的应用前景.     

信息技术投资、激励机制设计和组织形式的研究

探讨了信息技术项目特点,认为项目再发展研究对项目价值、项目费用非常重要;认为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用户和发展商有效地投资,是“提高项目价值,减少费用”的重要手段．本文深入分析了激励机制、再发展研究投资和项目实施的组织形式及相互关系,研究了用户、发展商“双赢”的谈判结果．可以得到三点结论：（１）利润共享机制激励下或／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用户、发展商投资不足,项目价值次优．（２）私有信息共享情况下,有助于增进投资．（３）利润分配规则,决定用户和发展商投资,决定项目的组织形式．     

产学研合作创新利益分配的激励机制研究

科技的发展使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然而,合作效率不高仍然是目前影响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最根本原因。针对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具体分析了各种可能情况下不同分配方式对企业、科研机构的不同激励程度,并给出了相应的算例说明。结论认为,含有预付金的分配方式未必能有效地激励科研机构努力,不设有预付金的分配方式(固定支付方式、产出分享方式)很可能更能激励双方努力,预付金额较高反而会降低对科研机构的激励程度.     

政府补贴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激励影响与福利分析研究

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之间会存在双向道德风险问题,考虑到创新的外溢效应,本文从可转换优先股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初创企业以及风险投资的微观激励影响,并且进一步从产业层面对比讨论了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冲击.研究发现事后补贴与公共服务配套都能够实现有效激励,让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都选择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尽管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实现福利增进,但是总体来看无法解决激励不足的问题,甚至还会导致激励扭曲.与此同时,从整体产业层面来看公共配套服务的成本优势使其福利效果优于事后补贴.而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依然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合作研发中的双边道德风险和利益分配

针对合作研发中研发能力和谈判能力对利益分配和研发模式的影响,运用纳什谈判解,构建了存在双边道德风险的合作研发联合生产模型.研究表明:合作研发实现的净收益随参与方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增大.分析了合作双方研发能力和谈判能力对最优线性分配比例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一方所得分配比例随自身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增大,随对方研发能力的增强而减小,但与双方的谈判能力无关.考察了研发模式的选择与研发能力的关系:只有当合作研发能实现正的合作净剩余时,企业才会采用合作研发的模式;当研发能力差距悬殊时,实力较弱一方应将研发业务外包给实力较强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