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格物致知观的发展－从朱子学到阳明学

“格物致知”自在《大学》中作为道德伦理修养的命题提出,经“二程”、历朱子学到阳明学,其内涵有了很大变化：在程颢、程颐那里,“格物”即是“穷理”;朱熹则认为“格物致知”即是要探究自然界即伦理道德 现象以求内在规律,在他看来,这内在规律也即“仁义礼智之总名”;“阳明则是把我“心”之“良知”推致到事物上,事物就有了“理”,一切事物之“理”,皆有我心推演出来,从而解决了朱子理论一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和所格之理与心中之理无法统一的矛盾。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格物致知观有很大不同,但都服务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论朱熹理学中的"理欲"与"义利"

本文通过对朱熹理学中“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以及“义”、“利”诸伦理范畴的简略论述,分析了朱熹理学“义利之辨”及其现实意义。     

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和禅宗的“顿悟”是一回事吗?——从理学和佛学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谈起

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直坚持反佛立场。他把抛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说成是佛学的“极大罪过”。可是,他在建立自己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时,又吸收了佛学的某些思想内容,借用了它的一些思想资料,或使用了某些类似的语言。这样,在朱熹的理学和佛学的关系中,就出现了一种既排斥又吸收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因此,对于其间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要进行过细的分析,切不可用一个模式到处去套。朱熹在宣传“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旦豁然贯通”主张。这主张同     

朱熹论"义"

本文以“义”为题。简略论述了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义”这一伦理范畴的诠释，认为朱熹所论之“义”。大致上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义者，天理之所宜；(2)义者，心之制。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将“气质之性”与“理”、“气”相混杂。进而杂揉以阴阳五行观念，对人所具有的“义”之品性加以限定。     

《孟子集注》注音探究

本文通过对《孟子集注》注音的探源与分析发现,善格物致知的理学大师朱熹对前人的注音成果并非全盘照搬,在以《孟子音义》为蓝本的基础上,广采众说,对于《群经音辨》《孟子张氏音义》《孟子丁氏手音》《说文解字》《孟子陆氏注》等书的音读是择善而从。     

论“甬上四先生”的存养工夫

“甬上四先生”除杨简外,都表现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融汇主张。舒磷的存养工夫表现出“平实”的色彩,他不太注重通过自身的冥神苦想达到对“本心”的领悟和融通,而是更多地依靠自身的渐次努力淬炼道德品质。舒磷很少讲象山倡导的“易简功夫”,倒是有一些去欲存理的渐进工夫。沈焕的精神气质与思想风貌与舒磷比较接近,在尊崇德性自觉,发明本心之善的前提下,还是着眼于躬行实践的踏实工夫。杨简讲“绝四”工夫,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将重点放置在“毋意”上,让本心保持一种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明鉴”的状态。通过“毋意”的修养工夫便可维护本心之善,使“心”恢复到寂然不动和无尘无垢的本来状态。袁燮认识到“先立乎其大”是引领人们从事存养工夫的先决条件,“心”与事物相接时要做到“以道理观之”,道理准则的运行依赖本心的知觉功能,强调本心是人的先天固有的,也承认后天环境对人的铸造,在修养论上呈现出调和的色彩,注重精思与兢业的并进工夫。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义利思想的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东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居于“源头”地位的思想巨匠。在他们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义（道德）利（物质利益）思想。两者之间的比较分析研究，对我们反省儒家思想和转型时期的价值重建颇有意义。一、人情之所欲与外在之善朱熹说：“利者，人情之所欲。”①即是说，利是满足人之需要的物质利益。“子罕言利”（《论语·子罕》，以下仅注篇名），但从其“言利”的寥寥数语中，则孔子不但承认“人情之所欲”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鼓励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在西京洛阳一带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形成了洛学学派。二程以“理”为核心和最高范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们也成为理学的奠基者。随着宋室的南迁,洛学得以南传。洛学在闽地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程门弟子杨时、游酢、罗从彦及罗从彦的弟子李侗进行。其中杨时、罗从彦、李侗都是南剑州人,史称“南剑三先生”。他们既是洛学在闽地的主要传人,也是闽学的先驱者,在洛学和闽学之间起到了中介和桥梁作用。祖籍徽州婺源、生在福建尤溪的朱熹曾从学于李侗,是南宋闽学的创建者,又是洛学的发扬光大者。朱熹在得“程氏正传”的基础上,又兼采众说之长,建立了一个庞大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由二程兄弟奠基、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在元、明、清三代影响深远。主要从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角度探讨二程洛学与朱熹闽学的关系。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二十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在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中，认识论占据了很大比重。从本章第一句，即开始讨论道德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关于什么是“道”，孔子一言以蔽之，“一阴一阳之谓道”。乾为天，为刚，为阳；坤为地，为柔，为阴，两者的有机组成就是“道”——姑且借用这个字，正如道家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别解“中庸”

“中庸之道”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至深,但人们也对它误会至深。“中庸之道”绝不是调和折中的意思,而是通往成为圣人君子的众多条“道”中的一条广大精深,水恒不变但又平常、平庸的“大道”,它是善的“中和”、万物的“一理”,方向指向至善,它提醒人们在当今的时代要善于为传统“制造”反传统的“一端”,才更有利于传统超越自身。     

论新安理学家的家学传统

家学传统是在新安理学家中普遍具有的一种学术文化现象,新安理学家的家学传承方式多样;传承内容多为朱子“论定”之经学;其家学传统对新安理学和徽州社会具有一定积极影响,同时,也有其局限性。     

"和圣"现象的历史、文化解读

“和圣”柳下惠，是“春秋”社会变革时代出现的一位偏于保守的历史人物，“安君利国”是其思想核心。孔子、孟子分别从“礼”学、“仁”学出发，对他作了肯定性道德评估，却缺乏具体历史分析。孔、孟后学为抬高自身地位、争夺话语权，在神化孔、孟的同时，也神化孔、孟曾肯定过的“和圣”。小生产的“民不自治”、依赖保护．是“恋圣”情结的社会文化土壤。应该努力避免对“圣人”迷信和轻蔑的两个极端，给古圣先贤以恰当的历史尊重，完成由“圣化”到“会民化”的历史转换。     

试论朱淑真诗歌的“个人化”写作立场

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朱淑真,在遭遇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与自身婚姻不幸的社会苦难和人生苦难的过程中,敢于冲破理学的清规戒律,站在女性性别的立场上用诗歌来表现个人的“私情”,真情吟咏,无所顾忌。她的作品从题材到内容,从风格到情感,都是女性情感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有限的人生梦想的书写,具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和“自我指涉”的私语性特征。     

中庸之道与经典诠释——朱熹经典诠释思想述略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由方法论层面观之,中庸思想给人的启示是既强调对"道"的固执,又强调"权变"而"时中"。这种思想成为朱熹诠释经典,构建理学的根本指导原则。朱熹的经典诠释活动体现了追求圣人"当来立言本意"和诠释者"自得言外之意"的统一。与这种追求相适应,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是融汉、宋于一炉,既重训诂考据,又重义理阐发。     

略论王阳明的"致良知"

“致良知”的思想是王阳明思想中具有贯穿整体意义的学说,它是在批评程朱的过程中提出的。在这里良知上升到了本体的高度,有了多层次的规定,是是非的标准,德性的本原和意义世界的根据。良知是吾性具足的,致良知的功夫只是去良知所受之蔽。致良知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观念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良知的发用流行是一个有先后远近的向外推行的过程,其中有着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     

试论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现代启示

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的核心是强调人们要敢于实践,乐于实践,在实践中求知。该学说不仅具有超越传统狭隘的“知行观”的思想价值,而且洋溢着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对我国当今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新世训》的伦理学启示

《新世训》伦理思想对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启示：体现在新的伦理学立场上，把大量道德中性的思想、行为从理学的“非此即彼”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减少了道德评价对人生的过度介入；体现在伦理观的特点上即理性化、平民化、生活化；体现在它的现代伦理意义上，给处于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价值依靠。从传统伦理思想中提取了人们的共识，给现代的人们自身的精神心里矛盾给予解脱，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如何和谐的生活提出了实际可行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法。     

新理学美学本体论探析

冯友兰新理学美学对美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并且不断接近审美实际的转变过程。冯友兰早期的“美之理”说并不符合审美活动的实际，他对美的这种本体言说是无力的，及至意识到这种本体言说的机械性和不恰切性转而关注人的审美活动的实际，重视审美对象的独特之处，强调“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时才真正突显出新理学美学本体论的价值所在。“美是使人有某种感觉底形象”可看作是冯友兰立足于审美活动实际，最终得出的美学本体论见解。     

运用"三分法"思考法学领域中的问题

“三分法”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鼎立统一；对立中介；适度中道；三要素；三重性；三类型；三形式；三条件；三方面；三层次；三阶段；三结果。把“三分法”运用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中去。那就可以克服人们仅仅在对立两极中思维的旧习惯。从而解决许多长期争论不体的问题，并形成一系列创新见解，有助于实现法学原理立体化。