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五因素模型看屈原人格的悲剧性

以“大五人格”的特征描绘来观照屈原的人格特质,屈原在神经质、外倾性、经验开放性、认真性上应属于高分者的典型表现,宜人性上表现并不突出甚至偏低.在强烈的政治挫败感中,其神经质倾向明显,而宜人性偏低,二者互为因果,愈演愈烈,这两点正是其人格的悲剧性的主导方面.站在人性的高度,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屈原的心理冲突与困顿中的异常,把屈原当作一个“人”而非“神”来看待,我们就不会因其人格的悲剧性而否认其人格的光芒和人性的力量.     

试论屈原的君子人格

作为战国末楚国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一个富于创造能力、感情激越而感伤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士人相比，屈原人格烙上了士人格的深深印痕，但他与这个亚文化群体又有种种不同。其悲剧人格以及衍生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将他和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格区分开来，其人格是春秋以前君子人格遥远的嗣响。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论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文化渊源和背景

屈原作品表现出了诗人强烈的人格意识。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圣贤意识、历史意识等思想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战国"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生成影响颇深。     

论郭沫若对屈原的政治评价

郭沫若把屈原定位为坚决推动新兴社会制度成长、坚决反对没落社会制度复辟、始终同广大人民共同斗争的革命领袖人物。郭氏热情歌颂屈原长期遭受反动势力诬陷迫害,仍然为正义事业不屈不挠奋斗一生,最后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郭氏尊崇屈原为＂伟大的革命政治活动家＂,宣称两千多年的中国志士仁人都是在他的影响、感召下,继承他的意识进行斗争。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试论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创作的影响

环境对作家的创作是有制约作用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地域特征所造就的作家的气质、禀赋、作品风格差别甚大,这些差别又给文学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征。自然地理环境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风格、语言都有很大的影响。屈骚就是楚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风情陶冶下的产物,它最终成为楚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楚地浪漫感伤文学风格的形成定下了基调。     

郭沫若、闻一多论屈原政治活动的评述

有人提出：在“五四”以后，“首先对屈原爱国精神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是闻一多和郭沫若”。实际上。闻一多直到壮烈牺牲之前，都没有“对屈原爱国精神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郭、闻二氏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分歧。     

论余光中诗中的乡愁及其解构

余光中早期的乡愁诗,主要表达历史文化乡愁和对乡土古人的怀念;中期的乡愁诗,是对大陆、台湾、香港的怀念与想望;后期的回乡诗,无论是写台湾还是写大陆,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对其乡愁诗的解构。     

当牧神邂逅诗仙——论余光中和李白

余光中和李白,一个是诗人的浪漫,一个是浪漫的诗人;一个用诗歌构建理想的王国,一个以诗歌续写延绵的乡愁,两者内含相近的诗情气质、诗意才华。本文试图从诗情、诗艺以及余光中的四首李白造像诗着手,窥探“诗仙”李白和“牧神”余光中在艺术造诣与人格情操上的契合与差异。     

诗人与魂－论屈原与但丁

屈原和但丁堪称中西诗人魂,他们都具有先知诗人的品格,且经历了大致相似的人生磨难,其作品共为中西文化精神之丰碑。作为人类在困境中苦闷灵魂的象征性表达,但丁叙述了一个灵魂因理性和信仰而获救的喜剧故事,而屈原之魂,却因信仰的阙如,在痛苦的挣扎之中终因寻求无着而至沉沦,从而铸就了一个千古悲剧。     

屈原之作《九歌》思辨

楚辞是继《诗经》在诗学史上的又一次进步,奠定了诗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书楚语、做楚声、记楚物,其中包含的思想情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他的作品是楚辞作品中的经典,直接影响了汉代赋体的产生和兴盛.《九歌》作为典型的反映楚地文化和楚辞艺术的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

但丁和屈原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其勇敢的叛逆精神和高傲不屈的人格有着惊人的相似,又都为后人留下伟大的作品。所有这些从美学角度启迪人们思考:孕育着改革风暴的动荡时代,矛盾、复杂又开放的思想和深深的忧患意识,以爱国主义为其精神内涵且人格高洁不屈,具有开拓性的艺术独创等构成了一个伟大作家得以产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论曹植对屈骚的继承

曹植的诗歌精神及其艺术形式能够取得卓异的成就,除其本身的天赋灵质及人生的深沉感慨之外,也有对前代优秀成果的继承,其对屈骚的继承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与屈骚儒家人生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二、对屈骚“怨”的主题的继承;三、对屈骚“香草美人”模式的借鉴。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试论严羽、袁宏道二者之"趣"

“趣”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在严羽、袁宏道二人诗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严羽所谈之“趣”指“韵味”,而袁宏道所谈之“趣”指“自然”,二在内涵、目的、特征上有差别。而从禅学上来看,二也有根源上的差别。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屈原的贵族精神

屈原人格的伟大来自于他的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血统、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自我的完全确认以及在这种确认下的坚定不移。无庸讳言,屈原的贵族出身对其贵族精神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南北文化合流的影响。屈原的贵族精神表现在他敢于赞美自己、强烈的自信自负和坚定不移三方面。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